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雄曾经与我同事，那时我们合作写评论文章，他在思想上的睿智和逻辑上的严密，是我所不能企及的，因此我一直认为他就应该专事理论和批评的研究，但他后来成为一家出版社的掌门人，难以有时间再写纯理论的大块文章了，这或许是文学理论批评界的“人才流失”。不过最近读到他的《“双面人”手记》，忽然明白一个道理：理论和文化素养对于哪一门职业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这正应了一句俗语：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

　　《“双面人”手记》（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凯雄近十年来从事出版工作所写的一些文章的结集，他所在的出版社是文学专业出版社，说到底，这些文章仍关涉到文学。最重要的是，他把他在文学上的真知灼见带到了他的出版职业之中，从而保证了出版产业中的“内容”――这个概念我是从凯雄的文章中学习到的。他认为，出版业是一种特殊的产业，其特殊性就在于它是生产“内容”的，“离开了内容，出版业将万复不存”。他的这本手记可以说就是他对如何理解出版的“内容”、如何抓好“内容”的出版、如何在“内容”上创新等方面所作出的回答。毫无疑问，他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个精彩的回答。凯雄称自己为“双面人”：既是出版人，又是读书人；首先作为一个读书人，才能成为一名好的出版人。“实践出真知”，这应该就是他在出版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真知”。我不由得想起30来年前同样从出版界传出的一句名言：“要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当年，市场经济如潮水般冲来，出版业的堤防频频失守，出版界的有识之士针对一切向钱看的种种出版现象喊出了这句口号，有着振聋发聩的效果。但客观地说，这句话是以一种矫枉过正的方式来抵制市场经济对出版业的侵蚀的，它给人一种错觉，以为出版言商就是不对的，但出版社如果不考虑经济效益就有关门破产的危险，让出版人不去做出版商，在现实中也是行不通的。因此我欣赏凯雄的这句话：“既是出版人，又是读书人”。凯雄首先强调出版业的商业性质，鲜明地提出出版人应该是“精明的文化商人”，但他更强调出版之“商”的特殊性，这就在于出版业是关于“内容”的生产，因此他认为“内容创新是出版创新的灵魂”。这也是“既是出版人，又是读书人”这句话的核心所在，读书是为了不断丰富和更新我们头脑中的内容，只有当自己头脑中的内容丰富了、更新了，才能做好一个出版人。我想，在凯雄心目中的“精明的文化商人”，一定是能够通过“内容”挣到大钱的出版人。说实在的，当今的出版界，尤其是文学出版界，真正靠“内容”来挣大钱的出版人还不多。我尤其欣赏凯雄对出版界缺乏“内容”意识的直言和建设性意见。比如他在《出版十惑》中揭露了出版界的盗版问题、库存问题、回款难问题、卖书难问题，等等，甚至将库存问题提高到“国有资产流失”的高度，又如他针对出版界重经济硬指标而忽视内容创新的问题，提出要建立以“文化产业的软实力指标”为更大权重的出版业科学发展的评价体系，这些观点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双面人”手记》也是一本视角独特的文学批评。阅读文学作品，可以说是凯雄的职业性工作，或者可以说他掌握着文学作品的生杀大权，一部文学作品能否出版，都要经过他的终审。这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出版人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评判自然会从多方面去考虑，如市场效益、如政治规定，但如果缺乏文学批评的眼光，就难以对一部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作出准确的判断。这恰好是凯雄的长处。在他的数十篇“终审札记”中，不仅有他对具体作品内涵的独具慧眼的精彩阐发，而且他还谈到了他在终审时“枪毙”作品所依据的理由。他大概谈到了四条理由，第一条是“平”，有些作品看似无懈可击，挑不出毛病，却是四平八稳，丝毫不能感动读者。第二条是“小家子气”，“那么一点点小情感、小情绪、小情调，腻腻歪歪半天，而且还不纯、不真、不透”。第三条是题材虽然很大气，但写得“太粗糙、太不文学”，“怎么写”的问题十分严重。第四条是“注水”太多，结果是“稀汤寡水，淡然无味”。凯雄所归纳的“毙稿”的四条理由完全就是当下文学创作中的四种典型的病象。而这四种病象，归结到一点，就在于作家们缺乏足够的思想修炼和文化准备。凯雄因为是身处文学生产流程的现场来批评文学，因此就能够这么准确地诊断出文学创作的病象。这不是自说自话的批评，更不是为学术的批评。对于作家而言，这是一种最实用的批评；对于文学活动来说，这是一种最有现实针对性的批评。从这个角度看，凯雄的批评也给当下的文学批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编辑：刘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