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殷海光
传统德目的今观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在“好古”的氛围笼罩之下，用那末多气力去“释古”、“赞古”、“怀古”，为古人打圆圈。照现在看来，那无数的精力和时间大部分在古牢里浪费掉了。到了五四运动前后，有许多新知识分子起来“疑古”。他们认为凡古皆非。其实古人也是人，哪有那末值得捧入九天之上？我们想不出古人怎么会有那样神奇特异的禀赋，使他们得以在二千几百年前能够合理地规划二千几百年后我们的伦理生活。我们想不出任何理由来说二千几百年前依古代社会而设计的伦范德目还能适于今日的变动社会。凡事说过了头就难免有假。如前所述，我们中国文化分子遭逢巨大的动乱；内心焦急、徨、怅惘、失落；向前看不出一个玫瑰色的远景。在这种情况之下，童年时代的崇古教育影响从潜意识界破闸而出，泛上心头。正在这个时候，如果一个人可巧知道一点与古教相近的哲学，便很自然地在这一崇古心情上加一层哲学油漆，用哲学名词铺陈出崇古心情。在中国文化里，任何一点情感因素，一用诗来表达便色调优美，一用哲学名词铺陈出来便成神圣庄严的大道理。对于这样神圣庄严的大道理，一般人不明底蕴，常用一种过去读经的心情去读。任何人一旦本着读经的心情去读任何作品，便失去批评的能力和判断真假对错的准绳。在这类怀思古之情的作品里，将古物、古制，尤其是古人全理想化（idealized）了。任何东西，任何制度，任何人物，只要一经理想化了，便脱离现实，非复原样。其实，古物、古制、古人尽管尚有可供参考之处，但是哪有理想化了的那末美妙！莱兴巴赫说：“如果我们对伟大人物的错误附会其词，使这些错误成为后人能够凭藉他们的知识来证明的神圣猜测，那末并不能增进哲学的研究。”我们对于古代的伦理道德也当如此。我们与其费那末大的劲来维古，不如用多的努力来开新。
我在这里所说的开新，并不是像五四运动前后的那许多知识分子之系受反偶像主义的推动，以致见古就打。当然，我们更不当做知识上和道德上的乡愿主义者，也不当做知识或道德上的折衷主义者。当着人在知识构造上想不通，在道德实践上行不通的时候，不是容易流为乡愿主义者，就是容易变成折衷主义者。这种人永远在琐细和浅薄之间打转。
唯有在思构时破除古今之界，才足以谈道德重建。谈道德重建时不受民俗情感的牵连，工作才能顺利展开。道德节目有古今之别，道德原则无古今之别。道德实践有古今之别，道德理想无古今之别。我们在重建道德时，所面对的不是那“古圣先贤”，而是眼前活生生的个人和社群。人并非为道德而存在，道德是为人而建立。所以，我们的道德是存在的道德。存在的道德之延伸，才是道德的理想。[NextPage]
主张恢复旧道德的人士所主张恢复的旧道德究竟是些什么？怎样恢复法？或者说，我们用什么有效的程序才能使有待恢复的道德在现今实际的生活中发生实际的作用？任何道德节目是社会文化的产品。因此，任何道德节目的效能（efficacy）不能离开同型的社会文化场合。从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产生并因应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而设计的道德节目，怎样继续完全有效能于今日面目全非的社会文化？复次，如果要实行民主政治并不一定要全盘非孔，那末该怎么办？
孔制是中国旧道德建构的核心。儒家是孔制的总经理。所以，我们要批评旧道德，必须从孔制与儒家入手。我们的批评是以前面所列重建道德的评准作评准的。依据前面所列评准，儒家的德目有这几种弊病：
第一，儒门德目有阶层性。这一阶层性隐含在君子、小人之分，君臣之分，等等划分上。
第二，重男轻女。中国社会文化里重男轻女的约定俗成真是由来已久。这一约俗到现在还有许多尾巴。我想今天的女士们很少赞同孔老夫子的这一“妇女观”。可是，男士们却一直于有意无意之间拿这一“妇女观”作偏待女士的“哲学基础”。
第三，为愚民政策立张本。中国历代统治者的知识水位和被统治者的知识水位之位差，远大于民主国邦政司和人民之间的知识水位之位差。这种思想，极其影响统治者对被治者的态度。愚民比较容易统治。帝王们总是乐于老百姓头脑简单。
第四，独断精神。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孔仲尼戒人“攻异端”。欧洲中古时代教权行“异端迫害”。东西的“正教”都排斥“异端”。“异端”也许是有害于人生的。不过，问题在什么是“异端”。任何人都有权说反对己见的想法为“异端”。“持异端”的分子是不能宽恕的。这么一来，岂不是“异端”成了“异己”的别名？如果“异端”在实际上不过是“异己”，那末“异端迫害”岂不是成了“异己迫害”？如果两造都藉“异端迫害”而进行“异己迫害”，并且都有武力作后盾，那末怎样解决才好？这样的戏剧，古今排演不尽。演员所受的祸似乎总比导演大。
第五，泛孝主义。儒门之教里行不通的德目多得很。泛孝主义就是最显著的例子之一。亲子之间的合理情谊，颇有助于建立一个康正的社会，并且发挥互助的功能以及减少寂寞。但是，盲孝并且把下一代钉死在上一代的意志和好恶上，这有什么可取？
现在提倡儒学的人，如果真的要实践孔氏之教的话，儿子至少不能急忙留学，而且父亲做穷教书匠，孩子有跟着做穷教书匠的危险！
第六，轻视实务。儒门轻视实务的态度简直随处可见，这种轻视实务的态度，经过儒门的建构化，贻害中国社会文化几千年。结果弄得中国人的“奇技淫巧”远落西人之后，现在必须“恶补”。
如果我们有兴趣，我们还可以举出儒门不适于今日社会的德目。我们不知道主张恢复旧道德的人士，是否把这些德目也列为必须恢复之列。儒门的最大弊端还不在这些条款，自古以来儒门最大的弊端是与现实权力黏合。任何教条，即令再好，与现实权力黏合久了，便易于被权力压变了形，或者失去了原味。儒门严于阶层上下之分；讲究“定于一尊”；主张“尊王攘夷”；掀起浓厚的权威主义的气氛。这些要素无一不合于君王的胃口，容易用作治理万民的建构框架。所以，儒宗终于战胜了佛老，取得了统治的地位。[NextPage]
韦政通围绕着儒宗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初步的解析。从他的解析，我们可以约略知道儒宗的泛道德主义对于文学发展的桎梏，对于政治的恶劣影响，对于经济的空疏思想之形成，以及儒家道德思想的种种根本缺陷。在他所作的分析中，最深入而且与今天的我们关系最密切的，要算他所说的儒家“对生命体会肤浅”：
通常皆知儒家的观念方向是由“仁”做出发点，而仁又是就人之成德说的，故由仁出发必首先把握“生命”。因为儒家自始就把握生命，且已积久至两千余年，所以新儒家可以毫不犹豫地说：“真正的生命学问是在中国。”至于西方人，哲学方面不要谈了，就是在宗教方面，也未能“开出生命的学问”。这显然是根于中国传统而来的偏见。因宗教教义主要的对象就数对付生命。所以世界上几个大宗教，实际上是各自开出一套生命的学问，对生命的体会也各有其不同的方面和深度。……
……儒家在道德思想中所表现的，对现实人生的种种罪恶，始终未能一刀切入，有较深刻的剖析。根本的原因就是因儒家观察人生，自始所发现者在性善，而后就顺着性善说一条鞭地讲下来。因此儒家的道德思想，对生活安适、痛苦较少的人，比较适合而有效；对生活变动幅度大，且有深刻痛苦经验的人，就显得无力。所以在过去静态的农业社会，和理想单纯的士大夫阶级，这种人生思想，曾起过相当的作用。可是现代人生活变动的幅度很大，遭遇也极尽屈曲。人生活中感受的痛苦愈来愈深，儒家的一套偏于性善一面而构造的道德观念，就很不容易与这一代人的破碎心灵起共鸣。现代人的普遍改变其祖先的信仰，你不能简单地骂他们一声忘本就能了事(如传统主义者之所为)，你应该虚心检讨，中国那套古老的道德真理，是否仍足够应付现代失望不安和种种复杂情绪的人生？基督教的人生智慧因来自对人类原罪的认识，所以从原罪流出的一些概念，是负面的，非理性的，如：邪恶、贪婪、狠毒、凶杀、奸淫、偷盗、诡诈、仇恨、谗谤、怨尤、侮慢、狂傲、背约、妄证、说谎，基督教教义中，劝告世人的一些警句，无不是环绕这些概念说的。这一切所指控的事实，对资质醇厚，或善于自欺者来说，可能叫他们胆战心惊，但这是充满社会的事实，为儒家人生思想所不加措意的事实。也许你习于自欺，而拒绝这些概念，但却有大部分的事实为它作证。基督教是一刀砍入人类罪恶的渊源，使我们可以认识人类罪恶的真相。也许它所开治病的药方，不是最有效的，但对人类病源的诊断，确有其独到处。拿这个例子返观儒家的道德思想，却专门在治病的药方上下工夫，对病情的诊断，却不能深入——这证明儒家对生命大海探测的肤浅。
首先，我们要问：所谓“真正的生命学问”是什么？就我所知，无非是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这些科学。如果不是这些科学，那末只能是对人生的一些直观、体验、自我观察之所得。由这些功能所得到的“生命学问”，偶尔也有所见，甚至可能所见甚深，但论可靠程度则远不及科学。如果所谓“真正的生命学问”并此而非，那末只能说是出于神的启示，或异人传授。这两者非我们凡人所知，我们凡人所知只有前二者。在前二者之中，关于“真正的生命学问”的科学，中国文化里即令不是没有，也近乎微迹。这点微迹是不能与西方现代科学相提并论的。除非一个中国文化分子被前面第四章所说“我族中心主义”所迷蔽而不自知，否则他应该很容易看清这一事实。如果所谓“真正的生命学问”是由直观等等得来的。那末只能算是科学前期的东西。科学前期的东西只是科学的生料。科学的生料是不太可靠的。它必须经过科学程序的精制，才能够使我们得到“真正的生命学问”，那末究竟是什么呢？那似乎不是现代文明人所可思议的。空大名词常无真实的内容。无真实内容的空大名词是经不起究诘的。近来讲所谓“真正的生命学问”的论著，似乎是这类名词的大本营。其实，在一个学术水准稍高的社会里，这些浮词幻语是不会认为值得一提的。
儒家所谓“性善”之说，根本是戴起道德有色眼镜来看“人性”所得到的说法。因为他们唯恐人性不善，所以说人性是善的。因为他们认为必须人性是善的道德才在人性上有根源，所以说性善。这完全是从需要出发而作的一种一厢情愿的说法。如果这种说法能够成立，那末性恶说完完全全同样能够成立。至少，就这年头来看，如所已知，人要行善，简直像把一块大石头向山头推；人要作恶，简直像把一块大石头向山下推。实实在在，人要实践道德，一点也不自然，而是一件极其勉强，必须克服许多冲动，牺牲掉许多欲望才能达成的事。恰恰相反，人要作恶，只是一弹指之间就办到了。如果不然，古往今来，为什么所谓“道德的完人”比早晨的星还稀少？所谓“满街都是圣人”，这话多么天真！多么情痴！
就我们所知，所谓“性善”，如其有之，是文化涵化的结果。正如同所谓“性恶”，如其有之，也是文化涵化的结果。在一个良好的社会里的人，平均说来，就是好些。在一个恶劣的社会里的人，平均说来，就是恶劣些。假定任何社会文化对于一个人的涵化作用等于零，那末，我们不难想像，他既说不上什么“性善”，又说不上什么“性恶”。一个尚未进入文化的自然人或纯生物人，是根本说不上“性善”或“性恶”的。[NextPage]
也许有人说，蜜蜂的社会无所谓性善或性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只一只的蜜蜂无所谓性善或性恶，于是由一只一只蜜蜂所构成的蜜蜂社会也就无所谓性善或性恶。而人的社会既有良好的社会，那一定是因为构成这个社会的一个一个的个人有善根。这一善根是良好社会之所以良好的来源。这一善根是固有的。这种说法能否成立，我不在这里分析。我现在要指出的是，即令这种说法能够成立，也丝毫无助于道德。因为，人的社会有恶。人的社会既然有恶，可见构成这个社会的一个一个的个人也有恶根。这一恶根是恶劣社会之所以恶劣的来源。这两个论证的论证力完全相等。无论主张性善说的人士怎样别别扭扭说了多少话以求有利于性善说，我们找不到特别有利于性善说的证据。我们充其量只能说“我们希望人性是善的”。主张性善说者也许说，这句话所代表的就是证据。非也！希望不是证据。因为，希望可能成为事实，也可能不成为事实。我们所要的是：拿事实来！
自来儒家对于事实层界没有兴趣。他们没有将认知这个经验世界当做用力的重点。但是，比闭起眼睛悟空的人来，他们较食人间烟火，关心人间伦事。不过，他们却把人间看得太简单。他们认为那一套古方是“万灵丹”，可治百病。然而，他们毕竟是失败了，彻底失败了，并且有人就在他们自己身上失败了。何以至此呢？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把道德建立于空中楼阁式的性善观上面。这样的道德节目，正如韦政通所指出的，在简单而静态的古老社会里尚可勉强维持，一碰到现代多变动而又复杂的社会就不灵了。现代人心灵的曲折、茫散、委曲、游移、苍白，台风眼里的安详，汽油式的放浪，只有精神病理学加上存在主义的分析才能捕捉。迟钝而空悬的儒学性善观很难和他们交切。儒教和现代人更陌生了！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