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殷海光

    东西道德的整合

    依照上面的分析，我们可知“道德重整”实乃人类今后最重大的基本问题，当然也是中国文化最重大的基本问题。怎样重整呢？并非复古。根据前面所一再指出的，复古是走不通的路，也毫无必要。并非趋新。所谓“建立新道德”，只能看做是一种要求（claim）。提出这种要求时如果同时没有列出切实可行的蓝图和运作程序，那末只能算是对“旧道德”反动的表现。反动的表现常常是激烈的，但也常常是空泛的。“建立新道德”这种说法固然给人“除旧更新”的感觉，但同时也给人一个印象，即是以为从前的道德传统一概要不得而必须一刀割断。这既无必要，又无可能。一个道德而成为传统，原因之一，是在一长久的时序中经历了或多或少社会文化变迁形成的。既然如此，足见它或多或少有整合于社会文化及“人性”的部分——当然，依人类学看，也有不能整合于“人性”的部分，但只因其成为一文化要件故致被传下来。复次，一个道德既然多少有其功能，即令是残余的功能，也比完完全全的道德真空略胜一筹。在这里我并没有忽略一种实际的情形，当着道德传统发生负号的作用时，就出现“伪道学夫子”，道德言词成为作伪的幌子，道德的余威被欠诚实的强人利用作控制弱者的钳子。在这类的情形之下，往往有人对道德传统极其厌恶，认为这个样子的道德传统不如没有还好。这是愤世嫉俗之谈。这样的愤世嫉俗之谈何以发生？还不是因为一股道德感在他心中起哄？假设有一个完完全全的道德真空出现，以现今诈伪技巧之高超，和金钱运用之法力无边，这个世界还成什么世界？为了道德功能的持续，即令一个道德传统只有残余的功能，也须任其发挥，以待给它以充实的内容与新的活力。在这种“接续”之交，只要我们不立意为着自己现实的利益而打道德官腔，而是诚意地持执道德原则，对提高人群的生存总是有所助益的。

    中国近几十年来由于宣扬“革命”而衍生出一种革命主义（revolutionism）。这种“革命主义”里涵蕴一种意识，即是以为“旧的不除，新的不生”。其实，这只是行动人物的一个口号。这个口号，要彻底执行起来，结果真是“寂寞的宇宙”，空无所有。认真说来，作这种主张的人士连“旧的不除，新的不生”这八个字也不能用。因为这些字导源于古代，已经“旧”得很了。旧的制度并非必然百无一是。只有“泥于”旧的制度，只有“墨守”成规，只有“食古不化”，或认为“非古不足为法”时，才构成灾祸。近几十年来有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倡言“新道德”。我们看那些说法，多属道德的乌托邦，并没有与中国的社会文化现实整合。这也就是没有社会文化的基础。没有社会文化基础的道德主张，怎能付诸实行？[NextPage]

    所谓“道德重整”，既非复古，又非趋新，更非三条大路走中间式的浮面折衷，而是调整（accommodation and adjustment）。我们谈“调整”，不可茫茫然地调整，而必须明文地订立调整的目标。调整的目标定立起来了，再研究调整的程序。罗素说：

    良好的生活是为爱所激发并为知识所指导的生活。

    这一句话也可以看做一个道德的设准。这个设准将道德调整的目标和程序都陈示出来了。我在以后要依这一设准作起点来进行分析。从这一设准出发，我们在调整道德时，所要顾到的元次（dimensions）

    如后：

    （1）既有的社会文化场合。

    （2）既有的社会文化里所含有的道德。既有的社会文化里的道德常含在它的文化理想、宗教建制、经典教条、风俗习惯，以至于民俗歌词、故事里面。

    （3）民主及科学。

    我们调整的顺序和取向是：从自己的文化和道德出发向世界普遍的文化和道德整合（integration）。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民主，就是第一二章里所说的老资格的“正牌子”民主。这样的民主，既是一种能伸张众意、调和众益的卫生程序，又具有自由的内容。在有自由的民主制度里，道德才不致充满了权威主义的气氛而被权威利用作钳制人的工具，并且成为社会文化以及各个人之有生意的内化的信持与规范。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科学，如前一样，指称行为科学的全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尤其是心理学中的社会心理学、性格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以及精神病理学等。道德的玄学家常好侈谈“人性”。如果离开了这些科学来谈人性，格外到那里去谈，而且又不流于虚玄，那末实为不可思议的事。道德离开了知识，不是与现实人生毫不相干，便是根本行不通。这样的道德，不是枯死，便是因需假藉现实权力来行使而成为虚式。我在这里所说的知识，不多也不少，就是科学。除了科学以外，我不知道地球上还有别的知识——不然就是科学前期的东西，或坏科学。科学的本身不是道德。但是，科学有助于德目的厘定和实行。这也就是说，科学并不是建立道德之充足而又必要的条件，可是科学是建立道德的充足条件。这也就是说，有了科学可能对德目有所增益；但是，没有科学并非即无德目。一个道德学家一点人类学和心理学也不懂，那末他怎能懂得人性？如果他不懂得“人性”，那末他怎能建立人可顺利行之的德目？哪些是人喜好的，哪些是人所厌恶的，这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域里可以测定。这种工作就是科学所做的工作。某一条道德规律会产生什么样的实际效应，这也只是科学去研究的事。一个社会文化的道德要求所加于个人的压力有多大，个人的行为怎样与社会文化规范作整合，这些只能作实际的社会调查以求了解。“女子从一而终”是否“好”，不“从一而终”是否“坏”，这类德目之确定，不能请教古道德家，而需就商于心理学家。一个人一辈子坑在一个政党里“好”，还是自寻出路好，这类问题不须请教政治家，而是必须请教政治科学家。

    我们在前面曾经指出，在道德传统中有些德目不适于现代社会。但是，这并不表示道德传统中的道德原理也不适于现代社会。道德传统中有些德目固然不适于现代社会，但是道德传统中的道德原理依然适于现代社会。这是什么缘故呢？这与道德原理之先验、后验，绝对、相对，永恒、不永恒这些说法不相干。道德传统中的道德原理之所以依然适于现代社会，系因他们广含，所断说的少，而且可作多样的解释。例如，“别善恶”。在这一律令中，“善”及“恶”都未特指何善何恶。但是，并不因此而有人能明目张胆反对“别善恶”。所以，“别善恶”也就不因此而失其为道德原理。经典语言常有此妙。孔仁孟义，基督博爱，和佛家慈悲都是这类道德原理。今日要挽人类于浩劫，必须使这三者整合起来以发挥协同的道德力量，再用这深厚而又庞大无比的道德力来推动西方世界自工业革进以来所形成的巨大经济力与器用力，这个世界的危疑震撼局势才能由稳定而改观。当然，这三者各产自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因而各有不同的色调和不同的涵义，不过，孔仁、博爱，和慈悲是可以通约的共同核心。这一共同的核心也就是三者整合的真实基础。自由世界并不缺乏经济力和器用力，但是在道德上总是打不起精神的样子。自由世界的道德力之萎缩，抵消了它在经济上和器用上的优势。这是自由世界的弱点之基本的所在。可是，这个弱点并非不能移除。移除的契机就是振起道德的精神。[NextPage]

    自由世界要能振起道德的精神，除了以佛门的慈悲为怀和孔仲尼的仁照以外，最不可少的就是孟轲的义峙。如果当今自由世界的有力人士能为自由而“舍生取义”，作持久而坚毅的努力，那末我有理由来预料，世界目前的乌云终会一扫而光，整个的大局终会逐渐好转，人类的前途终会在极权制度的威胁之下解救出来。

    我作上面的思考时，我的视野是扩及世界的。在这星际交通遥遥在望的时代，以地球作单位来考虑人类的问题已经是最小单位了。因为，时至今日，全球已成一个“动理的单位”。地上这一部分的事件之发生常常影响到地上的另一部分。莱布尼兹（Leibniz）所想像的情形在今天已成事实。可是，谈世界文化问题，并不涵蕴不谈地域文化问题。所谓“世界文化”，无非是这个地球上各个文化的集合。没有这个地球上各个文化的集合，哪里还有什么“世界文化”呢？而除了“狼人”之流以外，任何人不在这个文化里就在那个文化里。所以，谈“世界文化”的人士，不要只看见那远在天边的“世界文化”，而竟忘记了近在身旁的自己文化。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大家庭的一个分子，而且确实是一个重要分子。何况中国文化在道德方面过去曾有重要的建树。作为中国文化分子之一的人，有义务也有权利将中国文化在这一方面的优长加以更新。关于这一方面的意义，我们一看上列图解及其前后左右的论列就可明了。

    然而，时至今日，文化的“闭关主义”已经行不通了。如果我们像过去那些人士一样，关起门来谈中国文化以自慰，而不问世界文化，也不向世界文化整合，那末不仅谈不通，而且也不会有前途的。至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一切古老的观念和制度被战争所激发的巨力摇撼而加速改变。旧的王室没落了，旧的统治形态崩溃了，旧的价值观念也失去活力了。在这一全面性的改变之中，宗教也不能不跟着改变。宗教改变的大方向，就是俗世化（secularization）和普遍化（ecumenicalization）。宗教俗世化之一坠落的形式，就是有些和尚庙几乎变成观光旅社。当然，并非所有的宗教变成这个形式。无论怎样，基督教已经不是一个“封闭系统”，而慢慢向着“开放系统”之途修正它自己。促成这一发展的一种导力是反神话化（Demythologization）。在这一趋势之下，古代近东地中海沿岸流行的创世传说、奇迹故事、生死观，等等，都渐失去作用。近年来罗马公教前后出现了两位胸襟豁达而且眼光远大的人物。前有教宗约翰，后有教宗保禄。他们都致力于宗教之俗世化和普遍化。他们关切着社会福利和民生疾苦。身居圣职的人的婚事至少已经不是不能谈的问题。节制生育的问题已被正式讨究着。约翰的气度打开了罗马公教和基督教四百年的冻结。保禄则更进几步。他朝拜圣地时，和希腊正教的大主教亚塞那哥拉斯（Athenagoras，Greek Orthodox Patriarch）握手言欢。他访问伊斯兰教地区，疏导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隔阂。[27]他的行程更远及印度，在那里沟通基督教和非基督教的情谊。这些行谊溶解着一个一个人为的狭小圈子，而可导世界逐渐进入大同之境。

    实现世界大同，并非无根的幻想，而是实实在在有科学根据的。除了上述世界性的宗教衍出的伟大道德力可以稳步溶解人为的藩篱以外，人类学等科学可以提供我们以具体的途径。我们在前面说过，各个文化虽有不同的特征，但是有几种文化特征正在普遍化。这几种正在普遍化的文化特征是认知特征和器用特征。认知特征之最精彩而又可靠的部分是科学。器用特征是工业和经济。这几种特征所构成的巨大动力正在从根本上改变艺术特征如电影工业等等，甚至动摇到规范特征。这一巨大的新力量导源于西方世界。世界其他部分，在情绪上，利害关系上，或基于自尊的理由，无论是否反西方，都不能不受这一巨大力量的冲击，都不能不为了生存起而学习工业并且发展经济。这种情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为显著。战后亚非新兴国邦对西方科学、技术、工业，和经济之急起直追，已经蔚

    成风气。在可见及的将来，后开发的亚洲和非洲，将和西方国邦分为世界势力的金字塔。国邦的主权观念固然划分着各个势力范围，不同的历史统绪也摄持着不同的单位，但是上面所说横切面的力量却渗透并洞穿着这些势力壁垒，而使他们在横切面不能不逐渐走向天下一家，美国人爱吃俄国鱼子酱。鱼子酱里可没有马列主义。俄国人喜喝美国可口可乐。可口可乐里并没有“资本主义的罪恶”。东欧诸国标榜“实行社会主义”，但是他们所欢迎的金元，和英国所欢迎的金元，并没有两样。我们的世界是在彼此抗拒中求整合。人类的希望在此。

    莫达克（George Murdock）说，就历史上或民族学上而言，已知的文化都有下列共同的节目：年资、运动、体饰、历法、分工、合作、舞蹈、求婚、守信、礼节、仪式、解梦、馈赠、居住、伦理、发型、清洁训练、社群组织、宇宙观、食物禁忌，以及亲子性忌（incest taboos）等等。之所以如此，系因各个文化的生物逻辑基础是相同的：第一，所有的文化在两性的结构上和功能上的差异都是一样。第二，养育婴儿的时期较别的动物长。第三，受饥饿、口渴，和性欲等所产生的有机驱迫都一样。第四，都经历自幼而少而壮而老的程序。第五，归于死亡。因此，尽管各个文化的发展各有不同的特色，他们仍有基本的共同之处。文化的差异无论怎样多，可是总没有民族以吃自己的排泄物为乐，妇女代表总不能裸体参加联合国大会。就凭这些基础及其向上延伸时的扩大和交流，人类文化迟早会有混同的一天。文化的混同是世界大同的真实基础。从一长远的过程着想，我倒不忧虑未来的世界各个文化不归于混同，我忧虑未来的世界文化混同得太彻底。因为，各个文化的特殊形色，正是创造力的源泉。如果世界各个文化彻底混同了，那末意即它们的特殊形色消除。如果各个文化的特殊形色消除，那末创造力也就终止，至少会大打折扣。当一切都归于整齐划一时，刺激的来源也是整齐划一的。当刺激的来源整齐划一时，反应就迟钝。反应迟钝的人，怎会有什么创造力？所以，如要使人类文化富于创造力而且多彩多姿，那末必须把文化的整合保持到一个必要的限度以内；虽然整合必不可少。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