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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夫:我们都是赶路人

2016-08-18 14:58:20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张嘉

   
那个当年骑在牛背上的小孩如今已是白眉银发的“老翁”,可是他的言语和歌声依然充满着热情,在他面前,仿若能感觉到太平洋的风吹拂在脸上。他,就是被白岩松形容为在其歌声里能听到“岁月与山河”的“台湾民歌之父”胡德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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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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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夫随笔《我们都是赶路人》

  那个当年骑在牛背上的小孩如今已是白眉银发的“老翁”,可是他的言语和歌声依然充满着热情,在他面前,仿若能感觉到太平洋的风吹拂在脸上。他,就是被白岩松形容为在其歌声里能听到“岁月与山河”的“台湾民歌之父”胡德夫。


  6月15日刚做了心脏导管术的胡德夫,7月19日晚便来到北京,为其最新随笔《我们都是赶路人》在内地推出做宣传,7月21日,北青报记者专访胡德夫时,老人精神矍铄,还开心地向记者透露,当天早上8点多,自己的孙子出生了,他晋级为祖父了,“回去我就是做爷爷的人了!”胡德夫的笑声慈祥浑厚。


  做祖父是胡德夫的一个愿望,这并非只为儿孙绕膝尽享天伦之乐,更让胡德夫在意的是,作为来自卑南族与排湾族的原住民,他们的民族没有语言,胡德夫接受到的最初的音乐启蒙就是坐在祖父膝头,听爷爷为他传唱,所以,他一直幻想着这样的画面:孙儿坐在他的膝头,听他哼唱祖先的歌曲。


  时光匆匆,


  就像赶路,


  有陡坡有小坡


  对很多人来说,胡德夫是神一样的存在。白岩松听他的《匆匆》时泪光闪闪,喃喃自语“我恨不能给他跪下”,林怀民说胡德夫的声音是最动人的呼唤;蔡明亮形容他的歌声诚实有魂魄,“召唤我们失去的山林河川,遗忘的海与天空,都回来了”。



台湾民歌之父胡德夫《匆匆》

  上世纪70年代,胡德夫与杨弦、李双泽推动了被称为整个华语流行音乐启蒙运动的“民歌运动”。2005年,55岁的胡德夫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匆匆》,凭借歌曲《太平洋的风》,打败呼声颇高的周杰伦,获得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最佳年度歌曲。除了音乐,胡德夫还一直致力于“原住运动”的推广,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为那些需要帮助的台湾原住民争取他们应有的待遇,他又因此被媒体称为“原住民运动先驱”。


  胡德夫不是坐在家里凭空想象天马行空的创作人,每首歌都是他亲历的人与事,《牛背上的小孩》是他的童年,《脐带》唱给妈妈,《芬芳的山谷》是想唱出山谷里面美丽的记忆,而《枫叶》是他记录初恋的故事,这些歌曲连起来就构建了胡德夫的人生。胡德夫说:“我觉得就像美国民歌手伍迪·格思里讲的,我们不能只写一写好听的东西出来,而要唱出心中所想,写那些悲伤岁月里面的故事,写对明天的期待,写自己看到的、听到的东西,这也是我写歌的一种态度。”


  从1972年在哥伦比亚驻台机构的咖啡厅驻场成为音乐人,40多年的光阴流过,胡德夫觉得自己到了一个可以告诉别人时光匆匆的年纪,“因为时间就在自己旁边,自己的‘时间’随时会来到,就像能量枯竭了的流星,随时会落下。”


  于是,胡德夫从去年9月开始书写《我们都是赶路人》:“这些是我的歌我的岁月,从牛背上的小孩一直到现在白眉毛、白头发,看来像老翁一样,可是我还在唱《牛背上的小孩》,还在跟牛背上的自己对话。回头一看,时光匆匆,就像赶路,有陡坡有小坡,我从出生的地方到山谷住,11岁又从山谷北漂到台北,徘徊了54年又回去,走过这一周都有这些歌的陪伴。”


  除了记录自己的人生片段外,胡德夫说他们是上一时代的人,所以很希望年轻人在《我们都是赶路人》中看看他和他的朋友们怎样写歌、看歌:“我想告诉现在的年轻人,我们那代人是这样走过来的。也希望让大家更多了解台湾原住民和台湾民谣。”


  胡德夫今年6月5日在从台东去台北的火车上晕倒,引起不小震动,采访时问及身体状况,胡德夫笑得灿烂:“没事没事了,就是没吃早饭饿着了。之后去医院检查,做了心脏导管术,心脏什么的都没有问题,所以我是挨不了饿的人。”现在说来轻松,当时却把胡德夫的夫人姆娃吓坏了,姆娃说坐火车之前,胡德夫用三天时间客串了一个戏,正值高温,所以身体有些疲劳,两人又是早上4点去赶火车,没吃早饭,导致胡德夫血糖降低,在去厕所时晕倒在车厢的通道上。当时,还在睡觉的她被广播惊醒,广播里正在找有医护知识的人、找病人家属,姆娃赶过去时,看到胡德夫已经被做了急救,有乘客给他塞了巧克力,但是他当时仍在昏迷中。与胡德夫的不以为然不同,向记者描述过程的姆娃仍是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


  一生深受


  《圣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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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本书改变了胡德夫的一生,那就是《圣经》。胡德夫的大哥是传道士,可是患有眼疾看不了字,于是胡德夫从小就为哥哥念《圣经》,遇到不会的字就去查姐姐的字典,就这样从小学一年级念到六年级。大哥到台北治疗眼睛时听闻淡江中学有给原住民小孩的公费奖学金名额,于是帮他报名去考试。在280多个参加考试的孩子中,胡德夫是唯一被录取的那一个,“我父母那一代处于日据时代,他们没受过国语教育,我们这代开始学,乡音很重,而且在农村,孩子认字机会不大,不去上课,警察也不会去抓,家长也不会受惩罚,农忙时,大家都不上课要去帮家里干活。所以哥哥让我考试时,我当时想‘太抬举我了’,根本不可能被录取,结果发现,我比在城里读书的小孩子认字还多,理解力还强,显然与给哥哥读了这么多年的《圣经》有直接关系。”


  虽然胡德夫没有因《圣经》而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可是《圣经》仍像是血液一样,影响以及遍布他的血液,“有的人留下一种风范,有的人留下他的作为,也有人留下他的诗与歌,但最重要的是留下爱心,这种爱心会给人世间带来大光芒。《圣经》讲博爱,像我们部落要求的,‘爱你的邻居像爱你一样’,国家也提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都是一样的道理。现在我仍经常看《出埃及记》,困苦民族能有那样的历程,阅读时可以想象很多事情。”


  做音乐人如日中天时,胡德夫放弃了名利,从舞台消失了近30年时间,去推动原住民运动,为争取族群权利歌唱,为底层矿工、为解救雏妓努力,1984年参与创立的“原住民权利促进会”成为推动台湾民主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期间胡德夫曾饱受压力与痛苦,问他当时是否受耶稣舍身为义的影响?胡德夫说开始推广民歌时没有这种想法,后来确实有为义而受苦的感觉,像写《最最遥远的路》就有这种感觉:“唱我们受难的部落,充满魅力的田园,唱那样的歌,唱《美丽岛》,赞美我们美丽的人民从荷兰人、日本人手里解放出来,就像带同胞‘出埃及记’,会想很多。《最最遥远的路》是想鼓励自己和一些朋友,我们走过这个上坡,未来一定会变得更好。也许我轻轻转过头,一样可以回到一个小时两万五千台币的舞台上面去,一样可以过比较好的生活。但就像鲍勃·迪伦说的:‘假装没有听到那些哭声,假装他们没有死。’但这样下去,还会有多少同胞就这样死去呢?”


  也曾经苦闷得


  想自杀


  如今的台湾原住民生活权利已经今非昔比,胡德夫也和夫人住回台东老家,很少过问政事,“除非遇到很不公平的事时,我还会蹦出来挡一下,年纪大了,有年轻人在,他们有他们的方式。不过,为自己同胞发声总是应该的,不要被收编了后没声音,尤其是知识分子,忘了同胞的需要。”


  现在说来一切已经云淡风轻,可是当年胡德夫因拒绝被“收编”而吃了不少苦头,曾有国民党高级专员找胡德夫母亲,拿出500万新台币,让她劝儿子不要提“原住民”的事,胡德夫母亲说:“我的孩子是用地瓜和芋头养的,不用这个钱。”对方转而威胁“要抓你儿子去绿岛”,母亲说:“我儿子在台北我看不到,我在太麻里这边天天看绿岛,你最好把他关绿岛。”


  母亲的爱是胡德夫最大的精神支柱,而在他身心俱疲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时,又是母亲接纳了他,那时他身体长了骨刺,走路要靠拐杖,“理想归理想,可是却没顾到家,造成妻离子散,那段时间我的心里已经没有歌了,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趣味,甚至一度有过轻生的念头。我回到故乡去投靠已经八十几岁的妈妈,她依然紧紧地拥抱我,给我无言的叮咛,给我无尽的爱。”


  胡德夫把孩子交给80多岁老母亲照料,自己过起了放逐的生活,每天到海边看日出,“第一道曙光照到的竟然是没志气的我,我跟太阳说话,把自己埋进沙子了,到河边泡温泉,再泡凉水,在沙子上做最大的伸展,跟风、闪电、雨水、海交流,想到妈妈讲过的很多故事,《太平洋的风》就是那时写的,周围的一切变得很安静,耳朵很清晰地听到很多,后来听到有小孩子在唱我母语的歌,电视广播里也在唱,我想我在哪里,这个声音呼唤我出来。我帮义父郭英南到台北打官司,认识了很多年轻人,又与崔健、黑豹等在香港回归时录制合辑《七月一日生》,之后又有公司请我唱《摇篮曲》和《步步歌》,没想到又拿到金曲奖,年轻人带着我这个老的唱,我又回到乐坛。”


  出道多年,胡德夫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匆匆》却于2005年才推出,接着就在2006年击败大热门周杰伦,获得台湾金曲奖的最佳词作和最佳年度歌曲,胡德夫说自己根本没想过要参加金曲奖,本来是给老友当纪念的,就录了歌寄给100多朋友,结果朋友们都打电话说非出版不可,还有朋友就替他报名参加比赛了,没想到还得奖了,“吓我一跳”。 66岁再唱自己的歌,心态是否有改变?胡德夫说现在唱以前的作品比较释怀、从容了,“以前很急促,很想让人知道,这是我写的,很急躁,现在这个年纪,更加水到渠成。”


  胡德夫说,从年轻时候开始写歌,一直到别人口中所谓有一点成就,在这个过程中,他在生命的道路上其实也是起起落落:“我也会自甘堕落,也会力求改善,歌也就在这样的情形当中产生。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曾经那个年轻有力的我一心往前冲,却不懂得回头好好反省自己,而现在到了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我已有勇气面对那些我怨恨过的人,面对自己曾经做错的事情,我愿意在以后的日子里面一直去反省,去有所作为。正如星云大师对于人生短促的感悟:‘那些划过黑暗天空的流星,我们也只是其中的一颗’。”


  年轻人喜欢我的歌


  是因为他们也失去过


  白岩松说:“你走过的路越长,越接得住胡德夫歌声中的错综复杂。很多歌,乍一听是山河,细听却是岁月沉淀下来的骄傲和感伤,还有足以克服这个喧嚣时代的安静。”为什么胡德夫在年轻时,创作出来的歌却那么苍凉,胡德夫说可能跟自己11岁离开家有关,“没有穿过鞋的我,说着乡音到了淡江中学时,寂寞存在于对故乡和妈妈无比沉重的思念当中,我像失去了山谷的小鹰一样,迷失在茫茫的城市里面。”甚至,刚去淡江的胡德夫还给父亲写信,让父亲把家乡的牛寄过来,“因为我一直想着故乡、朋友、牛只,山冈上的青草地,天上翱翔的老鹰,晚上的月桃花,飞舞的蝴蝶在你肩膀驻留,而后阳光照耀,全身都很漂亮,远远看到太平洋,这些一辈子也忘不了,离开就是失去,在茫茫人海中,在黑夜,再忙碌,也会想到我家住的山谷,想到人们淳朴的表情,脑中都是这些图像,所以很容易写到歌里去。”


  让胡德夫庆幸的是,虽然远离故乡,对故乡、对家人总是有着浓浓的思念,但是他在这条路上越走,朋友越多,他的师长、学长对他友爱有加:“我说的国语没人懂,就有人帮我,我受到比一般同学多了好几倍的关爱,所以我不会自闭,不会自暴自弃,学校很漂亮,像个城堡把你保护起来,校长就像我的父亲。”


  至于为何现在的年轻人也喜欢他的歌曲,胡德夫说可能是因为这些年轻人也失去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我常在大陆唱水牛、稻米、太平洋、山谷,而很多内地北漂的孩子是从农村来的,他们为了挣钱,不得不离开家乡去城市,他们并不快乐,有人说听了我的歌,所以决定回故乡去看看,他已经很久没有回去了。”


  故乡就是那根风筝线,走得再远飞得再高,也终归是要告老还乡叶落归根,“我怎么回去的呢?三年前,我跟我太太什么也没计划,手一牵,狗一抱就回去了,先回台东再说了,我们现在住在台东,靠海边也靠山边。”


  而现在,除了对山谷、太平洋的怀念,66岁的胡德夫对生活过的一切都格外珍惜,“这么多年来,很多精彩的事和人没有从我身边擦肩而过,我和他们能有交集,改变我的人和地方、事情很多。故乡原来不止是山谷和暖风,台北的角角落落,我去过的地方也是故乡,我曾经在哪上班,去哪买东西,到哪漫步,甚至我还曾经在凯达格兰大道‘战斗’过 ,喊着‘你退一步,我前进一步’,原来我曾经也那样过。我曾经在小小的酒馆和朋友谈梦想谈很久,现在还和朋友谈梦想,谈乌托邦,谈年轻时我们都聊些什么,最后发现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彼此也没有变聪明一点。”


  最有成就感的


  是娶了姆娃


  最遗憾的


  是人和人之间的疏离


  《枫叶》是胡德夫的初恋故事,问他为什么不给现在的夫人姆娃写些什么,胡德夫说其实已经写了很多,“我起的名字是‘在姆怀中’,已经写了4则歌的构思,有的已经变成正歌和副歌。”旁边的夫人姆娃点头证实,但立刻向记者“告状”说:“可是他并没有让我看过,而且他说惹我生气了才有写歌的欲望。”说到此,胡德夫哈哈大笑,伸出手去捏捏姆娃的下巴说:“真可爱,我就爱逗她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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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夫和妻子姆娃

  胡德夫夫妻伉俪情深,姆娃是布农族人,做得一手好牛肉面,两人在台湾开的牛肉面店,就是姆娃亲自做厨师,每天自己一碗一碗亲手制出来的。胡德夫说自己这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娶了姆娃。“我没有做过什么让自己有成就感的事情,如果非要说一件,就是这件,我要娶她时岳母都答应了,可是她问了我一个问题让我很难答,她当时说‘我请问你,你以后要把我葬在哪里?’这个问题我很难答,因为我自己飘无定所,后来我回答说,‘葬在我来的地方,葬在我旁边’,我们现在找了一块地,离海边很近。”


  胡德夫说自己出生的时候一定是穿着披风来的,那件披风就是太平洋的风,“我呱呱坠地的时候披着它,这是我最早的一件衣裳。我相信海是有声音的,那是对我最早的一片呼唤。在我出生的时候,当然不会记得这些事情,那也许都是我来到这世上以后最早的感觉。在我的想象当中,太平洋的风算是我的第一个故乡。”


  而让胡德夫深感遗憾的是人和人的疏离,“人少的时候很亲,多的时候反而疏离”,胡德夫还感慨亏欠年轻一代,让下一代负债很多,“因为我们把好的空气用完了,在安全的生活范围放了一些核能和废料 ,让他们的薪水因空转而虚耗,30年前我们的薪水都高过现在的孩子,这是我的遗憾。而且教育方面没有认真去做,才有现在社会上的悲剧,我们的时代不可能出现揍老师,揍父母、杀父母这种事情,发生这种事是教育的问题,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做好。我希望中华民族能够留住我们的精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这样就不会有撕裂,知道我们是一个共同的祖先,祖先不会想你是湖南人,他是山东人,你是台湾人,他是外省人,忠孝在,就会忠于故土,对祖先尽孝,存仁爱之心,怎么可能会有撕裂?人们要多思考历史,知道祖先是怎么为我们奉献的,可惜现在的我们却用方便的网络去忘却以前,忘掉自己怎么来的,用你的无知来羞辱别人的辛苦。”


  (编辑: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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