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山杉
在《上海书评》上，我介绍过梁启超旧藏的王夫之《相宗络索》石印本（2013年6月2日），考证了龚自珍助刊《圆觉经略疏》的经过（2012年7月15日），现在打算探讨清代佛学史上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魏源辑《净土四经》的初刻本问题。
魏辑《净土四经》本身并不重要，现在学术上还提到它，完全是因为杨文会（1837-1911）在同治五年（1866）将其重新刊行过，而这个重刊本正是金陵刻经处刻的第一部书，标志着刻经处的诞生。这就是说，重要的是金陵刻经处，而不是魏辑《净土四经》。金陵重刊本包含十四项内容，前面是魏源的《净土四经总叙》和周诒朴的《原刻净土四经叙》，中间是《无量寿经》（魏源会译本）、《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和《普贤行愿品》（此之谓“净土四经”），每经前面都冠有魏源叙，《观经》和《弥陀》后面还附有魏源所写杂记，全书最后是杨文会的《重刊净土四经跋》以及捐资重刊姓氏录。
《原刻净土四经叙》的作者周诒朴，字子坚，湖南湘潭人，是魏源的挚友，生年不详，约卒于同治间。据李柏荣的《魏源师友记》，我们知道其父周系英（字孟才，号石芳）非常赏识魏源，其兄周诒棫（字左璋）也是魏源早年的朋友。周诒朴信佛甚笃，收藏佛典千卷（《周贻（诒）朴事略》，《修西闻见录》卷三）。在魏源写给徐松的一封信中，曾提到“周子坚自都归，述《甘珠尔经》、《丹珠尔经》，剌麻寺均有刻本，卷帙甚富”（转引自朱玉麒：《思想与思想史的资源——魏源致徐松三札考论》，《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四辑，第342页）。这个周子坚就是周诒朴，他对西藏文藏经也产生过兴趣。
周叙详细记述了刊刻《净土四经》的缘起和经过，文章不长，值得全文引用：
余友邵阳魏默深（源）精通宗教，晚岁专心净业。六年春，自秦邮驰书问讯，并手录四经，序而见贻。书云：老年兄弟，值此难时，一切有为，皆不足恃，惟此横出三界之法，乃我佛愿力所成，但办一心，终登九品。且此念佛法门，普被三根，无分智愚，男女皆可修持。若能刊刻流布，利益非小，子其力行毋怠。余谨受教。惟底本为默深病中所录，颇有鱼豕之讹。余藏书既鲜，陋处海隅，又无善本可以借校，屡刻屡改，两易寒暑，始克竣事。校刊竟，因书其缘起于卷端。经序皆署承贯名，盖默深持戒法名也。
咸丰八年岁次戊午仲秋之吉
湘潭信士周诒朴熏沐谨记
我把周叙中透露的事实归纳一下。咸丰六年（丙辰，1856）春，魏源从高邮（别称秦邮）致书周诒朴，称赞净土法门的种种殊胜之处，同时寄去自己手录的净土四经及序文，希望老友能够将其刊印行世。周得信后，断断续续用了两年时间才把全书刻成。叙中所提“陋处海隅”，似指周在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盐场任职一事。周叙撰成的咸丰八年（戊午，1858）仲秋，应即《净土四经》刻成的时间，时距魏源在杭州僧舍去世（咸丰七年三月一日，公历1857年3月26日）已一年有余。在金陵重刊本捐资重刊姓氏录前，刻有“原本湘潭信士周诒朴偕室佘氏捐资敬刊”等字。周是两江总督陶澍（1779-1839）的女婿，《净土四经》刻成时他的元配大概已去世，佘氏应是他的继室。
魏源信中说的“值此难时”，指当时正处于太平天国起义等内忧外患之时。魏源曾任高邮州知州，发信前已被革职，罪名是“玩视军务”，就是在传递有关太平军的军事情报时搞拖延。在太平军攻陷江南期间，佛教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致命打击，当时信佛未久的杨文会已经知道有这么一本魏辑《净土四经》，但寻找数年也未能见到。直到同治四年（乙丑，1865），杨来到南京，翌年参与战乱之后的城市重建工程，其间在同事王梅叔处终于见到了周刻本《净土四经》。杨得书前后，身边已聚集了一批学佛的友人和同事，其中就有魏源长子魏耆（号刚己）。藏有周刻本的王梅叔后来重校过魏辑《净土四经》中的《无量寿经》会译本，其侄王耕心再根据这个校本并系以衷论六篇若干万言，编出《佛说摩诃阿弥陀经衷论》。据王耕心所撰《观如法师传》（《龙宛居士集》卷四），与杨文会相约同时刊刻方册本藏经的扬州藏经院观如法师（1847-1899）也同魏源一家有着极深的渊源：
咸丰中，值粤匪之乱，丐食四方。年十七，客邵阳魏氏。同治三年，江南平，师从魏氏居江宁，偶以掘地得藏金千余两，悉以假魏氏。已，而魏氏以力绌不能偿，师廓然舍去，不与较也。魏氏自默深先生后世通佛乘，先生知高邮时，宛平瑞安法师自红蠃来，先生礼敬之。先生既卒，其子刚己居士耆犹供养不少懈，师由是常依瑞公讲无上正觉顿解生死之故，乃礼瑞公受优婆塞戒，称弟子。年二十一，决志出家，北渡江，抵扬州师事妙湛和尚，遂披剃于扬州藏经院。
在有关魏源生平和思想的论文和专著中，从未见人使用过《净土四经》周刻本。此书当时印数大概就不多，再加上战乱的关系，传本恐怕更少，这从杨文会“觅之数年”才在王梅叔处见到是可以想象到的。孙殿起《贩书偶记续编》倒是著录过一部带周叙的魏辑《净土四经》，不过那只是一部传钞本，而非刻本。除孙书外，没见有人著录过周刻本《净土四经》。由于金陵重刊本影响很大，可以说彻底取代了周刻本，所以后来研究魏源宗教思想的人，也全是借助于金陵本。像《魏源全集》（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2月第一版）第十二册所收魏辑《净土四经》，完全就是依据金陵本。宗舜法师写的“校点说明”也说周刻本“今尚未发现有传世者，故其书内容，只能就金陵本了解”。
那么，现在到底还有没有传世的周刻本呢？其实还是有的。近年托友人在拍卖会上购得一部魏辑《净土四经》刻本，我想它正是魏源研究者至今没有见过的周诒朴初刻本。该本封面封底完整，封面无书签，书中内封面分三栏，中栏刻“净土四经”四个大字，左栏刻“后附净土杂录”六个小字。与金陵本左右双栏、上下单栏不同，周刻本四周双栏，而且字体和开本都较金陵本为大，可见金陵本并非翻刻原书，而是将其重刻，但保留了诸如单鱼尾，每半叶十行，每行二十字等版式特征。与金陵本以魏源《净土四经总叙》开篇不同，周刻本是以周诒朴叙（即金陵本的《原刻净土四经叙》）开始，后面才是魏源的《总叙》。再往后的经、叙、附记，两书排序相同。金陵本计算叶数的方式是，每种经、叙、附记都是另起单算，而周刻本则自周叙之后一算到底。周叙全是手书上版，叙尾周诒朴题款后还刻有“在家僧”阳文印一枚，而金陵本的周叙则全部改为宋体字，也没有“在家僧”印。手书上版的周叙，字刻逼真无变形，“在家僧”印的篆字亦不失真，可知其绝非翻刻，必是初刻无疑。
看到内封面上的“后附净土杂录”，大家容易联想到书后可能会附录净土往生感应传一类的东西，但我手上的这个刻本却是止于《普贤行愿品》，后面没有任何文字。原书是否另外随刊有一册《净土杂录》，也不得而知。周叙和杨跋都没有提到“净土杂录”。我觉得所谓“杂录”者，多半就是指附于《观经》和《弥陀》后面的魏源所写杂记。魏源诸叙、周叙、杨跋以及王耕心的《衷论》都未提到这些杂记，它们在性质上属于问答抉择经中疑义，大概由于不成系统，无处可置，于是才被放在相关经文之后，此谓“后附净土杂录”，并不是说四经之后或之外单独还有“净土杂录”。
如上所述，金陵本后面刻有“原本湘潭信士周诒朴偕室佘氏捐资敬刊”，但我手里的这个刻本上面没有关于佘氏的信息。杨文会是从哪里知道“偕室佘氏”的，是根据原刻本上面的刊记，还是得自王梅叔和魏耆等人的传述，现在还无法弄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手里的这部周刻本前后都没有刊记或牌记一类的东西。当然书本身可能有脱叶，但这一点目前无法确定。
日本《卍续藏经》曾据金陵本《净土四经》收进《无量寿经会译》，魏源诸叙记，以及周叙和杨跋，但删去魏源未做校改的《观经》《弥陀》和《行愿品》三经（《魏源全集》也做同样的处理）。宗舜法师特别提到：“《卍续藏经》本虽据金陵本重排，但文字显然经过了校改。如金陵本‘道场树一段，未译无之。用魏、唐译本’一句，其中‘未译’乃‘宋译’之讹，《卍续藏经》本则不误。又如金陵本‘即《十六观经》之下品往生，石得见佛也’一句，其中‘石得’乃‘不得’之讹，《卍续藏经》本亦不误。”检读我手上的周刻本，“宋译”和“不得”二词均正确无误。周刻本无误，金陵本误刻的例子还有不少。如《无量寿经》中魏源所作夹注“且佛与弥勒问答语气”，“惟此土为善”，“又恐有缺”三句中“问”、“土”、“缺”三字，金陵本误刻成“间”、“上”、“決”。《无量寿经》“空中讚言”的“讚”字，金陵本误刻成“諸”。《观经》“与提婆达多共为眷属”的“共”字，金陵本误刻成“其”。
也有周刻本原误，但金陵本加以校正的例子。如《无量寿经》“或为刹利国土”的“土”字，金陵本改为“王”。“又无量佛国”缺“寿”字，金陵本补“寿”字。《无量寿经》魏源夹注“精勒修习”的“勒”字，金陵本改为“勤”。《观经》“菩萨三万三千”，金陵本改成“三万二千”，符合佛经惯例。《阿弥陀经叙》“去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十亿万里外”一句，金陵本改“十亿万里”为“十万亿刹”，《卍续藏经》本沿之，这应是根据经文“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而做的合理改动。《普贤行愿品叙》“身语意念，无有疲厌”和“修净土而不读《弥陀》”，金陵本更正为“身语意业，无有疲厌”和“修净土而不读《行愿品》”。《普贤行愿品》“昆舍阇”，金陵本改作“毘舍闍”。周诒朴在叙里提到他刻书时遇到过“惟底本为默深病中所录，颇有鱼豕之讹。藏书既鲜，陋处海隅，又无善本可以借校”等客观条件上的困难，所以虽然“屡刻屡改”，原刻本中还是留下了这么多错误和问题。尽管如此，还是希望以后再版《魏源全集》时，可以根据新发现的周刻本将有关《净土四经》的部分重新精校一次。
（实习编辑：王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