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加莎·克里斯蒂
无论文学理论家们如何为侦探小说下定义，做分类，侦探小说要完成的，始终都是一个“画圆”的过程：把一个犯罪故事的逻辑讲完满。侦探们如福尔摩斯在面对奇案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兴奋雀跃，读者们在阅读过程中所期待的也一样，首先是智性的冒险。
作为一种通俗文学的创作者，侦探小说家们似乎总是可以抵达文学理论家设置的边界之外。他们永远在为小说的结构方式制造例外。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事里，情节的展开与完成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至为奇突的，比如案件的叙述者正是杀人者本人这样的构思，她写起来也是滴水不漏，缜密而流畅。阿加莎是一位相当高产的小说家，笔下故事的大量与丰富，令人怀疑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性，从文学层面，系统地探讨其创作的技巧。倘若以结构主义的办法去分析，会发现在阿加莎的作品中，大概并不存在齐整的、被重复使用的叙事模式。她只是以一种十分考究的方法在讲故事，讲述的过程精巧地避开了所有可以直接揭破谜团的线索。
侦探小说的前提是科学主义。在小说中，作者和读者都必须承认怪力乱神之物是不存在的。因此无论故事中发生的案件多么离奇，读者都知道，通往真相的路无外乎两条：科学与人性。所有的杀人事件都可以被简化为填字游戏，确定的答案只有一个。这是侦探小说作者给予读者的许诺，是作者与读者达成的协议。
《尼罗河上的惨案》
而好的侦探小说绝不会沦为纯粹的智性冒险。也就是说，单单在科学主义上的完满，还不足以构成一部优雅的侦探小说。阿加莎创作的故事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她的叙事融合在那样的风物里，总是带着老派的体面与颇具古典性的美学意味。人们享用下午茶，在桥牌桌上社交，斯文地制造着杀人事件，手枪和毒剂成为最常用的凶器。杀人几乎成为一种游戏：杀人者制造谜题，等待波洛或马普尔小姐们的破解。然而阿加莎的可贵，在于小说中总有一些元素承担着娱乐之外的教谕功能，可能是破案者，也可能是犯案者，或者可能是案件之中的相关人物。伦理与正义在表面上被悬置起来，却在实际上化身为行动实践体现在人物和情节方面。高明的作者深谙这样的道理：将游戏赋予直接的教谕意味，永远是令人扫兴的。于是，侦探小说家将油腻与肉麻规约为理智，他们完成的转化是：把善良与爱这类充满教谕意味的主题导向人性的自足，而为人性开口说话的，往往不是直接的心理活动，却是人物的行为。
从这个意义上说，优秀的侦探小说家甚至可以媲美共同体的立法者——他们在消遣中承担起了公共教谕的职责。
在案件谜团中设计复杂而能够自圆的逻辑，是侦探小说家的必备技能，阿加莎的天赋却并不仅仅展现于此。她善于为人性画圆。在智性与情感两方面给读者以双重满足，这大概是女性作家的天然优长。阿加莎的笔下，杀人者常常有着动人的杀机，欲望情仇，其中原委一旦道出，难免令人唏嘘。因此在谋杀案件之外，小说往往还会揭出一段关于谋杀的前史，这就在理智之外，开出了呈现人性的空间。一场深谋远虑、精心策划的谋杀，仿佛前现代时期的一件手工艺品，精致，一丝不苟，不可被复制，甚至带有某种本雅明称之为“灵韵”的东西。杀人案件在行为上完成的同时，人物性格也获得了某种贯通。在这个意义上，阿加莎的侦探故事无疑是古典的。
古典的意味也展现在阿加莎的伦理观上。尽管杀人者的起意似乎总是值得同情的，但最终杀人者总是会获得与其罪行相应的回报。侦探的出场，代表了最高明的智慧，而以侦破罪案为惟一动机的最高智慧可以压倒一切，似乎又暗示了一种对于光明秩序的认可与许诺。当读者发现波洛与马普尔小姐在阿加莎笔下各自构成一个故事序列的时候，就会生出一种默认：再完美的罪案都会被揭穿，犯案者也终将无所遁形。因此侦探形象的设置，先天地将智慧与正义联结起来了。于是，犯案者的精妙与周详不但不会给人以恐怖的感觉，反倒因为一次次试探出了侦探智慧的上限而制造出了一种有惊无险的刺激的安全感。最后的最后，当阿加莎在《幕》中取走了侦探波洛的性命时，怅然若失的读者感到的恐怕不仅仅是精彩故事的彻底完结，也有某种许诺的悄然消退。
《无人生还》(And Then There Were None)作为阿加莎颇为特殊的一部作品，提示了这种伦理观在侦探缺席的情况下如何能够自动实现。故事一开始，十个各不相干的人因为各式各样的邀请不约而同地到达了一座孤岛之上。而后杀人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伴随着“十个印第安小人”的歌谣的隐喻，整本小说令人毛骨悚然，直至十个人全部丧命，也并没有任何蛛丝马迹暗示命案的破解与罪犯的浮现。侦探小说往往难免带有霍布斯式的味道：危险意味着智慧的开始，而每个人的生存，首先在于赤裸裸的自保。阿加莎的《无人生还》，在最大程度上展现了人与人之间那种狼性的关系。眼下人们对于“杀人游戏”的津津乐道，其实正印证了霍布斯的洞见。阿加莎把杀人游戏的场景推到了孤岛上的别墅里，并且让它见了血。但这远不是她全部的智慧。故事的结尾，阿加莎设置了一个漂流瓶，其中装着杀人者作案的手记。故事最关键的地方到这里才开始显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杀人者完成罪案以后的一连串举动：他写下犯案的全部动机与整个过程，想办法使之流出岛外，接着独自回到杀人计划开始的地方，以一把手枪了断了自己的性命。
杀人者的作案动机，在于要替社会惩治法律无法制裁的罪恶之人。可见正义的实现，并不是一种自然，而是需要依靠一个现实存在的强者。驱动强者的并不是一种个人主义式的欲望，而是一种“替天行道“的承担。这是阿加莎建构出的秩序世界。《无人生还》的故事发生在孤岛上，这一独立的空间似乎象征着被隔绝于现实法律世界的另一重伦理世界。但是阿加莎并没有挥霍她在独立王国中的立法权力。在讲完整个案件之后，她告诉读者，伦理正义之外，毕竟还存在着一套终极正义，后者使得杀人者终于要为自己的罪恶负责。鲁滨逊规训星期五所使用的，只是他在文明社会中所获得的文明的遗物。阿加莎在笛福几百年后再度申明，不顾现实社会的秩序，在纯粹的自然状态中重新立法，只能是一场空谈。杀人者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之后，毫不犹豫地选择自杀，显然是对现实社会的法律规约的自觉遵从。而最具强力的人最终要回归到法律系统中，为故事在伦理上制造出圆满的结局，这是阿加莎最不易为人所察觉的高明之处。于是在她的小说里，智力上的不断冒险与伦理中的永恒节制造成了一种迷人的张力，也由此，我们可以说，阿加莎不仅拥有天赋，并且富于美德。
谋杀是极端行为，完成极端行为的是极端的人性。阿加莎一生都在写作这样的极端故事，而她在中国的粉丝仍然惯于称她作“阿婆”。这是一种太过亲切的称呼。人们并没有因为她笔下那些扭曲的、阴暗的人与事而对她进行恶意的揣测。这大概不仅仅因为她谋篇布局的智慧实在令人惊叹，恐怕更因为她不断在小说中给人以正义的许诺。案件终会告破的许诺让阿加莎制造犯罪过程的智慧仅仅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智慧，而与故事中种种骇人的犯罪心理无关。
阿加莎的可爱之处，还在于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其性别身份在作品中似乎总是隐而不彰的。她并没有为女性特别声张什么的意图。这种从容的姿态令她的小说获得了一种自然而然的亲切感。她笔触所及，不乏两性关系，但她所持有的立场与判断，大抵都出于一种“自然正当”式的流露。《空谷幽魂》（The Hollow）在罪案设计方面并不是最精巧的作品，但却展现了阿加莎在男女情感之中非常理性与深刻的洞见。犯罪现场直接呈现了一段三角关系：丈夫中枪倒在度假屋的游泳池边，凶器兀自沉在池底，妻子惊慌失措地立在一旁，丈夫在咽气之前呼喊了一声情人的名字。中枪的人迅速毙命，情人因为他最后的一声呼喊成为了众人怀疑的对象。故事的展开当然要复杂得多。而波洛最终发现，真正的杀人者是那位胆小无知的妻子，丈夫在被妻子射杀后呼喊情人的名字，是要那个聪明果敢的情人设法保护犯了罪的妻子，让她免于责罚。
男人的不忠并不是阿加莎指责的对象，这与她要构筑世道人心群像的意图相比，实在是一种太微不足道的野心。她平和地对待笔下的人物，只从情与理两方面给他们交代。而一以贯之地，在她的故事里，男人因为不忠而丧命，并不能抵偿杀人者的罪过。看似弱势的妻子最终还是被谴责了，并且为她的谋杀付出了代价。
《马普尔小姐探案集》中的马普尔小姐
阿加莎对于自己的写作是有自觉的。奥利弗太太，一名侦探小说家，常常活动在小说里，作为阿加莎自己的镜像，出现在波洛身边。这是她作为作家的幽默，也是她对于实生活中自己的认知。更为有趣的是马普尔小姐这个形象的塑造。马普尔小姐是一名老姑娘，居住在看似宁静的圣玛丽米德村。阿加莎为她制造了许多次展现才智的机会。她破获了很多杀人案，但与著名的波洛不同，马普尔小姐的破案工具，除了缜密的思维之外，主要是那些在熟人社会中不停传播的流言——她借助的并非无来由的天才，而是亲切可感的生活日常。这是女性才有的生活方式与性格特点。阿加莎捉住了，并将其放大，发现了其在侦探故事中的可能功用，并说服人们相信它的合理性。马普尔小姐自然是她那个故事序列中向人们许诺正义的英雄。但是阿加莎告诉读者，这种英雄的实现，依靠的正是女人身上那些不足道的小特长。马普尔小姐的生活，无非打理花园，织毛衣，和其他年轻的年老的女人们聚在一起喝下午茶，研究村子里的飞短流长。她十分安于这样的日子，从没有试图进入过男性群体的议事话语。破案也并非出于某种功利的目的，只是她乐意为之的一件事。马普尔小姐在破案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与其乡村女性的传统生活方式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吊诡和张力。阿加莎在这里，似乎以一种非女性主义的立场为女性问题开出了一种解答：对于传统的另一种定义，庶几就是“自然”吧。
（编辑：郑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