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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竟然与张家还有些渊源，不由让爱玲颇有些他乡遇故知的恍然之感。
在美国新闻署香港办事处担任文化专员的理查·麦加锡的担保下，1955年，爱玲如愿以偿地踏上了前往美国的征途。11月的香港，仍然是花团锦簇，然而，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的爱玲心情却伤感沮丧到了极点，一海之隔的大洋彼岸，会有怎样艰险的生活等待着自己呢？而上海，她是永远回不去了，她注定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没有退路可逃，哪怕前方是万丈深渊。身着深色旗袍，外罩奶色流苏披肩，35岁的爱玲，携带着一只母亲留给她的皮箱，伫立在船头，与前来送别的好友宋淇夫妇挥手告别后，轮船立即离开了维多利亚港，她不禁泪眼婆娑，不知道这艘船会不会把她也带入命运黑暗而寒冷的大海里。然而，和着眼泪与往事干杯之后，她到底还是离开了。
11月中旬，爱玲终于踏上了美国第一大都市纽约的土地，这是一方崭新的天地。她先是在好友炎樱的家里小住了一些日子，马上便请炎樱再帮她另觅他处。以爱玲一贯的为人方式，她是那种崇尚独立的人，奉行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准则，尽管炎樱早就来到纽约做房产经纪人，生活殷实，但是，爱玲也没有想过要永远依靠旧友，毕竟，她有她的骄傲，她的尊严，寄人篱下，不是她能忍受的生活。
除了炎樱，爱玲在纽约算是举目无亲，可是，五四运动领袖之一的胡适先生竟然也成为她生活中的重要人物。从小，爱玲对叱咤风云的胡适就十分景仰，而胡适还曾经给予她并不被他人看好的《秧歌》很高的评价和点评：“写得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功夫。”更令爱玲感到意外的是，胡适还把她寄给他的《秧歌》读了两遍之后，重新寄还了她，上面密密麻麻都是胡适的亲笔圈点，扉页还留下他的题字，其对晚辈的爱护与关心可见一斑。因此，到了纽约一个星期后，在炎樱的陪同下，爱玲便怀揣着崇敬的心情，来到胡适居住的公寓拜访。
胡适用香气扑鼻的绿茶招待两位女客人，尽管，他已经属于过气的名人，不仅被台湾的蒋氏父子所抵触、隔绝，更被大陆学术界批评得体无完肤，可是，在爱玲的心里，仍然对他奉如神明，甚至有些紧张和局促。好在攀谈之中，胡适只和她聊些往事，这让爱玲颇为惊喜，原来胡适竟然与张家还有些渊源，不由让爱玲颇有些他乡遇故知的恍然之感。当年，胡适的父亲得到过她的祖父的帮助，母亲和姑姑都和胡适同桌打过牌，姑姑曾经在报纸上看见胡适回国笑容可掬走下飞机的照片时笑着说：“胡适之这样年轻！”爱玲本就不擅长言语，可是，炎樱在一旁用蹩脚的汉语回答胡适夫妇的各种奇怪问题，她的伶俐很快调和了略显沉闷的气氛，深得胡适夫妇的喜欢。一旁的爱玲却走了神，陷入到回忆的海洋之中，她记得小时候父亲桌上摆放着的《胡适文存》，她看过其中的一些文章；她记得《胡适文存》后来被姑姑借去，她更加方便地翻阅。想着想着，她不禁心生叹息：在异地他乡，竟然可以拜会到少年时代的偶像，真是有点恍若隔世的奇巧。告辞时，胡适还向爱玲发出了得闲再来的邀请，“讨论一些文章吧”，爱玲欣然应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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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见面，是在胡适中国式的书房，这里全是书架，却没有书，都是一沓沓的文件夹子，乱糟糟地露出一截纸，爱玲觉得这很符合她的风格和口味，今后她或许也会过上这样简单、不拘小节的生活。感恩节那天，胡适很想邀请爱玲同去中国馆子边吃边聊，打电话过去，适逢爱玲和炎樱去一个美国女友家里吃烤鸭，便错过了。
感恩节过后，在炎樱一个朋友的帮助下，爱玲搬到了“救世军”组织专门为穷人创办的一个女子职业宿舍，这里的设施极其简陋，费用也极其低廉，就是这样的条件，爱玲也颇为满足，因为，她知道，美国和纽约，暂时还不是属于她的天地，这里，毕竟不是她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所以，她秉持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挨过她初来乍到的日子。但是，胡适来看望她的时候，还是让她感到有些窘迫，只好请他去像个黑洞洞的礼堂的公用客厅里坐坐，这是爱玲第一次在这里接待客人，所以面露难色，而涵养极深的胡适则连连夸赞此地空阔气派，就在这里和爱玲攀谈文学旧事起来，渐渐地让爱玲忘却了难过的心情。多年之后，胡适猝然病逝于台湾，爱玲还特意撰写了《忆胡适之》，其中特意提到了这次会面结束后的难忘情景：“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蒙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凄厉的文字中，满是一个末路英雄对另一个末路英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情与伤感。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