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莉从绿树摇曳的大门外走来。她戴一顶卡其色草帽，一副黑色墨镜。和年轻的偶像们不同，它们主要用于遮挡太阳，尤其在武汉，在夏天。
这里是汉口某间写字楼内的咖啡馆，僻静、简洁，有硬朗的工作气氛。“我常在这里打电脑。”池莉说。
按照身份证上的生辰（母亲记忆可能有误），池莉59岁了。皮肤依然是白，额头和面颊有光泽隐现。带皱褶的眼角和浅陷的眼眶并未显出疲乏，而是收住很多锐利。她的颈部、右手手腕，以及左手无名指上，无一不有饰物点缀。但那吊坠、手镯和戒指，大都由木或石造就，它们近乎一种悄无声息的存在，并不争夺她的光彩。
她精心挑选了浅黄和粉红两块蛋糕，不是给自己。咖啡上来两大杯，少糖。“女孩子都怕胖。”她笑说。
池莉对许多事物有要求。出版人生第一部诗集，从设计、装帧，到字距行距，她逐一和美编切磋议定；最后一次读者见面会，她特意穿一身青花蓝真丝旗袍——在国外朗诵小说时，众人着西式礼服，旗袍是她作为“保守”的中国女人最隆重的穿戴；她缝衣、做菜、做运动，时时刻刻保持洁净。
“一件事物如果是有形式感的，那么它一定要美。这个值得研究，我觉得很有意思。这可能和文学也有关系，有时候我写得很朴素，但我知道它是美的。”这次她终于下了决心，把最富形式感的诗歌作品公之于众。她低声吟诵了两句：爱人或许不在身边，情歌总在；战争或许不在身边，危险总在——“真的好美。”
这是池莉常用的句式。她还会说：“真的糟糕”，“真的愚蠢”，“真的羞耻。”“真”字被拖得极长。和她交谈，仿佛身处一条湍急的情感的河流，时刻有被卷走的可能。
撕碎绫罗绸缎
池莉生在长江边，从小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外公家族经营船队，家境殷实，却在“公私合营”大潮中没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运动过去，埋在地下的金子挖出来，继续过普通人家望尘莫及的生活。
池莉记忆里的外婆静静坐着，有丫头专门为她梳头，发髻乌黑，梳得整整齐齐。每到腊月，家里来一个师傅和一排小工，为每个人量身做新衣。纯金扣子一排排发光，有梅兰竹菊各式花样，冬天缝冬天的花，春天一到，就全换成春天的。那时她五六岁。
文学启蒙也从家中藏书开始。《红楼梦》里男男女女是看不懂的，只觉得元小令软绵绵，读起来像丝绸。普希金、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俄国作家最先看。小学发语文书，整本里没有她不认得的字。从此上课只留一半心，另一半用来写诗作文。
10岁那年，“文革”开始。出身清贫但做了干部的父亲被直接打倒，母系成分不好，红卫兵一次次来抄家。抄完首饰盒，还要抄她装诗的小木箱。她吓得不能睡觉、发高烧，“人死过几次又活了。”在学校也要垂头站在台上，被同学泼墨水、画漫画，只有语文老师尽微力保护她。因为写诗，她被几次告发，“下场”是自己失学，友人入狱。
可笑的是，一首“最浅薄最装腔作势”的《雷锋之歌》恰巧在她23岁时出版，正式开启写作之路。之后三十多年，她再未公开发表诗作，还几次烧毁诗稿。“暗暗，有一种期待，那就是：诗集一旦出版，恐惧不治而愈。有生之年，不再屈服于羞辱，不再过度害怕他人，不再总是更多地感知生命的可憎。”池莉在诗集后记里写道。
绫罗绸缎被撕碎，美与丑、日与夜强行颠倒的少年时代，也给予她作家的眼睛。“我当时也觉得不应该有恨，他们是被人怂恿的，操纵的。但那奠定了我写作的方向，必须面对苦难，关键是你要认识它。对一般人来说，认识不透没关系，但对作家，认识不透创造力绝对下降。靠技巧可以写出看上去不错的东西，但沉甸甸的思想力、剖析力不够就不行。所以需要漫长的，一点一滴的认识。”对于“小市民气”、“不深刻”、“没有知识分子情怀”这样的评价，池莉从不买账。
两次复苏
1975年，池莉高中毕业，下乡成为她委顿生命的第一次复苏。末代知青和早期知青已大不相同，近乎“垮掉的一代”，“一天到晚弹着吉他在田野里唱颓废的歌，只要不把鸡杀光了，没人太管你。”惟一理想就是回城，但也不觉得焦虑——那是迟早的事。
告别挨批挨斗的日子，被撒到一大群“相对来说还是淳朴”的农民中，池莉欢天喜地。大队小学缺老师，几个知青写篇文章给校长选，选中了她。农民拉着她，偷偷塞一个鸡蛋，说，“把我们家孩子教好啊，你随便打随便骂，一定要教好。”
农村学生仰慕城里来的老师，围着她说这说那：“你怎么那么白啊。”“你这个衣服好漂亮啊。”一排孩子盯着她在草地上刷牙，“你在干什么呢？”池莉一愣，当场宣布：好，明天第一节课就是“刷牙课”。“家里的盐蘸一点在手上，左边一下，右边一下。”教完学生刷牙，池莉又跟农民学种地去了。庄稼和花草，是她至今喜欢的两样。
“包班教了两年，四年级时我回城了，全班同学哭得如丧考妣。因为我们班最好，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我教他们唱歌，朗读诗歌小说，讲文化，还教体育，有的孩子连路都不会走，顺拐。农村老师不会这样，上完课就回家种自留地去了，谁搞这一套啊。”
池莉还谈起一个男学生，小学毕业直接考上重点大学，从农村忽而到城市，贫穷、自卑，很快精神失常，后来死了，“多可惜。”
知青生活的便利还包括有大量时间写作。之后招生回城，就读冶金医专，又弃医从文，考进武汉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最后一届社会生），池莉的写作灵感更“如火山爆发”。临毕业交学位论文，她交的是一篇小说，《烦恼人生》。
《烦恼人生》写轧钢厂工人印家厚的一天。从半夜里儿子掉下床开始，到晚上11点36分，他疲惫地躺上床而终。这一天里，他吃路边摊热干面、赶轮渡、挤公交，在单位遭遇莫名其妙的不顺利，像极了这座城市里为生计奔忙又被生活吞没的某个人，或是他的熟人。“你们谁不是在网中生活？”作者在小说里问。
可如此大肆书写工人阶级的烦恼，不把他们视为英雄，此前是没有的，“得改。”池莉穿条上海买来的黄色连衣裙，冒着路人灼灼的目光和一颗毒太阳过江，去省作协找《长江丛刊》编辑。“这里适合昂扬一点，那里再英雄主义一些。”编辑老师讲一下午，她老老实实听，但有的可以改，有的决不。
1987年，《烦恼人生》在《上海文学》首发，主编周介人在卷首语里写：一个主义开始了——新写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文艺评论，称赞她是敢说真话的作家。坐轮渡被认出，所有人凑过来和她讨论：你写的“网”是什么意思？谈了一个半小时下船，人群又自动让出一条路，还有人为她买来热干面。全国各地搞签售，书店的柜台快被挤倒了，读者眼泪汪汪握她的手说，谢谢你，帮我们说话。
“当时买书的人比现在买奢侈品的人多，排队啊，抢啊，托人找关系啊，用毛衣换，用自行车换，用收音机换，个个爱文学爱得不行。”池莉也送过自行车，换来一套《基督山伯爵》。
投入创作的壮年
早年池莉爱争辩，听人批评她作品太生活、太市民，势必当众吵起来。“很多人不懂穿，吃了饭之后嘴边流着青菜汁和汤汁，走没走的样子，坐没坐的样子，完全被生活毁坏的知识分子。有什么资格欣赏文学作品？有什么资格说别人琐碎？”她懂得蔑视对方是最有力的回击。座谈会她也不屑，常常会开一半，便拂袖而去。记者大张旗鼓来采访，她不睬、不见。因此在武汉文艺圈子里落得坏名声：池莉这个人，拽得很。
她当了17年武汉市文联主席，和19年全国人大代表。做主席主要是“当个旗帜飘一下”，为单位多争取点经费，多要点编制。做代表的前10年是糊涂的，后10年越来越清醒，对一个政府怎么运转，什么机制是好的机制，在认识上“有质的飞跃”。
如今的她极其忧国忧民，但那是对群体而言。对个人，她日趋宽容，“慈悲为怀”，比如从不批评同行。“不是为了不产生矛盾，也不是会做人。有一些作品是写得不好，但可能他的能力只有那么多，他已经很难受了，他也想写得更好，你为什么要说人家？”
池莉决意不再公开露面，她要收缩自己，节省时间，以投入她认定的创作的壮年。“生活如此庞大，个人如此渺小，要一点点写出来，我想，就要穷尽所有生命。”
若非热爱写作，池莉说她会继续行医。在医学院第一次上解剖课，一具尸体摆在面前，同学们无不腿软、后退，只有她凛凛走上前说，我来。肱二头肱三头肌，一二三四分得清清楚楚。这种谨严、细微，以及近乎冷漠的工作习惯，日后也帮助她写作。多年后，她对自己的解剖是：我这个人，性格不好，人品好。
文学的发生要像一朵花
记者：新写实和先锋小说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但作品的样貌截然不同。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在技法上摒弃了西方的影响？
池莉：阅读影响写作，不是直接的关系，至少对我没有直接的影响，而且还隔着一个过滤塞。所有外国小说在中国找不到它的模特，我从来没想过（在技法上）学他们。但西方作家的视野、审美观、知识，以及他支配语言的能力，会影响我。
记者：你笔下的人物是怎么出现的，在脑海里先有一个形象？
池莉：一个人，或是这个人的灵魂，有面貌，也有灵魂痛苦的程度。他表现在某种细节上，被我揪住了。有时候就是一张脸，就那么看着我。每次都不一样的，千变万化。我不需要工匠式的学习，说必须有一个流派的基本功之类的，我天生就适合做这一行。
记者：饮食男女、市井生活是你写得最多的内容。你只是希望还原他们，还是也带着批判的意味？
池莉：以“我”为主导的批判是一种意识形态，我不喜欢意识形态的东西。我希望文学的发生本身就像一朵花，真的，你不要变成一把匕首。花就是让人看你怎么盛开，怎么优雅，再怎么衰败，怎么被残害，那他在内心深处就会跟着换血。至于我对社会的思考，我作为人大代表这么多年对政治运转的观察，我会埋在脚下，但决不让它影响文学。
记者：事实上你对人的生存境况是不满的？
池莉：我这么写，肯定就是不满。但我不用小说来叙述不满。现实就像一幅画，就摆在眼前。
记者：比如《生活秀》里的主人公来双扬，你对她的独立是赞赏的吗？
池莉：来双扬的独立是付出巨大代价的。作为一个女人，她是应该得到尊重的奋斗者，但她也是失败的。
记者：失败在何处？
池莉：全部都是她付出，没有人爱她，这是很不公平的。《生活秀》就很奇怪，捧红了一个鸭脖，大家没看到，最后来双扬一个人坐在吉庆街，完全历经沧桑，冷得不能再冷了，那种心酸。包括和那个男人的关系，没办法继续下去。凡是涉及到爱和自由，全部都被杀死，不可能拥有。你是最顽强的女人，只能靠劳动养活自己，其他你就不要想了，是很凄惨、凄凉的结尾。但是，好多人看不出来。
记者：这是为什么？
池莉：中国读者被教育到比较愚昧了。法国读者喜欢我的书，他们觉得太尖锐了。中国读者只看到平庸、琐碎，但他不去想这是谁造成的。
记者：应该如何归咎？
池莉：一切糟糕的变化，都是从消灭文化来的。人们逐渐变狭隘、变僵化，变冷漠，变麻木不仁，变不会思考，变傻。80年前的民国，有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讨论，以胡适为首，那个讨论震惊全国。胡适说得非常好，一个政党选择独裁的时候，全中国只剩下一个爱国者，那就是独裁者自己。其他人不敢说不爱。但实际上人们会把心思转到物质上，全是物质。他没有其他的权利，没办法谈，没办法追求。
记者：按1957年出生算，你如何评价这一代作家？
池莉：我觉得幸运。比如王蒙、张贤亮、刘心武那一代，很容易停留在极左的伤痕里。年轻的一代人，历史对他们来说不延续，一天到晚灌输，你就可以被砍断了。50到60年代出现的这一拨，他经历最丰富，阎连科对饥饿有很深的痛苦，而我是被剥夺的痛苦。我知道什么是“优雅”，什么是“气”。你别跟我说地主都是坏人，你骗不了我。
记者：你怎么观察生活？
池莉：我的眼睛就像一个高倍摄像头，一眼扫过去，若干年后我小说的一个片段可能就是那个人。我从来不忘记我看到的。所有人都说我现在深居浅出，没有啊，我经常在陌生人当中，在大街小巷，或者“嗒”一下冲到江边拍洪水去了。我太熟悉这座城市了，没有我不知道的。
记者：总体而言，你听到的批评比表扬多吗？
池莉：多多了。我是坚持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符号，就是要还原人的生活。镜子和其他一切都不足以让我们了解自己，唯有文学作品。“生动形象”，听起来简单，写起来太难。我可以把句子写得很花哨，花拳绣腿谁不会啊，我们读过那么多书，抄都抄会了，但真的洗尽铅华，把中国人的面貌端出来，这就是本事。
文字是作家的脸
记者：你一直是严肃作家中书卖得比较好的，读者对你来说有多重要？奖项的肯定和市场的肯定，更想获得哪一个？
池莉：中国的商业市场特别不健康，很多东西靠炒作，垃圾书到处推销，有的靠某种权力往下灌，各种奇形怪状的事情会发生。小说是城市消费的文化，它会像商品一样流通，如果是健康的市场，我当然是宁愿要读者。不健康的市场就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你必须像小丑一样上蹿下跳。在这种情况下，奖项和市场我都可以不要。奖项我已经得很多了，该得的都得了。
记者：你有很多文学圈的朋友吗？
池莉：我从来都是独行侠。
记者：是否有地域的原因？
池莉：没有。我所有出版都在北京上海南京，作品改编也都是集中在这些地方。早年我天天跑北京，还在北京拿到过一张买房的票，差点买了。我从来不认为自己偏远。我的性格真的是怕人，一群人时我就不知道说什么，我不能和大家在一起。可能我从小被孤立，那就算了，我永远都是自己一个人。前天那个发布会，出版社要来，文联领导要来，我求求他们，一个都不要来，我只和读者在一起。
记者：早年王朔改编过你的小说，你们有些交往吗？
池莉：王朔倒算是我哥们，同气相求。比如我跟王朔聊天，互相之间不会有愚蠢的问题。还有一个，人品，王朔真的人好，作为男人太好了，永远怀里揣着一打钱，只要是女人和他一起，绝不用买单。
记者：你们也都不爱拍照。
池莉：拍照真的太愚蠢了，会影响我们谈话。我不赞同杂志放照片，为什么呢，因为作家的文字就是她的脸，而她的脸不是她的脸，她的脸是假象。比如我的脸可能是我保养出来的，但和我的人没有关系。娱乐明星的符号才是她的脸，她什么都拍，她用脸说话。拍照很难抓住作家，拍我在书房里抽一根烟，装作深邃的样子，哇好深刻哦，鲁迅哦，这都是很错误的观念，是在教化读者，凡事要做个状。
记者：你写过很多光彩照人的女性，比较近期的《她的国》里有女同性恋的暗示。你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吗？
池莉：女人要被看作一个独立的人来爱护，来拉椅子，而不是当作一个玩物和附属品，你给我生孩子，你漂亮我占有你，拿出去有面子。但我不是主义，不是一定要怎样，大家都这样，所谓主义就是有旗帜口号，就涉嫌专制，专制一定是个错误的东西。
记者：是否考虑过换一个城市生活、写作？
池莉：我在北京上海待过很长时间，写东西啊，卖电视剧啊，最后都没东西吃了，不好吃。就文化来说，我也喜欢武汉。外地人会感觉武汉人比较粗，其实武汉人是你先对他们好，他们命都不要。比如去买小葱，一块钱一把，你说这么贵啊，他就说，你不买就走，但是你要说怎么这么便宜啊，你太可爱了，他就说那多给你几根。武汉人是特别需爱的人，只要你表现爱，他一定会投桃报李。
（编辑：郑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