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不仅在于它为后来的文学提供了标杆，更在于它具有创作资源的意义。文学经典创造了艺术表现生活的新模式，创造了艺术家主体的抒情方式，具有开辟时代的意义。文学经典《红楼梦》就是一例。

　　每当我们说起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家族叙事的时候，我们会想起《红楼梦》；每当我们讨论民族审美的特殊抒情方式的时候，也会想起《红楼梦》。

　　前者我们从巴金的《家》、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张恨水的《金粉世家》、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欧阳山的《三家巷》直到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叶广芩的《采桑子》等小说中，可以领略其文脉流变。家或家族，一个或几个，总是在大时代的变革中分化出新与旧、父与子、保守与激进、革命与卫道的矛盾，成为小说故事发展的动力。与其说生活是源，而前辈的文学传统是流，不如说后者所准备的艺术形式成为表现生活的一种方式，具有了文学之于世界的特殊价值。毕竟，后来任何艺术家对于生活的表现，不都是直接面对生活的，而是经过文化或审美经验的中介，使创作和读者的审美经验能够顺利对接，进而达到在一个文化和审美传统的基础上的对话和交流。家族叙事所包含的“家国一体”的隐喻，使文学在展开生活的艺术画卷时，往往具有内容深广的史诗性。有论者指出，“家族主题”对于揭示中国20世纪个体的存在状态以及其与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广的意义和可探索性，它所蕴含的原型力量和文化精神是当代作家无法忽略掉的文学命题。

　　后者我们可以从茹志鹃的《百合花》中有所领略。当代批评家李建军2009年曾在《〈百合花〉的来路》一文中说，茹志娟的“《百合花》是从《红楼梦》这块沃土上长出的一棵嘉树——它是《红楼梦》的孩子”。这部得到茅盾好评的小说“打通了时代与《红楼梦》之间高高的界壁”，是一篇“抒情诗一样优美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纯洁无瑕的爱的故事”。有人说它受了孙犁小说《红棉袄》的影响，是一篇仿作，实际上往上溯源，《红楼梦》才是它真正的源头。是的，《红楼梦》中关于宝玉与晴雯那不是爱情的爱情，经典情节“晴雯补裘”，和《百合花》中新媳妇与“小战士”之间的纯情关系，以及新媳妇为牺牲了的小战士“补衣”，不是存在着兼具形似与神似的关系吗？越是细细品味，越发现作者的抒情方式与《红楼梦》一脉相承，难怪著名文学家茅盾对其拍案称赏！李建军进而说茹志娟“后来在《百合花》等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生活的温柔而细腻的情感态度，那种从容、优雅的叙事姿态，那种对于美好事物的精微的感受能力和充满诗意的表现能力，都无疑是受了《红楼梦》影响的结果”。茹志娟在《红楼梦》中所获得的经验支持使它“光荣地归入了《红楼梦》的精神谱系”。

　　要不要把无比丰富的现当代文艺作品归入《红楼梦》的精神谱系，一一勘察之，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即人人言红楼，将《红楼梦》视为典范、视为巅峰，必然形成《红楼梦》对文学中特别是小说的“独步天下”的局面。一部作品成为某个艺术类型的标准，这当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如果说这种说法被夸张了，那么不妨看一看处在另一语境中学者的观点。如长期居于美国的文学研究者夏志清认为，即便是最好的现代小说，在广度和深度上也难以与《红楼梦》相匹敌。因为除少数例外，现代中国作家尽管拥有所有新的艺术技巧，但由于缺乏哲学方面的抱负和未能探索到更深的心理真实，依然更多的是传统主义者。一个精通传统文学的学者为了表示对当代中国文学的轻视，总会这样问：“近50年产生的作品，有哪一部能够同《红楼梦》相比？”毫无疑问，《红楼梦》俨然成为一种高不可及的标杆。

　　在《红楼梦》与文学经验的关系上，人们的焦虑也许在于：要求或希望《红楼梦》的研究者更进一步为文学经典的再创造提供一条可以验证的规律。当代文学的焦虑，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精品与经典的焦虑，怎样才能再造辉煌、再塑经典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红楼梦》能够为我们提供这个成功经验吗？

　　比对当下作品，拿《红楼梦》这样一种经典对照，往往令人沮丧，甚至这种比照对文学信心的培育也是不利的。一方面，《红楼梦》为人们提供了学习的榜样；一方面，《红楼梦》又让人觉得高不可攀。第一方面，人们可以把《红楼梦》变成教科书，循循善诱，因势利导，使《红楼梦》成为一种文学修养。第二方面，则会带来消极后果，即以《红楼梦》为标准，和《红楼梦》比高下，还会有作品敢主动出笼吗？似乎所有的作品出世都是为了和《红楼梦》试比高下的。难道不如《红楼梦》就不能存在吗？此后文学的价值就是为了全面超越《红楼梦》吗？为什么《红楼梦》变成了压迫当代文学的力量？[NextPage]

　　势所必然，这唤起另一种反应——迁怒于《红楼梦》和红学。于是，否定的观点也纷纷出炉。

　　一种观点是：沉湎于《红楼梦》的民族不会有生命力。论者追溯历史，认为曾几何时，许多领域的研究枯萎凋落之后，对看似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的《红楼梦》的研究却还继续红火。其时社会学、政治学、法理学、伦理学的研究等“经世之学”多“关停并转”，长期阙如，而红学却反而一枝独秀，俨然成为古代经典研究中的“显学”，与现代经典研究中的“鲁学”交相辉映。退一步说，《红楼梦》是一部安雌守弱的作品，我们继承的文弱使我们更喜欢文弱的作品，还是我们的喜欢使我们更趋文弱——这极其不利于刚健雄魄精神的培养。弱弱的宝玉、哀哀的黛玉，还有那样冰清玉洁的妙玉，其命运固然让人怜惜，除此而外还有什么——总让人怜惜不是办法啊！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围绕一本书、一个人形成一个“学科”，养活那么多文学教授令人不可思议。而文学界的有些人，往往对“红学热”、“红学界”保持一定的距离，敬而远之。当因特殊事件舆论界与红学发生论战时，他们认为新时期以来红学研究近30年的成果对文学创作毫无价值、毫无帮助。所以作为红学家该反思：是不是做了可怜的空头文学家。所谓“空头文学家”，倘不伤害文学，一个最浅表的解释是，没有文学作品的文学家以及通过文学评论做成的“思想家”。

　　再举一种观点，即认为《红楼梦》是停留在那种有士大夫情调的旧文学，“红学家”他们不会用新的观点来研究，所以红学所谓成果当然要被贬低。即使要研究《红楼梦》，也应该用西方文化来观照进行。自己看自己的后脑勺，哪里看得到真面目。而且，现代人怎么能老去考证谁谁的身世这些无聊的事情，那叫做吃饱了没事做，当然就没有意义了。以《红楼梦》为标准是无可置疑的“向后看”，沉湎于《红楼梦》之中也不过是多爱多恨、自怨自艾等等。

　　有些人干脆说：红学家真的像是没有价值判断的“知道分子”，只是摆弄些文献、卖弄点与文学创作毫无关系的知识罢了。

　　凡此种种指责，也不必一一反驳。假如知道红学已经超出了文学的范围，具有跨学科性，还要求红学的所有成果都必须是一种创作论，不是很奇怪吗？假如认定红学队伍庞大，许多研究者还在成长中，出几个“知道分子”、空头文学家也不能代替整个红学界啊！其实，红学的积极成果和正面经验远远要比说几句风凉话艰难得多！争论本身，即说明“无古不成今”。争论得越激烈，越说明逃避《红楼梦》与红学，实行鸵鸟政策只可能是权宜之计，不可能蒙骗过关。因为《红楼梦》与红学确实包容甚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成为以文学为中心的百科知识的荟萃之地。

　　至于说到《红楼梦》是否具有现代性？似乎不用我们来专门论述，因为已经有许多相关论述和论证：《红楼梦》不仅不缺少现代小说的品格，而且它的超前价值还远远没有挖掘净尽。我们信手拈来一份现成的论述：“一是艺术形式上的，现代小说所孜孜追求的时间倒置、悬置、嵌合等打破直线时间顺序的艺术手法，在《红楼梦》中已有比较成功的阐释。二是在内在意蕴上，有现实时间与神话、宗教时间的切割和重组，现实时间的倒置、悬搁与嵌合，以及‘关键日期’的浓笔铺写，都使《红楼梦》具有一种回归神话、宗教之源的预言性和寓言性。”（见梅新林、崔小敬《现实时空与魔幻时空》一文）

　　显然，《红楼梦》不仅形式上有超前性，而且内容上也有多重阐释的精神空间，这就是“千门万户”的《红楼梦》何以随着时代发展而展现不同风姿的原因。其在文化本源多样性上的种种表现，多次唤起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共鸣，还是来看一看白先勇对《红楼梦》的虔敬态度吧：“我觉得《红楼梦》的确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对我来说它还有特别的意义，无论是它的风格、文字，还是它的人生思想，我想这是一部‘天书’，每次看都有新的意义。”

　　是的，“新的意义”正是在传统与经典富饶的文学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无古不成今！

　　（实习编辑：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