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韵诗说话字斟句酌，不仅是要国粤转化，更重要的是，她真的希望被理解。“简单地说”完一遍，还要追加“更深一层”。跟那些面对采访惜字如金的明星相比，她仗义到会问记者：“我这么说能回答到你的问题吗？我看你好像有点烦恼的样子？”

　　以这种性格，不难理解去年她会因为香港性向平等的立法受到争议，而公开宣布出柜。在一个英雄消亡的时代，她觉得只能由普通人自己站出去。而艺人身份，在她看来，也是履行社会责任可以借助的一个平台，让更多人周知。

　　她说这是受到师傅梅艳芳的影响，1996年，全家移居加拿大的何韵诗独自回到香港参加新秀歌唱大赛，获得冠军，并被梅艳芳收为入室弟子。在这个当时凡事低调的弟子看来，遇事总是第一个起头的师傅只有两字形容：“侠义”。

　　斯人已去，当年在师傅荫蔽下的小女孩，一直不断在向前走，发唱片，拍电影，演舞台剧，并且将在6月29日、7月6日，来到上海体操中心和北京奥体中心体育馆举办个人演唱会。10年前梅艳芳曾打算在北京举办内地首次个唱，当时演出批文已拿到，但最后因身体原因成为永久遗憾。在近日举行的发布会上，何韵诗动情地表示能成为梅艳芳的徒弟，是自己一生的骄傲，希望以这次内地演唱会献给老师。

　　演唱会以何韵诗新国语唱片《共存》为题，希望能够传递更多力量给人们，“若我们希望冲破黑暗，我们必须力求共存，并且学会彼此照顾。”何韵诗说。演唱会的内容，她表示希望用“rockshow”的形式，而不是那种传统的港式演唱会。“希望我跟乐队能把整个场子的气氛调动起来”，至于演唱歌曲，何韵诗表示会考虑翻唱一些内地优秀音乐人的作品，甚至是崔健的歌曲。

　　“错过好时代的最后一班车”

　　东方早报：你出道时似乎是一个香港本土气质的女歌手，但现在也开始唱国语歌，包括这次的上海北京巡演，是不是对内地市场的关注更大了？

　　何韵诗：我这三四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做第一张国语专辑《无名·诗》的时候，我发现国语歌是一个新的空间，带给我很多东西，让我找回了唱歌、创作的最原始的快乐。（这）不只是物质上市场上的空间，是更大的思考空间、传播空间，能够把我要讲的话，传播到更远。

　　东方早报：做粤语歌的时候很不快乐吗？

　　何韵诗：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做粤语歌基本就是香港乐坛，空间很小，而整个香港娱乐圈的风气、运作方式并不是很好。在这么小的环境里，你就算不愿意，但还是要考虑市场会需要什么，会接受什么。我自己那时候一直在挑战这件事情，但最后我觉得是挑战到我自己，耗掉我自己的能量。深层一点去说，这样的环境跟香港人的本身状态、他们的生活节奏、思考模式也有关系。香港是个非常快的城市，以前娱乐选择比较少，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乐坛）跟现在蛮不一样，因为音乐在大家生活中占的位置更重一点，因为选择很少。现在不一样了，你要娱乐有很多选择，谁有这个时间坐下来喝茶听音乐，真的很少人有这个闲情了。但是我到其他地方，看到大家还是对音乐有需要。

　　东方早报：你1996年出道，算赶上了那个香港乐坛好时代的尾巴？

　　何韵诗：我没赶上。我正式发专辑是在2001年，刚好错过了最后一班车。不过我刚开始唱的时候也还可以。

　　东方早报：所以你开始做舞台剧，是有探索其他方式的原因在吗？

　　何韵诗：其实我第一次制作自己的舞台剧是在2005年，我一直觉得这是我会做下去的事情。对我来说，我不觉得自己的空间就限于唱歌，我作为艺人，追求的是创作：音乐创作、舞台剧创作，甚至在生活中也需要创作。

　　东方早报：生活中的创作指什么？

　　何韵诗：整个生活态度。我作为一个歌手，如何去履行自己的公民责任、社会责任。

　　东方早报：你强调要履行的公民责任，会有一些侧重或者边界吗？

　　何韵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如果说简单一点，那我们现在主要做的是同志平权这块内容，我们有一帮人都在很努力地做这个事情。但我会关注的问题不止这一块，很多社会问题比如贫穷、养老、教育等，都是我所关心的。但这些问题，都不是我讲一讲，做点什么，就能马上改变的，也许用上很多力气，都移动不了一点。而我觉得我现在能做的，是用我的创作、我自己的影响，去影响我的粉丝。

　　东方早报：作为天后唯一的女徒弟，对你来说做天后重要吗？

　　何韵诗：（大笑）很明显不重要啊。这种称号真的很无聊，你在一个人心中是天后，不见得在另一个人心中是，难道真的有个座位你坐上去就成了天后吗？每个人的地盘、根基都不一样，出发的位置也不一样，所以只能跟自己比，我最大的挑战是超越自己，希望我自己每个阶段都比上个阶段有进步，不管是人格上还是工作上。

　　（编辑：郭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