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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的智慧

　　试图取悦大脑就像是想要通过耳朵来饮水一样。于是，他们就更加不可能享有真正的快乐，对生活中最强烈和最微妙，而事实上也极其普通和简单的那些欢乐，变得迟钝、麻木。

　　什么是经验？什么是人生？什么是运动？什么是现实？对于所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给出圣奥古斯丁对“什么是时间”这一问题的答案：“我明白，然而当有人问我的时候，我便茫然了。”经验、人生、运动和现实，是用来象征感觉、思维、情绪和欲望的总和的一些声音。如果你问：“感觉是什么？”我只能回答说：“别犯傻了，你知道得很清楚感觉是什么。不在圈子里打转的话，我们就没法无限地把事物解释下去。解释意味着要把事物固定化，可是当你真的着手去做，真实的生活却不是固定的。”

　　在上一章的结尾我提出，这个不能够被解释或被固定的终极事物可以用上帝一词来代表。假如这是对的，那么我们向来就了解上帝；可是当我们开始思考他的存在时，我们就不清楚了。因为当我们开始思考经验的时候，我们是在试着将它固定在刻板的形式和观念当中。这是那个试图将水包装在包裹中或想要把风关进箱子里的老问题。

　　但是宗教总是这样教导人们：“上帝”是你可以期待从他那儿得到智慧和指引的人。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观念：智慧——也就是知识、建议和信息——能用包含特定指向的言语陈述来表达。如果这是真的，我们便很难认识到，智慧是如何能够从不可能被解释的事物中获得的。

　　然而事实上，能够以特定的指向被表达出来的那种智慧，总共只占非常小的比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应用的大多数智慧从来都不是以言语信息的方式出现在我们身边的。我们并非通过言语的陈述来学会呼吸、吞咽、看、血液循环、消化食物或抵抗疾病，这些活动是由最复杂和最不可思议的过程完成的，无论怎样的书本学习和技术技能都不可能复制这些过程。这是真正的智慧——不过，它跟我们的大脑没有什么关系。这是那种我们在解决人生的真实、实际的问题时所需要的智慧。这一智慧已经为我们创造了奇迹，而且它没有理由不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奇迹。

　　不需要借助任何技术仪器或预测计算，信鸽可以从遥远的他乡回到家乡，候鸟可以年复一年地重访同样的地点，植物能够“设计”出巧妙的“装置”从而在风中散布它们的种子。它们当然不是“刻意”地在做这些事情，也就是说，它们没有计划和思考过这些事情。若是它们能说话，也必定无法描述它们是怎么做到的，就好像一个普通人没法解释他自己的心脏是如何跳动的一样。

　　实现这些本领的“工具”实际上是身体器官和身体的运转，它是一种神秘的运动模式，我们并不完全理解它，也不能够真的去解释它。但一般说来，人已经停止发展身体的“工具”了。我们越来越多地试图借助于外部的器具来适应生活，并且越来越多地通过有意识的思考而不是运用无意识的“窍门”来尝试解决问题。这种方式对我们的有利程度，其实比我们所乐意假定的要少得多。

　　比如说，“未开化”的女性可以在田间劳作期间自己产下孩子，而且在做了一些必要的事情以确保婴儿安全、温暖和舒适以后，她们就重新开始如常地劳动。另一方面，文明社会里的妇女得被送进一家结构复杂的医院，在那儿，被医生、护士和数不清的仪器装置包围着，然后还必须得在漫长的身体扭曲和极度的疼痛中用尽力气，才能使可怜的小家伙们来到世界上。产房里无菌的环境令很多母亲和婴儿免于死亡，这是个事实，可是人类为什么不能既拥有无菌的环境又拥有自然、容易的生产方式呢？

　　这个问题以及许多类似问题的答案都是：我们一直被教导着要忽视、看轻和违背我们自己的身体，而把所有信心都赋予了我们的大脑。确实，文明人特有的毛病或许可以描述为他的大脑——具体地说，大脑皮层——和身体其余部分之间的阻塞或分裂。这对应于“我”和“我”的分裂、人与自然的分裂，也对应着迷惑不解的衔尾蛇的困惑——它不知道它的尾巴属于自己。令人欣喜的是，最近几年，至少有两位科学家唤起了人们对这一分裂现象的注意，他们是兰斯洛特·劳·怀特和特里根特·玻罗怀特把这一痼疾称为“欧洲的解体”，并非由于它是欧洲-美国文明所特有的，而是因为它是这个文明特殊的特征。

　　怀特和玻罗都对这一分裂给出了临床的描述和诊断，这里就不再赘述细节了。他们都用简单的“医学”语言说，我们允许大脑的思维以跟“本能智慧”不成比例的方式发展和控制我们的生活，导致后者急剧退化。因此，我们在自己的内部处于交战状态：大脑渴望着身体所不想要的事物，身体则欲求着大脑所不允许的东西；身体不服从大脑给出的指令，而大脑也无法理解身体的冲动。

　　不管怎样，文明人都会同意圣弗朗西斯的看法，把身体看作自己的“傻兄弟”。连神学家都已经承认，邪恶和愚笨的源头并不在于作为整体的身体有机组织，而是在于那个有明确界限的、与身体分离的、被他们称为“意志”的大脑。

　　当我们把人的欲望和动物的欲求放在一起比较，我们会发现很多不同寻常的差异。动物用自己的胃来进食，人则倾向于用脑。当动物把胃填满了以后，它就不再吃了，可是人从来都不确定什么时候应停止进食。当他尽可能多地吃了他的胃可以容纳的食量以后，他可能仍然觉得饿，仍然有想要获得更多满足感的冲动。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焦虑。他感到，持续的食物供给不一定有保障，所以在能够尽可能多吃的时候便尽可能多地吃。这也是由于他懂得，在一个充满不安全感的世界里，欢乐是没办法被保障的。因此，进食的直接快感必须得最大程度地被开发，尽管这样做会对消化功能造成伤害。

　　人的欲望往往是不知餍足的。我们是如此为欢乐而感到焦虑，以至于我们永远无法拥有足够多的欢乐。我们刺激我们的感官，直到它们变得迟钝，如果快乐想要持续，我们的感官就必然需要越来越强力的刺激物。为了自我防御，身体在这种重负之下会生起病来，可大脑却想要不断地继续下去。大脑在追逐快乐，而且由于大脑对未来的关注比对当下要多得多，它把快乐感知为对无限长的未来之中欢乐的保证。然而，大脑同时也知道它没有一个无限长的将来，因此，为了获得快乐，它必然试图将所有天堂似的、永恒般的欢悦塞进一段若干年的时间里。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文明几乎在每一方面都是一个恶性循环。它无可满足般地饥饿，因为它的生活方式迫使它承受了永久的挫败。如我们所见，这种挫败感的根源是，我们为了未来而生活，而未来是一个抽象概念，是从经验中得出的理性推断，它只相对于大脑而存在。“初级意识”（primary con-sciousness），那个了解现实却并不了解关于现实的观念的基本意识，并不知道未来的存在。它完全生活在当下，而且除了发生于当前时刻的事物以外，它不感知任何其他的东西。人类聪明的大脑则审视被称为记忆的那一部分当下经验，通过学习它，能够做出预测。这些预测相对地非常准确和可靠（例如，“每个人都会死”），使得未来获得了高度的现实感，现实得甚至让当下时刻失去了它的价值。

　　但是未来依然不在此处，并且未来无法成为被经验到的现实的一部分，直到它变成当下。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未来的一切，都是由纯粹抽象和逻辑性的元素所构成的——推论、猜测、演绎，它们不能被吃下去、被感觉、被闻到、被看见、被听到，也不能被享用。追逐它就是去追逐一个不断在远离的幽灵，你越快地追赶它，它便在你前面跑得越快。这就是为什么现代文明的所有事件都进行得那么匆促，为什么几乎没有人享受他所已经拥有的，为什么人们永远在力图获得更多的东西。这样，快乐将不包括可靠的和实质性的现实，而是由抽象且肤浅的事物如承诺、希望和担保所构成。

　　因此，这种被设计用来制造幸福感的，过分倚赖于大脑的机制，是一个奇妙的恶性循环，它必须要么生产出越来越多的欢乐，要么就垮台——它用一连串不停歇的、人们几乎无法从其中逃脱的音响和视觉娱乐，不断地引逗耳朵、眼睛和神经末梢。这一机制的瞄准范围里有一个最为合适的“对象”：不停地用收音机在耳旁“搔痒”的人，尤其是那些在一切时间和一切地点使用便携式收音机的人。他们的眼睛不眠不休地扫过电视荧屏、报纸、杂志，在那些媒介上，通过一系列富于挑逗性的对闪闪发亮的汽车、耀眼的女性身体以及其他取悦感官的画面的快速展现，使他们处于一种“高潮未得到释放”的状态，这其中还点缀着一些帮助恢复敏感性的事物（——休克疗法），比如那些展示犯罪分子、血肉模糊的身体、损毁的飞机、职业拳击赛和燃烧中的建筑物的“人性所向”的镜头。相似地，伴随这些画面的宣传材料或广告语也被制作为这种风格：毫无餍足地挑逗，用新的欲望取代每一次的局部满足。

　　这一连串的刺激物被设计出来，是要使我们对同样的事物产生越来越多的渴望，它们越变越激烈、快速，驱使我们仅仅为获得酬劳而做索然无趣的工作——为了购买更高级的收音机、更时髦的汽车、更精美的杂志，以及更好的电视机。所有这些商品都以某种方式串通起来让我们相信，假如我们再多买一样东西的话，就会在下一个拐角处碰见幸福。

　　尽管它们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喧闹和神经上的紧张，我们却深信睡眠是浪费宝贵的时间，持续追逐这些幻想画面直至深夜。动物把它们的大部分时间用来愉悦地打盹儿或无所事事，但是，由于生命短暂，人类尽可能地把最大量的意识、清醒状态以及慢性失眠症塞进这些岁月里，为的是确保自己不错过这令人惊艳的欢愉的任何一个碎片。

　　这不是说顺从于这种事情的人是不道德的；也不是说提供这些事物的人是邪恶的掠夺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跟被掠夺者拥有同样的想法，只不过是在同一个恶性循环里驾着一匹更昂贵的马。真正的问题是他们都会彻底地受到挫败，因为试图取悦大脑就像是想要通过耳朵来饮水一样。于是，他们就更加不可能享有真正的快乐，对生活中最强烈和最微妙，而事实上也极其普通和简单的那些欢乐，变得迟钝、麻木。

　　这种倚赖于大脑的欲望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以及无法餍足的特点，使它变得尤其难以切合实际——难以变得有形和真实。一般来说，文明人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他为了成功、名声、幸福的婚姻、乐趣、帮助他人，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工作。但这些其实都不是他真正想要的，因为它们并不是现实的“东西”。它们都是副产品，是真实事物的风味和气氛——离了实质性的事物便没法存在的影子。钱完美地象征了所有这些欲望，它只不过是真实财富的一个符号；一个人把钱作为追求目标，是将度量办法混同于现实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所以，如果我们把物质主义者定义为喜爱有形物质的人，那么，说现代文明是物质化的就绝对不正确。倚赖大脑的现代人热爱的是度量办法而非物质，是表面而非实质。他们喝酒的时候注意酒精的浓度（“精神”），却不在意液体的醇度（“身体”）和滋味。他们建造房子，是为了搭起赏心悦目的“门面”，而不是为了提供居住的空间。因此他们往往建起这样的房屋结构：从外面看起来是宏大、气派的豪宅，但内里实则是窄小逼仄的“鸽窝”。这些“鸽窝”里面的独立住房单元与其说是为了居住而设计，不如说是为了创造一种悦目的效果。在其中，主要的空间奉献给了一间从比例上来说更适合于一座大房子的“起居室”，然而一些必须的基本生活空间（不是仅仅为了“娱乐”而存在），比如厨房，却被缩减为人几乎难以在其中移动——更别说做饭了——的走入式“壁橱”。后果是，这些可怜的小厨房只能供给出无实质性的饮食——鸡尾酒和“开胃菜”，而不能提供实实在在的一顿饭。因为我们都想当“女士们、先生们”并想显得我们有用人，所以我们不愿让种植和烹饪真正的食物这种事弄脏我们的手。相反地，我们购买用来装点“门面”和外表的产品，而不是有“内容”的那些东西。前者的例子有：个头大却无味的水果、比轻飘飘的泡沫好不到哪儿去的面包、用化学药品假造的酒，还有充满试管混合物贫乏之味的蔬菜——这些试管混合物使蔬菜有了可观的纤维。

　　有人可能会认为，文明人的兽性和动物性最直接的例证是他对性爱的热情，然而事实上在这方面，几乎不存在任何的兽性和动物性。动物在有性欲冲动的时候会发生性交行为，通常是按照某种节律性的模式。而除此以外，性对它们并无吸引力。可是在所有的愉悦快感之中，性是文明人以最大的焦虑感所追逐的一个。这种欲求是倚赖于大脑的而不是关于身体的，男性在把性付诸行动时常见的阳痿现象证明了这一点，他的大脑追求的是他的基因在那一时刻并不希求的东西。这令他感到绝望般的困惑，因为他就是不能理解，在性爱的巨大欢愉唾手可得时，为什么不要它。他连续几小时甚至几天都在对性爱的渴求中度过，但当性行为付诸现实的时候他的身体却并不合作。

　　正像在饮食方面他“眼大肚子小”，在恋爱关系中他也在很大程度上用视觉和理智层面的标准来评判女人，而不是用性爱的和发自内心的标准。他因为表面的光彩、皮肤的表层而被他的伴侣所吸引，而不是因为一个真实的身体。他想要的是一个有着男孩般的骨骼结构并在外部撑起女性化的平滑起伏曲线的东西——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以充气膨胀了的橡胶制成的一个梦。然而性的功能本身仍然相当多地停留在“本能智慧”的领域里，因此，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增加它已经很强烈的快感，没有什么事可以让它变得更快、更有趣、更经常。开发性爱的唯一方式，是通过大脑的幻想，通过用风情、媚态和对将要到来的不明欢愉的暗示来将性包围在其中；就仿佛一次充溢着更多狂喜的性爱总是能够通过表面上的改变而实现。

　　城里人完全为钟表所奴役，是大脑违逆身体、度量器具违逆有形物质的一个尤为重要的例子。时钟是便于使用的设备，用于安排和朋友见面或使人们能够一起做事，尽管这些事情在时钟被发明出来之前很久就已在进行。时钟不应当被砸烂，只是它们应处于自己应在的位置。当我们想要将我们的进食、睡眠、排泄、工作以及放松的生物节律都适应于时钟的统一循环运转的时候，它们就变得不得其所了。这些“机械操练师”对我们的奴役程度已这么深，我们的整个文化都已经与其密不可分，以至于连变革都变得希望渺茫，如果没有它们，我们的文明就会彻底崩塌。一种较少为大脑所支配的文化，会学着与身体的节律相同步，而不是同步于它的时钟们。

　　大脑预见未来的能力，跟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密切相关。我们听说过许多这样的人，他们赞同史蒂文森引文是他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的看法：

　　群星璀璨映苍天，

　　造一墓室供我眠；

　　生而快乐死亦欢，

　　尚怀一念赴九泉。

　　这是由于，当身体因耗尽力气而精疲力竭，大脑也疲累不堪时，整个生物有机体都会乐于接受死亡。但当你年轻、强壮的时候，你很难理解死亡怎么会受人欢迎，所以你断定它是令人畏惧的可怕的事情。对大脑来说，它以非物质的方式看向未来，把永远不断地持续下去设想为一件有益的事，而没有意识到，组成它自身的物质最终会感到这个过程不堪忍受地令人疲累。因为没有把这一点纳入考虑，大脑也就无法看到，它自己本身是物质的，易于发生变化，因此它的欲望也会发生改变，并且有一个时刻终会来临，在那时，死亡会变成有益的事。在阳光灿烂的早晨，经过一个晚上的充分休息之后，你不想再次睡去。但经过一整天的辛苦工作后，陷入无意识状态的那种感觉——入睡的感觉——会显得格外令人愉快。

　　不幸的是，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没法平静地死去。人们常常死于事故和痛苦的疾病，当一个“心”仍然年轻、敏锐的人与一个垂死的身体徒劳地进行挣扎，这实在是一场悲剧。但是我很确信，身体死去是因为它想死，它发现，抵抗疾病或修复受伤之处超出了它的能力，因而它在与疾病的搏斗中精疲力竭，转而求助于死亡。如果人的意识对整个有机体的感受和本能冲动更加敏感一些，它就会赞同身体的想要死去的这一欲望，并且有时候，意识的确就是想要死去。当处于重病的时候，我们想尽快地死掉，这时我们就接近了这种状态——尽管有时我们也会活过来，要么由于医疗手段使身体恢复了活力，要么是因为机体的潜意识中仍有促使身体复原的驱动力。

　　这是事实，我们惯于把人看作心与身体的一个二元结构，并且认为前者“理智”而后者只是“愚笨”的动物。我们的文化对大自然的智慧是一种冒犯，也是对作为整体的人的机体的一种破坏性压榨。我们不断地受到挫败，因为大脑的言语和抽象思维给了我们错误的印象，认为我们能够摆脱所有有限性的限制。它忘记了任何的无限性都不是现实，而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它促使我们将这个幻想作为生活中的真实目标来渴求实现。

　　这种思维方式的具体表现是那个几乎完全理性且无机的物体——机器，它给我们一种能够接近无限性的感觉。因为机器能以远超过身体的能力服从于压力与重荷，并能服从于人体永远没办法承受的单调节律。尽管它作为工具和仆从是有用的，我们却膜拜它的理性、它的效率以及它取消时间和空间限制的能力，于是，我们允许它来调控我们的生活。因此一座现代都市里的工作着的居民，就是那些在一个机器里被它的轮子所挟带着向东向西的人。住在一个充满着“理性化的抽象”的世界中——这个世界跟伟大的生物节律及生物过程毫无关系且毫不和谐——人们把他们的时间主要花在那些可归结为计数和测量的活动上。

　　事实上，机器做这类智力活动的效率可以比人的效率高得多，甚至已经到了这程度：在不远的未来，对于逻辑运算而言，人脑可能会成为一种老旧过时的机制。人脑的计算功能已经在大范围内被拥有更快速度和更高效率的机械计算机或电子计算机所取代。假如人最主要的财富和价值是他的大脑和他的计算能力，那么，在一个机器能更高效地完成机械化的推理操作的时代里，他就会成为一项没有销路的商品。

　　人类已经在使用数不清的小玩意儿来取代动物以身体器官所从事的工作，因此，把大脑的推理功能具体化确切无疑是符合这一趋势的，人势必将管理生活的权力交给这些电磁“怪物”。换句话说，理性本身的兴趣和目标并非是使人成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如果我们要继续为着未来而生活，并把预测和计算作为大脑的主要工作，人最终一定会变成寄生在一堆发条装置上的附属物。

　　事实上，从某个视角来看，把生活“理性化”是不理智的。大脑聪明得足以看到它为自己所造的恶性循环，但它对此什么都做不了。认识到烦恼是不合理的，并不能够阻止烦恼的发生，相反，你会更加为自己的不理性而苦恼。打一场在其中每一方都会输的现代战争是不合理的。哪一方其实都不想打仗，然而我们生活在一个怪圈中，因此我们率先开始战争是为了防止对方首先开战。我们武装自己，知道假如我们不这样做，对方就会先动手；这是正确的，因为如果我们不武装自己，对方就会先武装起来，不动手就能以此取得它们的有利地位。

　　从这个理性的观点上看，我们发现自己处于圣保罗的两难困境中：“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但这一困境的原因不像圣保罗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意愿或“精神”是理性的而肉体则乖张作对。原因在于“分裂之家不能持久”。整个的有机体都“乖张、执拗”，因为大脑和身体是分裂的，而头颅不知道它和“尾巴”是一体的。

　　几乎没有足够的理由能使我们寄希望于在近期的未来，使社会理性出现任何程度的恢复。看上去，在有大量的人从他们对自己所使的花招中觉醒以前，这个恶性循环必将变得更令人难以忍受，并将更明显而更急切地循环起来。但是，对于那些能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个循环以及产生循环的原因的人来说，除了停止它以外不会有其他的做法可以选择。因为一旦你见到了整个的怪圈，“头尾分离”的幻象也就消失了。

　　到那时，当经验停止了“摇摆”和“翻滚”，它会再次变得对身体的智慧、对它自身深藏不露的实质有敏锐的感受。

　　我讨论身体的智慧，谈及认识到我们自己是物质的的重要性，不应被视为我们已知观念里的“唯物主义”哲学。我并不是在宣称最根本的现实就是有形的物质。物质是一个词语、一种印象，它指的是一个过程所占用的形式和模式。我们不知道这个过程是什么，因为它不是一个“什么”——这就是说，它不是能够被某个特定概念或标准所解释的东西。假如我们想用旧的语言，仍然使用诸如“精神”和“物质”这样的术语，那么精神必然意味着“无法解释的事物”——由于它是活着的，它一定永远逃避任何有固定形式的体系。物质是被命名了的精神。

　　尽管有以上种种，大脑依然应当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词语！因为大脑——包括它用来推理和计算的中心部位——是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产物，它跟心脏和胃一样自然地存在于人体上，而且，正确使用的话，它也绝不会是人的敌人。但若要正确地使用它，就得把它放在它应在的位置上，因为大脑是为了人而存在的，不是相反。换句话说，大脑的功能是要服务于当下和现实，而并非驱使人疯狂地追逐那个幽灵般的未来。

　　此外，在我们习惯性的精神紧张的状态中，大脑并没在恰当地工作，这就是它抽象化出来的事物之所以看似这么真实的原因之一。心脏的功能紊乱时，我们会清楚地意识到它的搏动，那时心脏在胸膛里的跳动就变成分散我们注意力的一件事。我们对思考和计划的一心执着，以及我们精神上感受到的疲惫感，都似乎非常有可能是大脑失调的信号。大脑应当——而且目前在某些情况下它确实做到了——像其他身体器官工作时那样轻而易举地完成计算跟推理。大脑毕竟不是一块肌肉，因此它不是为了费力的事情和沉重的负荷而存在的。

　　然而当人们试图思考或集中精神的时候，他们表现得好像在尽力将他们的大脑差来遣去。他们扭曲着面部、皱起眉头，他们着手精神难题时的状态，就仿佛它们是别人朝自己掷过来的砖头一样。可是你消化食物的时候并不需要咀嚼和承受负荷，去看、听和接收其他神经信号时所要做的努力就更少了。有些人是正确地应用了人最神奇的“装备”的例子：只扫一眼就能加总出一长串数字的“闪电般的计算者”、能在几秒钟之内就弄懂一整页读物内容的智力天才，以及从婴儿期开始便似乎能掌握和声与对位的音乐奇才，比如莫扎特。

　　我们当中不是天才的那些人对于同样的能力也知道一点。例如这个字谜：POCATELDIMC。你有可能会在这些字母上花费好几个小时，为了找出那个被打乱字母顺序的词而试用一种又一种排列组合的方法。你不妨试试在一种放松的心境里去注视这个字谜，在很短的时间内你的大脑就会毫不费力地将答案告诉你。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不去信任承受压力的恍惚头脑中“闪现”的答案，可是对逻辑问题给出迅速、毫不费力且几乎不受意识控制的解决办法，正是大脑应当做的事。

　　假如运转方式得当，大脑就是“本能智慧”的最高形式。因此它应该像鸽子的返巢本能、像胎儿在子宫中成形那样运作，既不能将过程形诸言语，也无法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有自我意识的大脑，跟有自我意识的心一样，是紊乱的，它在“我”与我的经验相分离的尖锐感受中显示和表明自己。只有当意识在做着它本应做的事——不“翻腾”或“旋转”着想要从当下的经验中出离，而是不费力气地觉察着当下——大脑才能够承担它正确的职责。

　　摘自：《心之道：致焦虑的年代》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