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威廉斯

　　在我与约翰·威廉斯相交的十五年里，他的友谊带给我的不只信任、支持以及幽默，还有激励、勇气和他以身作则的榜样力量：向我展示了一个作家所具有的超高水准，人的尊严的力量，并提醒我作为作家为文学应该承担的责任，保有对文学的信念。

　　《犁》邀请我担任一期特约编辑时，我第一个想到的对象就是约翰·威廉斯。

　　1965年，维京出版社首次出版了《斯通纳》，大概卖出了2000册，得到的国内媒体唯一评价是《纽约客》“短讯”栏目给的一段话。一年以后，有人把这本书推荐给了欧文·豪，读后备受感动的他在《新共和》发了一篇书评盛赞此书。这篇书评带来的效果，“并没能帮忙多卖出去一册书，却开启了这本书在地下流传的新里程”，威廉斯自己总结。

　　1973年英国出版了《斯通纳》，C.P.斯诺在媒体上热切发问：“为什么这本书还不出名？”

　　这个发问令已经拥有一部分深度追捧者的《斯通纳》陷入更加复杂的外冷内热的境况。斯诺进一步说，“几乎没有一部英文小说，甚至可以说艺术作品，能比肩本书所及艺术成就的高度。”

　　直到今天，这本书已经在市面上断供了（注：指1980年代）。或许在图书馆还能找到它的踪迹，二手市场上的现价是每本25美元。

　　1972年，威廉斯接下来的一本小说《奥古斯都》面世时，以精装本出版并印刷了1万册。即便如此，文学圈仍然忽视了它——直到它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入围提名时，媒体才“追发”了若干书评。

　　令威廉斯和他的拥趸意外惊喜的是，《奥古斯都》与约翰·巴斯的《客迈拉》一起荣获了当年国家图书奖。终于，我们的作家得到了应有的，想必国家图书奖自然能提升作家知名度，虽然他的作品早该享此拥戴。但事实并非如此，企鹅平装本系列收入《奥古斯都》，并一直在售，但对威廉斯的其他作品并没有任何带动作用，也没让作家在读者中享有更高声誉。

　　“朴实作家约翰·威廉斯”的名声之所以如此萧条，或许部分原因应该归结于他大部分小说的主题：奉行原则与理想情怀，他用“朴实”的笔调精确、真诚地围绕着这些主题进行写作。因为拒绝妥协，威廉斯的小说《屠夫十字镇》失去了以平装本再版的机会（本书1960年由麦克米伦出版社首次出版）：报价的出版社要求在书封上印上“西部小说”的字样，以此为条件才能出这本书的平装本，威廉斯拒绝了这个提议。

　　《屠夫十字镇》这本书讲述了一个生活在1880年代的年轻人，从波士顿的牧师家庭来到科罗拉多山区旷野间，参与捕猎野牛，只为体会荒野的故事。虽然这本书写的是精彩纷呈的历险故事（同时贯穿着给年轻人关于自然和社会价值等内容的传导），它却不是我们熟知的“西部小说”类型，不是牛仔和印第安人大肆互相杀伐的故事。为避免给这本书错误定位，威廉斯索性拒绝了出版社的出版报价。

　　去年二月（注：1980年），我读到他在写的新小说，而我也答应为《犁》做一期关于他的采访，这才第一次到基韦斯特拜访他。

　　我带去一台索尼随身录音机，约翰对它的出现反应敏感。最终，约翰说他依旧难以接受“访谈”这个东西，问我能不能仅仅来一场谈话。我应允了，但坚持放上了不怀好意的录音机。一开始录音机放在桌面上，我把它打开，希望约翰不会被这东西干扰。我们不咸不淡聊了几句，机器上一个小小的红灯不停闪烁着。

　　“看看，”约翰说，“这东西肯定能激发人的发声欲。”

　　“我想是的。”我说。

　　约翰咳了几声，又点了一支他常抽的长滤嘴香烟。

　　显然，这机器束缚了我们本来很有营养的谈话。于是我把它放到桌子下面去。

　　“现在，”我说道，“你可以假装这儿没有它。”

　　“我明白了，”约翰说，“就跟水门一样。”

　　我们局促地笑了起来，试着继续谈话——接下来几个小时里，约翰回答了我提出的关于他的作品与事业的若干问题。上天保佑，我没有笨手笨脚误洗掉磁带录音，成功从录音资料里整理编辑出以下采访内容。

　　1922年，约翰在得克萨斯州克拉克斯维尔的一个小镇出生，他早期接受的文学熏陶来自当时流行的广播肥皂剧和低俗小说。

　　“我是听着马·帕金斯（Ma Perkin）和《One Man's Family》这一类美国广播肥皂剧长大的。更小一点，我们会全家人一起‘看’广播——一边听声音，一边牢牢盯住发出声音的盒子，就跟看电视一样。我喜欢看赞恩·格雷（Zane Grey）的书，也喜欢读低俗杂志里的故事（pulp fiction）。九、十岁的时候，我经常读《‘一战’王牌飞行员》（Flying Aces of World War I）这样的东西。后来迈向青春期了，十四五岁吧，我开始读《热辣冒险》（Spicy Adventure）、《热辣警探》（Spicy Detective）这些东西——那时候的标题里经常出现‘热辣’这样的字眼儿。说真的这些是很轻的软色情。了不起，真是了不起。我想电视取代了这些不无裨益的老牌低俗杂志的存在。

　　“我开始觉得自己应该当个作家，是从中学开始的。一个叫安妮·劳瑞·史密斯的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要求写自己最喜欢的电影明星。我写的是罗纳德·考尔曼（Ronald Colman）。老师觉得我写得很好，当着全班朗读了我的作文，还在我的作文上批了一句话：‘这是大学生作文的水平。’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做的事得到了别人的夸赞，我心想：‘上帝啊，我找到人生方向了。’

　　“高中的时候，我有点口吃的毛病，于是选修了几门戏剧和演讲的课程。十四岁的时候，有人觉得我声音低沉、浑厚，所以我开始给当地的电台当义工，写脚本、做演出，我每周会写一个半小时的短剧，参与制作，扮演一个角色，招募当地演员一起来演出。

　　“差不多同时，我读到了托马斯·沃尔夫。《安琪儿，往家里看》刚一出版，我在图书馆读到了，那应该是我15岁的事。那种感觉简直如有神临，我立即感受到一些东西——不是说你突然有了宗教体悟，而是有什么事儿正在你心里发生。非常陌生。现在我并不在乎沃尔夫写得到底好不好——几年之后我又读了一遍他的书，完全受不了——但我永远崇拜他，因为是他令我的一部分得以重生。”

　　高中毕业后，约翰到威奇托福尔斯的哈尔丁专科学校读了一个学期，并在那里挂了一门课——新生英语。（我活该挂科——因为我没做作业。）随即他在电台找了一份工作，“二战”开始后参加了美国空军，在中缅印战区担任电台播报员和副驾驶飞行员。

　　“我服役的时候，在有限的纸笺上用标准字体写完了第一份小说的手稿。军营生活十分之九的时间非常无聊，没任何事情可以做。有时候又连续忙两周，累得筋疲力尽，其他时间无所事事，我就把这些时间花在小说上。”

　　战争结束后，约翰到迈阿密的电台找工作，最终在基韦斯特的一家新成立的电台找到了经理兼播报员的工作。但他很快对这份工作大感失望。

　　“如果我愿意给电台写脚本，我肯定能活下去。但它仅仅意味着有事可做。又大了几岁后，我意识到这样的生活过下去没有意义，不管是当电台播音，还是兜卖商品，干别的什么。”

　　约翰决定重新拾起自己的小说，于是他到加利福利亚的帕萨迪纳跟自己的父母一起住了一阵子。除了享受为期一年的退伍军人每周二十美元津贴外，他也靠当燃气抄读员谋点收入。小说写完后，他给纽约的几家出版社寄去，却都被拒绝。这时，他听说丹佛有一家新成立的出版社，一家瞄准“新的出版方向”的小公司，创始人叫艾伦·斯沃洛（Alan Swallow）。最后，斯沃洛在1948年出版了这本小说（也是他出版了约翰的诗集《破碎的景观》），但并未引起任何反响。如今，坐在我对面的约翰说：“请不要读这本书。好吧，它不是那么差，但我读过太多好得多的处女作。”

　　约翰遇到了他的贵人：既是他的导师也是出版人的斯沃洛。

　　“我们在通信里聊了小说，也谈到我最近在忙什么。艾伦建议，如果我眼下无所事事，何不利用《GI法案》中对退伍军人提供的经济资助去读书，然后当个老师。我从没想过当老师，因为我眼中老师是超脱普通大众的一帮神秘人。但我回答，管他呢，我要试试。于是我去了丹佛大学，斯沃洛在那里教书。”后来约翰在1949年得了学士学位，第二年得到硕士学位。

　　“斯沃洛是个非常棒的朋友，他尽己所能地帮我，直到我找准了自己该投身的事业。他不是一般人，在某些方面令人难以亲近，同时非常安静。如果想看清艾伦，建议把他想象成一个介于两种身份之间的人：一个中等体格的巴士司机，以及一个五金店店员。他的精力十分充沛——总是有一股隐隐的力量，教书的同时经营着自己的出版社。我能得到两个学位多多少少受了他的影响，我后来之所以去密苏里大学读博士学位，主要因为那是唯一给我提供教职的地方。”

　　1954年约翰在密苏里大学得到了博士学位，之后返回丹佛大学教书，不久后又在大学开设创意写作课程。直到今天，他仍然在那里教创意写作课，我想问问他怎么看待这门颇受争议的课程。

　　“花不到45分钟，你就能把自己所知关于写作的全部内容给学生讲完。写作课程最有价值的部分，在于帮助学生建立观众感。学生写的一篇文章，全班都能读到，从某个角度说这就是他们的出版首秀。他们每给我一个故事，我想象它已经出版，因为有人会读。写作者建立观众感非常重要——不仅是为了知道读者想要什么，同时也为了检验读者是否理解你想表达的东西。

　　“我从不让写作班的学生自己在班上朗读作文。有时候我自己将它们油印出来，有时候我自己来读。这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方法：让学生真正听到自己写的东西。因为你读自己写的东西，会自动填补其中的沟壑；当你听到别人把它读出来，你才会注意到沟壑的存在。教出像样的写作班的最佳方法，不是评价他们的作品，而是大声读出作品，并尽量不置一评。

　　“在现在这些学生——这些‘摇摆的六十年代’——中的一部分看来，每一部文学作品都必须能对他们有所影响。但小说真正的价值在于能让你在自我之外认识别人。有人曾问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小说的价值是什么，他说，‘它让你能了解你的邻居。’我觉得这样就很不错。”

创作中的约翰·威廉斯

　　我问约翰什么是他概念中的“观众感”，以及他如何在创作时顾及这一点。

　　“相比于为我自己写作，我更多是为读者写作。愿意掏十块十二块买书的读者——实际上花得可能更多——应该得到一些尊重与顾念。我们相当自负，同时人们通常比我们认为得要更智慧。所谓的‘一般读者’有时候就是‘非一般读者’，他们能切中要害，领悟内容，对事物的喜爱程度远超过我们大多数人对他们的判断。”

　　约翰认为，这样的读者值得拥有一段故事。所谓的“新小说”，不管到底是什么，简直是在拿故事这个概念开玩笑。他们利用了这个概念，但利用的手段却拙劣又滑稽。

　　威廉斯的《奥古斯都》和巴斯的《客迈拉》一同获得1973年的国家图书奖，在我看来，评委们达成了这样一个认识：不管是故事类或传统类的小说，还是新的、实验性的小说，它们有各自本质上的不同目的，与其让两种类型一决胜负，更应当鼓励独立但平等的两种类型中各自的佼佼者。我问约翰，他评价当代小说的视角是否过于敏感？

　　“并不。我接下来说的并不是在批评巴斯。我喜欢《客迈拉》，那本书很有趣，但我觉得他这种和威廉·加斯那种，真的会是死胡同。问题在于，如果你的写作十分‘原汁原味’，那其实是你一直在重复，随着推移你的写作会越来越不‘原汁原味’。这就像‘它必须是新的’，所以如果它已经出现过一次，那么就不能出现第二次。有人说我说的东西让人联想到性——但对于性，你不会只想来一次，对不对？”

　　我们开始探讨不同小说的定义和概念，约翰表达了他自己的观点。

　　“小说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文学）形式——《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就是诗体小说——不管评论家怎么说，。我在自己的课堂上也说过鬼话，比如‘现代小说起源于福楼拜’之类的，这在某个层面是对的，但并非完全正确。它只是一个出发点。我喜欢小说因为它不精确，保持流动，并能包含其他一切文学形式——诗歌，散文，戏剧。在某个层面我认为小说就是‘一段生命’，其中的出生、生长和死亡都不必然是显性的，但必须是关于出生、生长和死亡的。我认为，但凡好小说，都是以某种死亡作结。这不是说故事的结尾主角必须死掉，而是说它应当成为一段‘生命’。”

　　我请约翰谈一谈他自己几部小说的源起构想。

《屠夫十字镇》

　　《屠夫十字镇》：“1954年我来丹佛任教，开始对西部产生兴趣。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此时的‘西部’并不存在——甚至它从未存在过。那其实是‘东部’的梦，几乎是‘东部’虚构出了‘西部’。我写这本小说的初衷是人们对西部的姿态，在爱默生和梭罗影响下的浪漫想象。如果有一个哈佛来的满脑子爱默生主义的年轻人，在西部看到了真正的自然，他身上会发生些什么呢？这就是这本小说的出发点。”

《斯通纳》

　　《斯通纳》：“我在密苏里大学时，为了博士学位选了一门备考科目，似乎是中古英语或者盎格鲁﹣撒克逊什么的课，我记不太清了——不是一门主课，一个我堪称认识的老师给了我不及格。他有个有点奇怪的夫人，我只见过一次。学校里传言他跟一个身体略有残疾的学界知名学者长年不和。那时候我自己开始进入教育岗位，也在思考‘成为一个老师意味着什么’。一开始就是这样，但实际上跟那个老师真的没什么关系，不过从那时候起，我开始觉得虽然他可能没成为了不起的老师，但他已经向某些我看来极其重要的价值投注了一生，他是否赢得过成功，丝毫不重要，我认为这其中已经有了某种英雄主义。这是这本小说的出发点。”

　　《奥古斯都》：“我没想过要写一本关于奥古斯都的小说，让我感兴趣的是一个父亲亲手流亡了自己的女儿，他是什么样的感受。我在百科书里查了奥古斯都的资料，只是随意地翻阅，然后又查了他女儿的，东西越查越多，几年之后我找的资料越来越多，才意识到，哎，这就是一本小说啊。”

　　《理性的沉睡》：“写‘二战’的，我觉得是罕有的像样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二战’是无法书写的，因为它事实上是十六场不同的战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做到了，是因为那里的战争本质上是区域性战争，虽然它牵涉了一大片疆土。所以我决定写些关于战争的东西，战争本身。在写这个之前，我曾落笔写了一个东西，名叫《帐篷》，内容是我在中缅印服役时当播报员和副驾驶飞行员的经历。但我想写的东西跟自己太密切，时间紧贴着我自己的服役期。我遇到的问题不是情绪，而是不能真实自然地呈现。那个稿子是很美，不过后来我就开始写这个了，背景是战后一阵子的事，有一部分尼克松执政时期（不过书里完全没提到尼克松），有几部分要溯及战争时期，关于几个人物的战争经历。”

　　“我认为到现在我们仍然没有真正理解二战。如果说有什么战争是‘正义’（just war）的，那这个就是——但其实根本不可能有正义的（just）。但我相信虽然不情愿，但这场仗必须打。然而，战争同时给这个国家造成了非常糟糕的伤害。”

　　之前有一次，约翰曾告诉我这本小说的主题是这个国家在“二战”期间的堕落，所以我问一场“正义的战争”怎么会催生出堕落。

　　“‘二战’是降临到我们身上的。就像癌症一样，你不想得癌症，但没有选择。尽管有历史修正主义的存在，但对于‘二战’的发生我们根本没得选，堕入这场该死的战争是必然的。但最终我认为，是‘二战’令这个国家变得残忍，野蛮。人们几乎已经习惯了杀戮。”

　　就在我在基韦斯特拜访的这段时间，约翰写完了一百多页，还同意将第一章刊发在同一期杂志上，同时他不忘强调这是一部尚未完稿的小说。

　　我们在院子里聊了两个多小时，约翰突然轻轻地说：“你能感觉到吗，丹？下雨了。”雨点开始轻柔地落下，我从桌子下面拿出录音机，端上酒杯，打算进屋把约翰的贝类杂烩汤热一热。

　　后来，我回到波士顿的家中，脑子里一直想着在岛上的一次悠长、散漫的对话，那天我们聊了我们的事业、友谊和生活，不回应任何问题，约翰表达着自己的感慨或观察，说出他脑海里闪过的东西：

　　“你知道吗，小说是‘无用’的。事实上这东西不是非有不可，跟吃的住的不一样。但我们就是会弄出小说来，造出这些‘无用’的东西。是它把我们跟动物区别了出来。”

　　（编辑：郑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