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群、乔力等推出的《齐鲁文学演变与地域文化》一书，是地域文学史研究的拓展和深化的新成就，也是地域文学史与地域文化史跨学科研究的探索性优异成果。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于创造性地完成了“齐鲁文学与地域文化”双向研究的文本建构；还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有力地确证了“地域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的学科地位。

　　《齐鲁文学演变与地域文化》在建构山东文学通史的基础上，将研究重心定位在地域文学与地域文化之间双向互动的知识结构之上。这无论在学科实践上，还是在学理建构上都富有挑战性。该书在三个层面上成功地实现了既定的课题目标。

　　首先，在宏观层面，整合治史理念，建构大文化视域框架。在文学史的研究模式中，“纯文学”和“进化论”这两个理念虽然影响较为普遍，却并不适合该课题的学术目标。“纯文学”的理念在五四以来的文学史的考察和研究中几起几落，曾经推动“纯文学”的思潮形成一定的影响。然而，“纯文学”的理念突出文学性的表征特性，强调的是回到文学自身，对于文学与文化的双重建构而言，恰成悖论，甚至会在理念上画地为牢。“进化论”的理念以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文学史研究中流布甚广，影响很深。这是用一种既定观念统领，预设两两对立的思想路线所构成的文学史模式，是“以斗为纲”的社会观念在文学史研究中的衍生物，显然不适合全球化格局中和谐文化建设的现代语境。而且，用社会学的既定观念框定文学的发展历史，把文学的历史切割为诸如“剥削者阶级/劳动者阶级”，或者“现实主义/非现实主义”等二元对立的抽象概念，既会削弱文学的千姿百态的丰富性，也会阻碍该课题“文学与文化双重建构”的研究思路，而成为理念的拦路虎。正是在治史理念上，该著作超越文学史书写的惯用模式，在大文化视域框架中，建构文学与文化双向互动，多元共融，具有开放性、整体性特点的创新型理念。具体而言，“重视的是在文化视角下文学环境的复原工作”（林继中：《文学史新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也就是该书作者所言：将齐鲁文学复原到“自律与他律、地域性与共通性并存的众多因素交相作用的文化——文学生态系统”（李少群、乔力等：《齐鲁文学演变与地域文化》，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治史对象不再是单一的文学史，而是文学与文化双重架构。值得注意的是，这不只是对象的变化，而是由单一主体的文学史叙事伦理走向了地域文学与地域文化的主体间性叙事伦理，构建了以主体间性为依托的双向互动的开放性叙事系统。

　　其次，在学理层面，运用文学性的双重性理念，梳理齐鲁文学与齐鲁文化的辩证关系。尽管就现象而言，认为“文学本来就属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无不可，但却不可就此引出文化与文学是总分关系的结论；尽管文学在材料上源于文化，但却不能据此而否定文学与文化两者之间性质的差异性。在学理层面，文学与文化既相互联系，又因性质不同而分立。分立并非分离，仅指出两者的性质不同当然不是最终目的，其启示在于探索两者的内在关联及其互动的逻辑功能。正是基于文学性的双重性理念，才得以恰当地梳理齐鲁文学与齐鲁文化的逻辑思路：“文学本身既有属于文化系统的开放性，又具有自身主体属性和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在社会文化的发展中文学随势而动，而文学又以自身的存在和变革参与文化建构。”

　　其三，把文学语言作为考察对象，揭示地域文化是怎样经由世俗生活渗入地域文学，从而影响文学形态演进的。该书设专节对蒲松龄创作的语言进行了考察分析。对《聊斋志异》的语言分析是与唐传奇相比较展开的，由比较凸显出《聊斋志异》语言的特异之处：一是“文言的生活化”，无论描写人物的语言还是叙述人的语言，都具有生活化的特点；二是有意识地把方言俗语引入人物对话。考察得出的结论是：蒲松龄“在齐文化的滋养熏陶下，用其厚重的生活历练和高品位的艺术趣味锤炼着小说的语言”。这个结论不是从一般举例中获得，而是来自文本细读。正是精妙的文本细读，使抽象的“文学与文化双向建构”具象化了，展现了“齐鲁文学的生成与演变”的生动情景。与《聊斋志异》的语言分析不同，在对《聊斋俚曲》的分析中，则直接指出“《聊斋俚曲》的地域文化特点，首先表现在语言上”，即“运用了大量的方言句法、方言词语、方言读音”。在对上面提到的三点逐一举例分析后，又列出与文学语言相关联的“《聊斋俚曲》反映的民俗文化”和“俚曲中的民间音乐资料”。这样，用实证确认了齐文化渗入文学语言而造就了蒲松龄小说和俚曲创作的特色，并进而推进了文学形态的演变。

　　综观全书90万言的皇皇巨著，在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上均取得了探索性、创新性的成就，开创了齐鲁文学与地域文化双向建构的叙事系统，为“地域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的学科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齐鲁文学演变与地域文化》，李少群，乔力等著，人民出版社出版，120.00元

　　（编辑：刘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