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书云

    自从远离家乡独自进北京大学读书，我就渴望着超越日常生活。我开始利用假期，作一些短途的旅行，尔后，越走越远。遥远的边疆风情，绮丽的自然景观，一直让我深深迷恋。

    记得我在北大的最后一年，同学们都在讨论着毕业后的去向，不是报效祖国、支援边疆的口号激励了我，也不是支边的优厚待遇吸引了我，而是雪域高原的神秘、壮美和空灵，使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当我把想去西藏工作的想法告诉家人时，却立刻成为众矢之的。我想用援藏的优厚待遇说服他们，说在那里工作几年，可以入党、工资加倍，回来后，工作、分房和晋级都可优先，但我得到的是父亲斩钉截铁的回复：“不知你哪来的这种古怪念头，真是越学越傻。北大毕业，好单位随你挑，去哪里不行，为何偏要去西藏？你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吗？”

    在我父母眼里，西藏就是一片蛮荒之地。“在那种荒无人烟的地方，你怎么活？牛粪烧饭，饭还不熟；生病找喇嘛念经，医院还不知是什么样……”父亲如此这般教训一通，写了满满一页信纸，提醒我进藏的严重后果，警告说，此去非丢掉小命不可。他的一席话确实让我动摇了。

    一九八八年，我考上了牛津大学，但是对西藏的向往之情依然如故，甚至更加强烈。在牛津，我阅读了大量关于西藏的著作：清代和民国时期涉及西藏的文献，西方探险家自十八世纪以来的记录，当然还有英国人詹姆斯·希尔顿所著《消失的地平线》，此书使得西藏从此成为令西方人魂牵梦萦的香格里拉。与此同时，我开始学习藏语，师从著名已故藏学家迈克·阿里斯。当时，他的妻子，即缅甸全国民主联盟领袖昂山素姬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软禁于仰光家中。阿里斯多次要求到缅甸探妻，均遭缅甸军政府拒绝。他四处奔走，呼吁英国和国际社会帮助，他不是为了夫妻团聚，而是为了缅甸人民，因为早在他和昂山素姬于牛津大学相识的时候，就许下承诺：“我永远不会站在你和你的祖国之间。”

    每次从外奔走回来，阿里斯就在家里给我和另外几个学生上课。我们从三十个藏语字母开始。宽敞幽暗的客厅里悬挂着巨幅唐卡，上面是藏传佛教保护神，桌子上摆放着阿里斯爱妻的照片，她面容清秀美丽，明亮的双眸流露出一腔柔情。我看着阿里斯忧伤的面容，并没将心思放在他教的藏语词句上，而是在思考他的命运。我曾经读过昂山素姬写给他的情书中的一段话：“有时候，我很害怕在我们最快乐的时候，大环境和国家命运会使我们分开。但这些忧虑实在微不足道：只要我们全心全意相爱并珍惜对方，相信爱和慈悲最终会战胜一切。”如果这真是命运的安排，命运是多么残酷！一九九一年，昂山素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直到八年后，阿里斯因癌症去世，他们夫妻竟未能再见一面。深爱之人阴阳永诀，人生还有更痛之悲吗？[NextPage]

    在阿里斯的影响下，我选择了西藏作为研究的方向。在英国国家档案馆里，从一个世纪的卷宗中，我发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英国曾秘密支持西藏独立，并通过印度向西藏当局提供武器，远比美国中央情报局活跃，这和英国政府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截然不同。

    牛津大学一毕业，我就开始了西藏之旅。在这一片雪域，我看到了广袤空旷、超凡脱俗的高原。旅行指南说，西藏接近天堂，我想说，西藏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天堂。在这里，自然、人类和他们的信仰和谐共存。我总在寻找西藏令我心醉神迷的原因，是因为我生长的环境——无论是家、学校、宿舍和单位——永远那么拥挤和嘈杂？是因为在商品大潮中产生的精神迷失和困惑？还是像那些纷至沓来的冒险家和探险者一样，也在寻找也许只存于心中的香格里拉？我不得而知，只是一次次回到西藏，在那广袤的高原，路走得越来越长，待的时间越来越久。

    但是，这一次将是我西藏之行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因为我要用一年的时间，记录普通藏族同胞的生活。每一次西藏之行，每一座神山，每一湖圣水，每一回节庆，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每一次交流，都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西藏文化的独特和厚重。尤其是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格勒博士一起深入藏区考察的时候，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格勒从一个农奴的儿子，成长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人类学博士和第一位藏族博士，成长为国际知名的藏学家。他在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我们相识并成为好朋友。从我们十多年的交往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他对自己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注，并不只希望停留在著书立说上，还希望借助大众传媒的优势，让更多的人了解西藏。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