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文道

    王小波写性写得很色情

    很多人喜欢读王小波的评论和随笔，固然是好看，也颇具影响力，但是王小波用心最深，最令自己满意的恐怕还是他的小说，尤其是他的成名作《黄金时代》。这部小说曾经拿过台湾最重要的文学奖：台湾联合报系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王小波是第一个拿到这个文学奖的大陆作家。

    《黄金时代》最惹人注目的地方是其大胆的性描写。王小波曾经跟李银河一起做过一些社会调查研究，出版了《东宫西宫》，是中国早期研究同性恋社群的研究报告，后来张元导演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想拍成电影，于是王小波又帮他写了一个剧本，名字不变，剧本最后在海外影展上得了奖。

    谈到王小波和他的作品，很难不联想到性，他总是酣畅淋漓地描写性。大家当年看的时候觉得很爽，甚至有些人起初是想看黄书，结果发现原来不是本黄书。随便从书里摘几句话，什么“他的小和尚又拔出来”，“乳房摸起来像冷苹果”等等，此类大胆的描写似乎很容易让人看得兴奋。

    倘若从严肃文学的角度看，显然他颠覆了大家对文革的看法。王小波本身是返城知青，他这一代作家写“文革”或者以“文革”为背景是不可避免的。而过去大家谈到“文革”都会觉得无比灰暗沉重，是场灾难。但偏偏有两个作家改变了大家这种印象，那就是王朔跟王小波。王朔使“文革”变成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而王小波则指出，在一个非常严肃的年代下，大家都觉得要为运动而献身，其实充满了原始情欲的爆发。

    很多人说他写出了政治跟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未果，人性最终会冲撞出来，会淋漓尽致地被表达出来，事实上是否真如此呢？《黄金时代》里所描述的性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戴锦华教授曾评论王小波写的性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性，绝不只是描写政权或社会怎样压抑了人的性爱自由和恋爱自由，他是把性关系写成一种权利关系。

    反观他笔下所有关于性或爱情的故事，总有那么一些复杂的权利作用。《黄金时代》的男主角王二跟陈清扬下乡的时候曾逃到山上去住，快活了好一段日子。后来回来自首，天天被人抓去交待，还要写交待材料。这里有个细节很有趣，他们俩每次写交待材料的时候，把性生活经历写得越详细，上头越赞好。那个检查他们思想材料和检讨报告的上级基本上就是把他们的检讨报告当色情小说阅读。这样的关系其实是一种复杂而危险的权利关系，因为性关系本身是在权利中被解构和呈现的。

    王小波写性并不是要用性冲击大政治，做什么大叙事，恰恰相反，他写性就是为了告诉我们，在那个年代，即使在两个人亲密的肉体关系中权利也无处不在，它左右着每个人对性的想法与渴望，甚至包括做爱的姿态等等。

    有人说王小波写性好在不猥琐，可以升华。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成问题。就像很多人说意大利闻名的大卫雕像是很健美的，因为他是艺术品，虽然裸体但不色情，这种说法很荒谬，艺术跟色情纯粹是我们主观的区分，在现代社会，为了教育等原因我们硬生生把二者区分开来。像《金瓶梅》，有人说它是伟大的文学著作，但是难道因此就说它不色情吗？相反，它的色情也正是它艺术成就的一部分。

    王小波写性之所以写得好，正是在于他色情得很直接，不是什么“非色情化”或是用一些很艺术的手法去描写，没有，没有任何艺术加工，仅仅是不遮掩。他写性的时候没有有意让性变得更不猥琐或是有意将猥琐的性如实地表达出来，这才是他提出的挑战。[NextPage]

    有人说王小波是颠覆的，他颠覆了很多政治语言。在《黄金时代》里有一个人叫做李先生，是香港回去参与运动的博士。后来他在大学里面老被人批斗，还闹了毛病。什么毛病呢？龟头血肿。有一次大伙儿就嬉笑他，给他取名叫龟头血肿。李先生觉得很不好，他还写大字报说：“龟头血肿很不好，龟头血肿很疼，龟头血肿应该否定，绝不要再有人龟头血肿。”最后这两句，我们去掉龟头血肿，保留前面那个“应该否定”、“绝不要再有人”这种说法完全是当年“大字报”上常见的口号式语言，但是换上了“龟头血肿”整个味道就变得非常荒谬非常好笑了。

    换个角度看，王小波所有的幽默，所有的颠覆，在今天的某种意义上已经不颠覆了。因为今天的社会已然允许你去写这样的句子，允许你去说这样的话了。请看各大门户网站，你不一定能看到很颠覆性的东西，但是你能看到很多色情的图像或者带有色情暗示的故事不是吗？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