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匡衡传》记载，当时学者间流传“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的歌谣。按理，匡衡的《诗经》研究，水平应该是相当高的，他的讲解《诗经》应该是生动有趣的。但是，从匡衡奏疏中引用《诗经》诗句及其解读看，情况似乎并非如此。“匡说《诗》，解人颐”，更像是一句夸张失实的广告语言，或者另有原因。

 

　　一

 

　　《汉书》卷八十一《匡衡传》载，出身贫寒的匡衡经苦读成为有学问之人。当时学者间流传这样一首歌谣：“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对于其中“解人颐”三字，颜师古注引如淳言曰：“使人笑不能止也。”可见，匡衡对《诗经》是相当有研究的，他对《诗经》的阐释，颇有妙趣，深受当时人们的欢迎。因为汉武帝刘彻采取了“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文化政策，包括《诗经》在内的每一部儒家经典着作都有许多人从事研究，涌现出了不少卓有成就的经学专家。匡衡能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一时大受欢迎的说《诗》名家，殊非易事。不难想象，匡衡的《诗经》研究，水平应该是相当高的。

 

　　那么，匡衡有没有研究《诗经》的着作问世、传世呢？班固《汉书·匡衡传》未言匡衡有过什么着作，《汉书·艺文志》着录“凡《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没有匡衡的着作；《隋书·经籍志》着录有关《诗经》着作“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也没有匡衡的着作。后世文献着录，均不见有匡衡任何着作目录的信息。据此或可断言，匡衡不曾有过关于《诗经》的着作。

 

　　清人王绍兰（1760—1835，字畹馨，号南陔，自号思维居士，浙江萧山人，官至福建巡抚、闽浙总督），去官还乡之后，杜门谢客不闻外事者十九载，着书二十余种。但是，今天能看到的，仅有八种，其他稿本都散失无存了。散失的手稿中，有一种叫《匡说诗义疏》（参屈万里、刘兆佑主编《明清未刊稿汇编·萧山王氏所着书》，全三册，台北市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印行，1976年）。可惜的是，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确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着作。所谓《匡说诗》，大约是王绍兰从文献中辑录匡衡谈《诗》文字而成者。不过，他留存下来的主要着作之一《诗说》，只是对《诗经》字词意义的简单注疏，引用的参考文献既不多，见解亦不甚高明。由此判断，其《匡说诗义疏》大约也不会是多么有价值的着作。

 

　　匡衡未留下有关《诗经》的任何着作，使得后人对他的《诗经》研究成果几无所知。一时知名学者，其轰动一时的学术成果，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二

 

　　事实上，关于匡衡的《诗经》研究情况，《汉书·匡衡传》中是透露过一点信息的。匡衡参加科举考试之后，因为成绩不理想，只被封太常掌故一职，接着“调补平原文学”，被打发到了外地（平原在今天山东德州）。朝廷的这一任命，立即招致一些经学家的反对，“学者多上书荐衡经明，当时少双，令为文学就官京师；后进皆欲从衡平原，衡不宜在远方”。汉宣帝让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少府梁丘贺对匡衡进行考试，结果，“衡对《诗》诸大义，其对深美”。萧望之在奏疏中于匡衡的对策有这样的评价：“……衡经学精习，说有师道，可观览。”由此可见，匡衡研究《诗经》，主要是研究其中“大义”，也就是思想内容方面；“其对深美”，当指匡衡的研究是深刻有见地的；“说有师道”，大约是指匡衡的研究学风是严谨的，继承了前人的成果；“可观览”，当指匡衡对《诗经》大义的阐发可资朝廷借鉴。当然，这些记载都由于语焉不详，我们无法据以得出什么像样的结论，若要作进一步的探讨，需要其他材料。

 

　　细读《汉书》匡衡传，不难发现一个现象：匡衡作文上疏，喜欢引用或提到《诗经》。即《汉书》本传所言“傅经以对，言多法义”（颜师古：傅读曰附。附，依也）。这给我们一个提示：可以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勾稽、分析，了解匡衡《诗经》研究的一些信息。

 

　　藉《汉书》载录得以保存至今的匡衡文章，总共有十五篇，篇目（用清人严可均校辑《全汉文》标题）如下：《上疏言政治得失》，《上疏言治性正象》，《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奏免陈汤》（以上见《汉书·匡衡传》）；《奏徙南北郊》，《上言罢郊坛伪饰》，《又言罢雍鄜密上下祠》，《复条奏罢群祠》（以上见《汉书·郊祀志》）；《奏罢诸毁庙》（见《汉书·韦玄成传》）；《华阴守丞嘉封事封》（见《汉书·朱云传》）；《以孔子世为殷后议》（见《汉书·梅福传》）；《郅支县头稿街议》，《甘延寿、陈汤封爵议》（以上见《汉书·陈汤传》）；《祷高祖孝文孝武庙》，《告谢毁庙》（以上见《汉书·韦玄成传》）。其中，载录于《汉书·匡衡传》的前三篇奏疏中引用或提到《诗经》，一共有十处。

 

　　三

 

　　下边，我们逐一抄录、分析匡衡这十处引用或提到《诗经》的文字，看看都表达了他什么样的观点；同时根据清人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上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所搜集的各家说法，作一点简单的比较，以便了解匡衡的说法跟别家有何异同。

 

　　1、臣窃考《国风》之诗，《周南》《召南》被贤圣之化深，故笃于行而廉于色。郑伯好勇，而国人暴虎；秦穆贵信，而士多从死；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晋侯好俭，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国贵恕。由此观之，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上疏言政治得失》）

 

　　关于《诗国风》书名题名，齐诗说：“《诗》三百五篇，诗者，持也。在于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讽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孔颖达疏云“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队”。毛诗《大序》说：“风，风也，教也。”又说：“下以讽刺上，故曰风。”

 

　　关于《周南》《召南》诗歌意旨，各家没有总的说明。但是，关于《周南》首篇《关雎》，均有说法流传至今。鲁诗说有：“周道缺，诗人本之袵席，《关雎》作。”“后妃之制，夭寿治乱存亡之端也。是以佩玉晏鸣，《关雎》叹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离制度之生无厌，天下将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咏淑女，几以佩上，忠孝之笃、仁厚之作也。”“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关雎》豫见，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毕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性不双侣，愿得周公，配以窈窕，防微消渐，讽喻君父。”等等。齐诗说是：“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故《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韩诗说是：“诗人言雎鸠贞洁慎匹，以声相求，隐蔽于无人之处，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有度，应门击柝，鼓人上堂，退反宴处，体安志明。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毛诗说是：“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

 

　　王先谦认为，《汉书·匡衡传》以“后夫人”笼统言之，是齐诗说的明证。

 

　　“郑伯好勇，而国人暴虎”，语出《郑风·大叔于田》首章“襢裼暴虎，献于公所”下齐诗注，一字未改。毛诗说：“刺庄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义而得众也。”孔颖达疏云：“叔负才恃众，必为乱阶，而公不之禁，故刺之。”王先谦云“三家无异议”。可见，匡衡摘句并未顾及全诗意思。

 

　　“秦穆贵信，而士多从死”，语涉《秦风·凰鸟》。颜师古引应劭曰：“秦穆公与群臣饮酒，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许诺。及公薨，皆从死。《黄鸟》诗所为作也。”毛诗序于《黄鸟》诗下说：“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匡衡的说法，跟《黄鸟》诗之本意并不一致。

 

　　“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语涉《陈风·宛丘》。颜师古引张晏曰：“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无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故其《诗》云：‘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毛诗序说：“刺幽公也。淫荒昏乱，游荡无度焉。”说法不太一样。

 

　　“晋侯好俭，而民畜聚”，语涉《唐风·山有枢》。毛诗序云：“刺晋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国，有财不能用，有钟鼓不能以自乐，有朝廷不能洒扫，政荒民散，将以危亡，四邻谋取其国家而不知，国人作诗以刺之也。”《山有枢》首章有“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它人是愉！”颜师古据此指“其俗皆吝啬而积财”。据《史记·晋世家》“当周公、召公共和之时，成侯曾孙僖侯甚吝爱物，俭不中礼，国人闵之，唐之变风始作。”张衡《西京赋》“鉴戒《唐诗》，他人是媮”薛综注：“《唐诗》，刺晋僖公不能及时以自娱乐。”王先谦根据这些，推测“三家诗与毛异义”。但是，匡衡这一句话，倒跟毛诗说法一致。

 

　　“太王躬仁，邠国贵恕”，颜师古注云：“太王，周文王之祖，即古公亶父也。国于邠，修德行义。戎狄攻之，欲得地，与之。人人皆怒欲战。古公曰：‘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居之，予不忍也。’乃与其私属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邠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它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邠即今豳州，是其地也。言化太王之仁，故其俗皆贵诚恕。”古公亶父事迹，《大雅·绵》中有生动描述。这是一般性引用典故，看不出在理解《诗经》上有何倾向。

 

　　2、臣闻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说之也。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姓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阴阳和，神灵应，而嘉祥见。《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此成汤所以建至治，保子孙，化异俗而怀鬼方也。（《上疏言政治得失》）

 

　　所引《诗》为《商颂·殷武》。“商邑翼翼，四方之极”，鲁齐韩三家均作“京邑翼翼，四方是则”。《汉书·匡衡传》所引跟毛诗相同而不同于齐诗，王引之认为这是后人据毛诗篡改的。荀悦《汉纪》载匡衡疏云：“《诗》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则。’此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据皮锡瑞说，“商邑”“京邑”的不同，原因是毛诗跟三家诗对该诗作者所处时代意见不同，毛诗认为是商人所作，三家诗认为是周人所作。

 

　　因为，周以前天子所居没有“京师”的说法。关于所引诗句的意思，颜师古在郑笺基础上加进自己意见说：“商邑，京师也。极，中也。言商邑之礼俗翼翼然可则效，乃四方之中正也。王则寿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孙也。”

 

　　3、宜遂减宫室之度，省靡丽之饰，考制度，修外内，近忠正，远巧佞，放《郑》《卫》，进《雅》《颂》，举异材，开直言，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上疏言政治得失》）

 

　　《汉书·地理志》：“武公与平王东迁，卒定虢会之地，右雒左洓（姊右），食溱洧焉，土狭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接着就引《郑风》中的“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出其东门》），“溱与洧，方灌灌兮。士与女，方秉菅兮”，“恂（洵）盱且乐，惟士与女，伊其相谑”（《溱洧》）等作为例证。对于郑风的这种恶评，可以追溯到孔子那里，《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一次在回答颜回如何治理国家的提问时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郑声即郑风音乐、诗歌，在孔子看来是淫荡的，应该予以排斥（放）。郑、卫并列，始见于《礼记·乐记》：“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这是因为，作为当时新乐，郑风、卫风诗歌在表现男女之情方面相对比较开放、热烈。匡衡对待郑卫之声的态度，也用了“放”字，可见跟孔子思想一脉相承。据此可以推测，匡衡说解《诗经》，立场是卫道保守的。

 

　　4、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养其心，休烈盛美，皆归之二后，而不敢专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佑焉。其《诗》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业，而鬼神佑助其治也。（《上疏言治性正象》）

 

　　匡衡所引《诗经》句子出自《周颂·闵予小子》。“念我皇祖，陟降廷止”，毛诗作“念兹皇祖，陟降庭止”。毛传：“庭，直也。”郑笺：“陟降，上下也。于乎我君考武王，长世能孝。谓能以孝行为子孙法度，使长见行也。念此君主文王，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言无私枉。”匡衡的说解，与毛诗（王先谦推测，鲁诗与毛诗相同）不同，多了鬼神佑助一点。

 

　　5、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留神于遵制扬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上疏言治性正象》）

 

　　匡衡所引《诗经》句子出自《大雅·文王》。“无念尔祖，聿修厥德”，鲁诗作“毋念尔祖，述修厥德”。颜师古注云“无念，念也。肀，述也”。匡衡把这两句诗作为“遵制扬功”的同义语，其实并不对等，“扬功”是诗句里所没有的。

 

　　6、臣又闻：室家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故《诗》始《国风》，《礼》本《冠婚》。始乎《国风》，原性情而明人伦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上疏言治性正象》）

 

　　《诗经》以《国风》打头，匡衡认为是为了顺乎性情去阐明人伦的道理。《诗经》为何让《国风》打头，别家似乎没有说到。郑笺：“国者，总谓十五国；风者，诸侯之诗。”把诸侯之诗排在最前边，可能只是一种“先诸侯后王国”或者“先民间后朝廷”的顺序，编辑者未必有匡衡所说的用意。匡衡之所以那么说，那是因为他要强调性情、人伦的重要性。

 

　　7、陛下圣德纯备，莫不修正，则天下无为而治。《诗》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传曰：“正家而天下定矣。”（《上疏言治性正象》）

 

　　匡衡所引《诗经》出自《周颂·桓》。“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毛传：“正家而天下定矣。”郑笺：“于是用武于四方，能定其家先王之业，遂有天下。”指的是武王循文王之道，正家以定天下。就是颜师古所说的“言欲治四方者，先当能定其家，从内以及外”。匡衡的说法跟毛诗不同，匡衡讲修德正身，然后天下可以无为而治。

 

　　8、《诗》云“茕茕在疚”，言成王丧毕思慕，意气未能平也，盖所以就文武之业，崇大化之本也。（《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

 

　　匡衡所引《诗经》句子出自《周颂·悯予小子》：“闵予小子，遭家不造，茕茕在疚。”“茕”韩诗作“惸”，毛诗作“嬛”，鲁诗同齐诗；“疚”鲁诗作宝盖下加“久”字。毛诗郑笺谓成王姬发“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忧病之中”，与匡衡的“丧毕思慕，意气未能平”不太一样。

 

　　9、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故《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贞淑，不二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来，三代兴废，未有不由此者也。（《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

 

　　匡衡所引《诗经》句子出自《周南·关雎》。“仇”毛诗、韩诗作“逑”，齐诗鲁诗作“仇”。鲁诗说：言贤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韩诗说：淑女奉顺乾德，成其纪纲。齐诗说：《关雎》有原，冀得贤妃正八嫔。毛传：“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好匹。”郑笺：“怨偶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谐，则幽闲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妬，谓三夫人以下。”“无介乎容仪”， 服虔曰：“不见色于容仪也。”师古曰：“介，系也。言不以情欲系心，而着于容仪者。”“不形乎动静”，形，颜师古谓“见也”，即不表现出来。可见匡衡的解说，强调所指贞淑跟容仪、动作无关，跟毛传、郑笺大不相同。

 

　　10、孔子曰：“德仪可尊，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仪，惟民之则。”（《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

 

　　匡衡所引《大雅》诗句出自《抑》。“惟”毛诗作“维”，齐鲁韩作“惟”，鲁诗亦作“伊”。这里匡衡并未直接诠释《诗经》诗句，而是引用《诗经》诗句来印证孔子的话（孔子的话见于《孝经》）。

 

　　四

 

　　通过上述对各家阐释的简单排比，不难看出，作为齐诗的继承者，匡衡阐释《诗经》不但思想观念保守，文字也未见有过人的文采（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谈理而文，质而不厌者，匡衡”，当属人云亦云之言）另外，从西汉时期一直仅在民间流传的毛诗到东汉中期流布渐广、至郑玄为《毛诗诂训传》作笺而大行于世、齐鲁韩三家则渐趋湮灭这一系列事实推测，属于古文经学派的毛诗比属于今文经学派的三家诗更加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因此，我认为，《汉书·匡衡传》“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谣唱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那是齐诗学派的“广告语”。

 

　　退一步讲，即使这个谣唱是的确有过的，是旁人的说法，究其原因，也未必是匡衡对《诗经》解说本身水平很高或通俗易懂，而有可能是权贵效应，因为曾是两朝宰辅。萧望之和梁丘贺两位大臣的鉴赏力，也不见得有多高。

 

　　（编辑：李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