小学时，也偶尔会有书法课。老师拿来张黑不溜秋的字帖就让我们照着写。模糊的底版上印着几个看起来痴肥的大字，不仅字口不清晰，连起笔收笔在哪里都看不明白，遂不喜。

　　人到中年，才见到日本于上世纪70至80年代的中国碑帖出版物，包括复制品，马上恍然大悟：敢情以前见到的是一个假的颜真卿！原来，他根本不是一个什么肥肿的痴汉，而是一个兼有健美体格与高尚精神的“人”，如果要类比一件艺术品的形象，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的那件著名的宙斯青铜雕塑或可比拟：站在他面前仰望，涌进脑海的是这样一些词汇：威严、高贵、静穆、沉着……然而又充满人性魅力。

　　喜欢“差不多”“凑合”的国内书画出版界，在相当长时间内可不是大众的福音或启蒙导师。当然，对于高阶人士或玩金石的内行来说是另外一回事，他们有渠道看到佳拓。但如此一来，对于没有机会接触到书法真谛的我等寻常百姓来说，就会造成视觉认知偏差，乃至影响一代人。例如，如今很多中老年人，一上手写颜体就写成“墨猪”，一写欧体就写成“田楷”。

　　所幸的是，年轻一代在逐渐打破这种格局。虽然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也在逐渐滑向油腻，但毕竟如今看到货真价实的东西已经不再是难事，国内出版物也在逐渐做得精细起来。可以说，对于作为艺术之书法传播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

　　例如，正在日本东京博物馆举办的《书圣之后——颜真卿及其时代书法特展》，就吸引了很多国内书友前去观摩，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一代。

　　在此展稳居C位的颜真卿《祭侄文稿》，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书法文物中最重要的作品，重大意义超过北京故宫神龙本《兰亭序》，或者日本宫内厅藏唐摹本王羲之手札。为什么？因为它是真迹，这就将摹本拉下一个档次。包括托名在颜真卿本人的各种作品中，它又是唯一的墨迹真品。同时展出的墨迹《建中告身帖》，是否颜真卿亲笔，一直有较大的争议，并有越来越多的观点倾向于认为，这件作品的水准离颜真卿尚有一段距离。能目睹《祭侄文稿》这件一千年前伟大的杰作，本身就是意义。

　　那么，是否可以将“到日本看颜真卿”理解为前去“朝圣”？

　　这就是个复杂的问题了。毕竟，东京博物馆此次的展出，大有将王羲之拉下马，将颜真卿“封圣”的意味。

　　2019年的我们，是否可以不去重复古人的观点？能不能重新去审视这个“圣”呢？

　　实际上，历史上的颜真卿已经被多次封圣了。

　　且不说极其可疑的“字品即人品”之说，将他与儒家文人士大夫道德准则捆绑，不由分说将他解释为一副浓眉大眼的样子；作为孔子第一大弟子颜回的后代（据称），颜真卿和他的家族长期被作为封建帝王王道政治的样板，不容得有一点瑕疵。见过西安碑林的《颜氏家庙碑》吗？这个颜氏的家庙，就在长安城的核心地段，他们作为思想道德标兵，在那里被一路挂出去展览。

　　刚正、沉着、坚毅，这是美好的品格。忠君，这是王道政治的修辞。在这种修辞的背后，我们对这个“人”又了解多少呢？

　　一个75岁的老人，被忌恨他的朝中大员送到叛军那里去“劝降”，理由是因为他“德高望重”，这不就是先道德绑架，然后再借刀杀人吗？所以，他果真是被“叛军”勒死的吗?

　　这样重要的一位文化、政治人物，《新唐书》对他的记载却只有短短一篇，这又是为什么？

　　《祭侄文稿》难道是“忠君”的表率？它难道不是人性的表达，一个老人悲愤的呼喊吗？通过笔墨，我们听得到这个晚年失独的老人如同李尔王一样痛彻心扉，听不到他对“王道政治”的失望吗？

　　“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

　　这哪里是死于安禄山之手，分明死于“自己人”啊！

　　颜杲卿收复土门，派儿子颜泉明到长安报捷并求救兵，途中被太原尹王承业扣押，王承业想冒功升官，遂拥兵不救，颜杲卿与颜季明苦战三日，矢尽粮绝，颜杲卿先被断一足，后又被凌迟处死；颜季明只剩一头颅，颜氏一门被杀三十余人。

　　字字泣血，说的就是这种吧。

　　反而掩盖不住的，正是颜真卿人性的光辉吧，即便在污浊的环境中，他也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德行”。

　　所以，如果封圣即“复古”，将沉渣当作美德，溃烂之处，艳若桃李，那将何其可笑！

　　但是，如果“朝圣”指的是我们将亲眼目睹中国书法的珠穆朗玛，那无疑是成立的。

　　毕竟，能亲眼目睹颜真卿墨迹的，自古以来也没多少人。因为他留下来的大多是碑刻，时间抹去了很多光晕，而善于“透过刀锋看笔锋”的人也并不多。

　　世人对颜真卿的印象往往止于“博大”。然而，并不是尺寸大就是“博大”，博大是一种气度和格局。书法的确能体现一个人的格局、综合修养以及审美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失去精细——颜真卿恰恰在细节上，经得起考验与推敲，能大声疾呼，又能悄声细语，苏东坡对颜真卿书法有个恰当的评价：雄秀。

　　雄壮与秀雅，这似乎对立的美学风格，完美统一在颜真卿的书法中。秀雅，并非指《多宝塔碑》那种整饬和一笔一画的抄经体风格（在此没有贬义，因为他的抄经也很高级），更多指的是笔端流露出的深厚学养，例如他对汉隶与秦篆的化用，对古文字的借鉴。尤其中年以后，学养化成的“秀雅”更加醇厚，用笔更加自出机杼，很多字似乎不经意写成，却带有盎然的古朴意味。这一点，多少后来人想学，却无人达到他的高度。前不久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董其昌，临摹了他的《裴将军诗》，临作和碑帖放在一起一对比，贵为明朝第一大家立即在原作前现出薄弱。再比如，《建中告身帖》后面蔡襄的那几行颜体的“跋”，虽然苏东坡尊其为“宋朝第一”，却也显得力不从心了。

　　“雄秀”，当然可以拟人化，只要不是动辄上升为“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就好。就好比一个“阳刚”的男性，当然可以与“高雅”并行不悖。“雄秀”本身首先便是一个充满了人性、人格魅力的“人”。正如日本著名书法艺术家井上有一对他的理解，他的每个字都是一个大写的、站立的人。井上有一一生临写《颜氏家庙碑》不辍，看看他的临写，颇得颜鲁公骨力，而他本身那些带有抽象表现主义意味的书法，那一个个“贫”字，也仿佛一个个不屈的人，不正是得益于此吗？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