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想做的，就是将政治性写作变成一种艺术”。133年前的今天，英国记者、小说家、散文家和评论家乔治·奥威尔出生。他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文笔审视和记录着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做出了许多超越时代的预言，被称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阅读奥威尔，会让人产生一种受虐的快感，同时获得一种思考和挣脱的力量。

　　奥威尔最著名的身份是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与《动物农场》的作者，他终其一生都探索如何把政治化写作变成一门艺术。奥威尔不仅在写作动机上强调政治作为——把世界推往一定的方向，帮助别人树立人们要努力争取的到底是哪一种社会的想法；他甚至苛刻地自我评价道：“当我缺乏政治目的时，写出来的书总无一例外地没有生气，蜕化成华丽不实的段落、无意义的句子和装饰性形容词，而且总的说来，是自欺欺人之作。”

　　在《一九八四》描述的那个社会中，思想自由是一种死罪，独立自主的个人被消灭干净，每一个人的思想都受到严密的控制，掌握权力的人们以追逐权力为终极目标并对权力顶礼膜拜。但奥威尔并不畏惧这一切，以一己之心力在垂危之际完成了一个反乌托邦寓言。我们有理由致敬这样一位写作者，致敬他冷峻的良心，也忍不住提出这样的疑问——乔治·奥威尔的存在，是否能给予当今小说家——那些提及“政治”唯恐避之不及的作家一个恒久而巨大的启迪？

　　英国评论家V.S.普利切特曾称赞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为“一代人的冷峻良心”，杰弗里·迈耶斯在他的《奥威尔传：冷峻的良心》中将这一形象刻画定格。良心，有热的，也有冷的。冷，也是一种温度，是钢铁顽石的温度。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1984》一热数十年，至今不衰。一版版热腾腾的印刷，却挡不住他笔下冒出的阵阵寒意。

《一九八四》部分书封

　　他对自己残忍决绝，对世界不留情面，由内而外的冷峻，穿透人性的温情面纱，直达现实底面的残酷，刻骨铭心。阅读奥威尔，会让人产生一种受虐的快感，同时获得一种思考和挣脱的力量。

　　从1933年第一本著作《巴黎伦敦落魄记》署名“奥威尔”发表，到1949年《1984》出版后作家离世，这颗如钢铁顽石般冷硬的良心，只搏动了短短16年；但这颗良心的锻造与淬炼，却用光了他整整46年的人生。133年前的今天，奥威尔出生。《奥威尔传》从这一天讲起，测出了冷峻的温度。

　　警察埃里克：拒绝蜕化与清除野蛮

　　1903年6月25日，一个名叫埃里克·布莱尔的英国男孩出生在印度北部殖民地比哈尔邦一幢粉刷过的砖结构平房里。他不知道在印度当警察的父亲，工作是保障鸦片向中国的运输。16年后，埃里克毕业于贵族名校伊顿公学，与他同届的14名毕业生，11名进入牛津和剑桥，2名从事家族生意，唯有他选择加入了缅甸警察。

　　以反极权主义为世人铭记的奥威尔，原生于一个父子两代服务英国殖民制度的家庭：在生命的开始，命运已经和埃里克开好了玩笑。埃里克的叛逆性格，又让这个玩笑化为一个绝妙的讽刺。因为叛逆、甘于冒险和对大英帝国的热爱而来到缅甸，他却在这里发现了帝国主义的谎言和自己洁癖一般的良心。

　　1927年，22岁的埃里克在带薪休假期间回到老家，在正式休假结束前辞去了副警察长职务，因此牺牲了140镑薪水，只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坚定。在缅甸的五年，他和所有殖民地警察一样，表现出纵容暴行和回归野蛮的倾向。可他逐渐认识到“为了统治野蛮人，你只能自己也变成一个野蛮人”，并为蜕化的帝国主义者角色感到后悔，觉得这份“大英帝国的肮脏工作”让自己受到了玷污。

　　辞职后，埃里克转向写作，开始了复原及清除自己内在野蛮人一面的漫长过程。奥威尔也正是以《绞刑》和《杀象记》两篇回忆缅甸警察经历的随笔，完成了埃里克当年未曾做到的事：与殖民制度脱离关系，为他认为是自己罪咎的事赎过。

　　奥威尔诞生：贬低自我与折磨读者

　　奥威尔河源于伊普斯威奇，流进北海，也是剑桥附近一个村庄的名字。1933年1月，在埃里克全身心地投入写作的第6年，他的第一本书终于出版。推翻一系列方案后，他选定“奥威尔”为笔名，理由是“听来有力”。之所以用笔名发表，一方面是怕家人蒙羞，另一方面是对自己的作品不甚满意。

　　奥威尔的作家生活难以获得家人的谅解。他放弃大好的职业前途，在巴黎当洗碗工，在伦敦做流浪汉，只是为了在《巴黎伦敦落魄记》书前心安理得地引用乔叟的警句：“贫穷之境况，害人真不浅。”他对底层的生活超出“同情”，近乎“同感”，当时便有评论者称赞他有敏锐的社会良心。 戈尔曼注意到奥威尔乐于受虐的特点，说他“很喜欢过穷困潦倒的生活”。这种苦行僧式的生活和写作状态，贯穿了他的一生。

　　1934年，他出版第一部小说《缅甸岁月》，利用国外经历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随后又出版小说《牧师的女儿》和《保持叶兰繁茂》。对于前者，他“不认为它是一部佳作……请确保以笔名出版，因为我并不为它感到自豪”；对于后者，他拒绝再版重印。

　　在《我为何写作》中，奥威尔对几部早期作品如此评价：“当我缺乏政治目的时，写出来的书总无一例外地没有生气，蜕化成华丽不实的段落、无意义的句子和装饰性形容词，而且总的说来，是自欺欺人之作。”

　　评论者对这些作品颇为称赞，奥威尔并不领情：“评论者都很糟糕，以至于通常而言，跟那些用意良好、但从来懒得了解你写了什么的蠢驴相比，我更喜欢那些发脾气骂我的人。”当好友康诺利建议他“要让人们吞下药丸，也必须有果酱送”的时候，奥威尔也不肯妥协：他的读者必须不带果酱地吞下药丸。

　　奥威尔看自己的作品过于苛刻，某种程度上表现出自我惩罚的本能。他把这种本能带到生活中，在与心上人爱琳结婚后，住进一间简陋的房屋，过上了与外界隔绝的艰苦生活。对于文学的苦求，却让他逐渐找到一条把个性和政治结合起来的有效途径，并写出影响较大的《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从一个二流小说家向前跨出巨大一步，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评论家。

　　两个战场：受伤的战士与政治的文学

　　1937年5月20日，奥威尔被狙击手射出的子弹打中喉咙，侥幸保住一条性命。与那颗子弹在他脖子上留下的伤口比起来，西班牙内战在奥威尔精神上留下的伤口要大得多。内战中的种种政治恶行加深了他对极权主义的恶意：“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部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整个过去十年中，我最想做的，就是将政治性写作变成一种艺术。”

　　在西班牙内战中获得的受伤战士身份，为奥威尔在英国的知识分子圈确立了名声，成了一个有鲜明特色的人物。英国传记作家诺埃尔·安南说奥威尔“保持着一个处于尖刻、冷峻、严格律己、抱有克己理想主义的左派人士的形象。”他那不修边幅的苦行主义、理想主义、自我牺牲、真诚及独立性，最终与其文学作品相一致，也方便了他在今后的写作和论战中表达出自己的声音。

　　《<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

　　作者：阿博特·格里森 玛莎·努斯鲍姆等

　　版本：法律出版社，2013年2月

　　在参战后所著小说《上来透口气》中，奥威尔开始主张反战主义；可当英德战争于小说出版后3个月爆发时，他又改变了主意。在他看来，保卫危难之中祖国的爱国举动比战前所持的原则更重要。这一次，奥威尔投入了另一战场，在后方展开一系列政治论争，磨练出更加适合自己的写作风格。

　　奥威尔的写作天赋是在他的作家生涯中逐渐挖掘出来的。随着战争胜利在望，他开始尝试以一种新的幽默写作，那种幽默在《上来透口气》中偶尔出现过，也将为《动物农场》增添无穷魅力。

　　冰冷的最终章：

　　《动物农场》与《1984》

　　1905年2月，在母亲艾达的日记中，首次出现埃里克患呼吸系统疾病的记载。肺病自此伴随了他一生 。40年后，妻子爱琳去世，奥威尔的生活陷入窘境。他的身体每下愈况，急于觅得一个新的伴侣，却始终无功。在给求偶对象之一安妮的信中，奥威尔坦言自己时日无多，而且不育……

　　就在这个最为惨淡的时间，《动物农场》突如其来，获得成功 。《动物农场》写于1943年11月到1944年2月间，在战争结束前揭露了最受欢迎的苏联的蜕化本质，面世前被5家出版社退稿。对出版商而言，这部寓言中的“猪”最为棘手，因为它象征着拥有权势的统治阶级。书中最著名的一句就由猪宣布：“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为平等。”它恰好是奥威尔最讨厌的动物。

　　在这部讽刺寓言中，奥威尔将艺术和政治巧妙融合在一起，但燕卜荪提醒说：“这种完美的危险是在不同人眼里，其寓意相去甚远。”果然，1945年8月出版时，奥威尔忙着跑去一间又一间书店，将其从儿童读物搬到成人读物那边。直到其在美国被每月读书会接受为每月一书后，才获得销量上的成功。

　　奥威尔一生的主要兴趣集中于两种酷爱之事——文学和政治。《动物农场》成功后，他隐居离苏格兰海岸外16英里的朱拉岛，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投入更为冷酷的写作，以自己最熟悉的“自虐”方式，在与死亡的竞走中赶出了《一九八四》。

　　《一九八四》总结了奥威尔一生对于政治的思考，写得凄凉而且悲惨。故事中的人们被困于一个世界里，独立自主的思想和逃脱的希望都不可能存在。温斯顿·史密斯作为最后一个在思考的人，当觉悟达到最高点时，却被逮捕、关押、折磨，洗去了最后的良心。

　　这本书打破了虚构作品的常规，熔虚构、讽刺、现实主义及仿作于一炉，对未来的预测和毁灭性构想，都基于奥威尔一生中的真实体验。温斯顿也成为奥威尔最令人心酸的自画像，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他对自己的残酷和对真相的冷峻。奥威尔有意使读者的期望落空，让温斯顿在最悲惨的境况下被彻底击败。小说的结尾是完全凄凉的，正如奥威尔自己一样。

　　在《穷人的死法》中，奥威尔说人人希望死在自己的床上，亲人们陪在身边；但他却死在一间医院的床上，无人在旁。他始终独来独往、与众不同，努力抛开过上幸福日子的机会，在一个人心浮动、信仰不再的时代里写作，用46年的时间，孤独地炼成了一颗冷峻的良心。

　　（编辑：郑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