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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愉快的心情等待着死亡

　　【一】

　　马可·奥勒留在公元161年开始执政时，强大的罗马帝国已经过了它精力旺盛的青年时代，正在迅速地走向衰落。当人们在物质财富上的希望受到打击时，就会转向求助于精神财富，帝国衰落之日，正是哲学开始勃兴之时。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化时代，兴起过四大哲学学派：犬儒学派、斯多噶学派、怀疑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在这四派当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斯多噶学派。在罗马上流社会，自称是斯多噶派的贵族很多，但这些人以斯多噶派自居，完全是为了赶时髦，显示一下自己有文化而已，没有人认真对待的。这其中马可·奥勒留却是一位真正的斯多噶信徒。

　　奧勒留于公元121年4月26日生于罗马，在一个很有政治势力以及富有的家庭中长大。马可·奥勒留的父亲在他3个月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他一直跟着爷爷生活。他爷爷担任过罗马执政官，跟哈德良元首是至交。他小的时候就引起了当时的罗马皇帝哈德良的注意，因而得到了特殊的教育。6岁即升为骑士阶级，7岁入学于罗马的萨利圣学院，并在这里受到精英教育。

　　哈德良是看着奥勒留长大的，一直觉得他是帝王的绝佳人选。哈德良这么想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这小孩儿从小就是学习狂。为了满足他的学习欲望，他的爷爷给他请了17个老师：4个教语文，4个教修辞，1个教法律，8个教哲学。小孩子从小就拒绝华丽的服装，坚持穿粗布衣裳。妈妈让他睡床，他非要睡地上。人家勾践卧薪尝胆是仇恨所致，这位奥勒留如此行事，仅仅是为了在朴素的环境中保持智慧。而那个时候，他只有12岁。

　　马可·奥勒留18岁时，安东尼皇帝收他为养子，让他成为这个辽阔王国的继承人。从此他开始了政治家的生涯，安东尼赐给他恺撒的称号。在宫廷里，年轻的王子受到朝臣的谄媚奉承；在军营中，他接受军事方面的训练；在安静的书房里，他开始思索帝国的根基、野心的来源和生命的归宿。罗马人是首先行动、然后思考的民族，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们中间竟产生了一位出身皇族的哲学家。

　　在养父去世后，他登上了帝位。恺撒帝位建立在奸诈不义之上，靠专制和杀戮来维持它的稳固。当他手握重权时，他总是小心提醒自己：千万别成为恺撒式的人物。别的理想主义者是为追求清贫而放弃富裕的生活，奥勒留却被迫放弃对清贫的追求而过着奢华的生活。

　　【二】

　　帝国境内的游牧民族，曾被罗马人奴役了五个世纪，受尽苦难，随时准备着揭竿而起。当哲学家马可·奥勒留登上帝位时，反叛爆发了。

　　首先是周边民族开始入侵。这其中以渐渐壮大的日耳曼人和恢复元气的帕提亚人最为凶猛。罗马军队仍然保持了强大的战斗力，奥勒留分派出两路大军，将北方与东方的入侵者纷纷击退。可悲剧在于，西亚当时正流行一场可怕的瘟疫，罗马的东路军有人染上瘟疫，并在凯旋之后将瘟疫带回了罗马。

　　此次瘟疫之可怕，甚至超过了提图斯时代。166-167年疫情达到高峰，罗马城有时一天能死上千人。无数人逃离罗马，奔向荒僻之地。这还没完，罗马随即爆发了百年不遇的水灾。瘟疫加水灾几乎摧垮了农业。罗马闹起粮荒。

　　当时罗马军队在劫掠塞琉西的阿波罗神庙时，据说打开了一个神秘的金盒子，里面藏有瘟疫的毒菌，于是末日降临，意大利的许多村庄和城市沦为废墟，罗马城里也有近万人死亡。正当奥勒留为赈济灾民焦头烂额时，他宠信的将军，帝国东部总督阿维第乌斯·卡西乌斯在叙利亚举兵反叛，意欲夺取王位。叛乱最终被平定。杀死卡西乌斯的是其手下的属将。但对于卡西乌斯的死，奥勒留深为遗憾。他为权力的欲望毒害将军的心灵而感到沉痛，还说本来要求宽恕的应该是他自己。奥勒留还小心地毁掉一切有关叛乱的文件，以免牵连参与其中的人。当奥勒留说，不要从权力、地位、名誉等身外之物中去寻找快乐，要在物质现象面前保持心灵的尊严时，他不是只面对别人，宽宏大量，有如是者。

　　奥勒留想尽各种办法防疫救灾，罗马勉强渡过难关。但紧接着，北方日耳曼各蛮族部落就以更凶猛的势头卷土重来。罗马守军损兵两万，北疆告急。

　　帝国危难之时，这位从小在书本中长大的帝王毅然决定亲自出征，以振奋全军低落的士气。看似一介书生的他，在战场上运筹帷幄、挥洒自如，亲率罗马大军横扫日耳曼，将来犯之敌尽数剿灭，边境重归安定。

　　可帝国周边的日耳曼各部落已成气候，一次出征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公元169年，敌军再度犯边，奥勒留只得再次出战。这一次他陷入了缠斗，这场大战竟持续了六年之久。这六年，奥勒留一直在边疆度过。也正是在这六年间，在多瑙河畔的军营里，这位帝王完成了那部不朽的哲学著作——《沉思录》。

　　【三】

　　《沉思录》本不是一本书，它是奥勒留在征战间隙写下的一些感悟。作为天生的哲学家，奥勒留极不喜欢战争，不喜欢死亡，也同样不喜欢政治。可哈德良的赏识，让他承担起了一个帝国的重担。蛮族的犯边，让他不得不置身于尸横遍野的战场上。

　　在《沉思录》中，他写道：“属于身体的一切只是一道激流，属于灵魂的只是一个梦幻，生命是一场战争，一个过客的旅居，身后的名声也迅速落入忘川。那么一个人靠什么指引呢？唯有哲学。”

　　一个只喜欢纯粹思考的人，却不得不面对阴暗的政治，残忍的战争，奥勒留心中充满了矛盾。其实，他的矛盾也是所有人类的矛盾。因为矛盾的双方，是人生中两个永恒的主题——理想与现实。

　　几乎每一个人都遭遇过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有人选择了理想，任凭整个人生在现实的高墙间碰来碰去，哪怕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但更多的人，不得不迁就现实。奥勒留也妥协了，修行者登上了王位，哲学家穿上了战袍。他没有像某些帝王一样，置整个国家于不顾，彻底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作为一名军人，奥勒留是干练的，战功赫赫，可为佐证。作为一个政治家，奥勒留是实际的。他虽然醉心于哲学，却并未怀有任何改造世界的抱负，他承先人余烈，尽力守成，防止腐化。在统治期间权力稍过于集中，但为政力求持平，用法律保护弱者，改善奴隶生活，蔼然仁者之所用心。在他任内，普建慈善机构，救助贫苦民众，深得人民爱戴。这样的妥协，是高尚的。因为我们许多人，都还背负着一样沉重的东西——责任。

　　在他的《沉思录》中，除了对死亡的沉思外几乎没有别的内容。他呼吁人们“顺从理性和神”，以“愉快的心情等待死亡”。

　　或许古代哲学家中没有一个像这位皇帝哲学家那样痛苦地意识到人的易死性和短暂性，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生无价值性。他不无痛苦地写道：“人的时间是一刹那，他的本体处于流动状态中，知觉是昏钝的，整个身体的结构是易遭腐坏的，灵魂是一个疾转之物，运气是很难预料的，追求名誉是件缺乏见识的东西。总而言之，属于身体的一切是个流，而属于灵魂的一切则是一场梦和一团气，人生是战争和逆旅，人死后他的名声将被世人遗忘。”他诘问道：“肉体、灵魂、运气、名声和生命，在所有这些事情中似乎值得你欲求的究竟有什么呢？”

　　那么对于生命短暂的人来说，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真正伟大的事情又是什么呢？奥勒留回答是：顺从人的“本性”，“顺从理性和神”。而所谓“按照你的本性带领着你的去做”，也就是“顺从理性和神”。而所谓“顺从理性和神”，也就是要人们顺从和容忍神、自然或命运的安排，不为自己的死亡而恐惧和烦恼。

　　有些人总想在世上多活几年，奥勒留劝说道：“人呀，你是这个大国家即世界里的一个公民，五年或三年会对你有什么不同呢？”既然凡是与规律相符合的、符合自然或神的意志的都是“公正”的，则顺从自然本性而死又有何抱怨呢？这就像一个司法官雇用一名演员，现在把他辞退让他离开舞台一样。如果是你，你会说：“可是我还没有演完五幕，只演了三幕呢。”你虽然说得对，但是，在人生中三幕就是整个戏剧。“因为怎么样才是一出完整的戏剧是决定于那个先前曾经是构成这出戏的原因、现在又是解散这出戏的原因的人，可是你却两方面的原因都不是。”所以，人无论如何都应该“满意地离开”。并且人要认识到“死无非就是构成一个有生之物的元素的解体”，同时，在元素的不断转换中，对于元素本身又绝无什么害处，这样就能使人感到死亡并不是“恶”，根本无须对之“畏惧”，从而“以愉快的心情等待着死亡”。

　　他教人别怕死，而且欢迎死。他慰藉人的方法之一是教人想想这世界之可留恋处是如何的少。一切宗教皆以“生死”为大事。在罗马，宗教是非常简陋而世俗的，人们有所祈求则陈设牺牲、匍匐祷祝，神喜则降福，神怒则祸殃。真正的宗教信仰与热情，应求之于哲学。奥勒留哲学的一部分即是宗教，他教人对死坦然视之，这是自然之道。凡是自然的皆是对的。人在没有死以前是要努力做人的，人是要去做的，做人的道理在于克己。早晨是否黎明即起，是否贪睡懒觉，事情虽小，其意义所关甚巨。这是每天生活斗争中之第一回合。奥勒留说：“在天亮的时候，如果你懒得起床，要随时做如是想，我要起来，去做一个人的工作。我生来即是为做那工作的，我来到世间就是为做那工作的，那么现在就去做又有何可抱怨的呢？我是为了这工作而生的，应该蜷卧在被窝里取暖吗？被窝里虽舒适，可你是生来为了享乐的吗？”

　　奥勒留最终再一次击退了日耳曼人的入侵。

　　三年之后，他决定第三次出征日耳曼。公元177年，56岁的马可·奥勒留又坐上了奔赴北方的战车。多年来他的帝国一直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甚至可以说兵荒马乱，加上军队的内讧，他的年轮几乎是在战车下转动的，他的身体也十分疲惫。尽管所到之处，人们都在高呼“皇帝万岁！”皇帝本人却深知来日不多，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预感萦绕在他心头。不过他早已作好随时放弃生命的充分准备。

　　屡次亲征，所向披靡，体力已不能支。公元180年，他在维也纳的军营中一病不起，数日之后病逝于多瑙河之滨，享年59岁。

　　注：本文选自孙胜杰《向死而生：哲学大师的死亡笔记》。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