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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最想看到的两本书是由曹雪芹本人亲自写作的《红楼梦》的后40回和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夜》。前者我以为已不大可能，但也并非不存在意外，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我们的注视或不经意之间都已发生了。后者无疑应寄希望于翻译界。乔伊斯使用的是司空见惯的英语，并非另一个星球上的字母，难在哪里呢？我自己的英语水平但凡稍强一点，我早就将它翻译过来了。靠别人办事历来都是如此，除了耐心地等待，什么样的心情和手段都不起作用，一切都派不上用场。
使我怀有极大敬意的全世界的八位作家中不包括詹姆斯·乔伊斯。在他的前面和上面，还有一位查尔斯·狄更斯，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是说着同一种语言的同胞。人们说，按照乔伊斯的小说，可以重建一个都柏林；但按照狄更斯的作品，可以重建一个英国。狄更斯能代表英国，就像巴尔扎克可以代表法国，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照亮了黑暗漫长的俄罗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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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将《卡拉马佐夫兄弟》搬上银幕，其意义也许仅仅是让说惯了俄语的俄国地主和军官们讲一讲英语。银幕上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是轻浮而简单的，是小的，像一个被切除了四分之三的胃，许多未被理解、难以消化的内容，甚至基本的脉络都被不客气地取掉了。可恶的人们，之后又用获奖来表示他们的制作是成功的。
有些人天生就喜欢做自己做不了的事情，类似的行为总是被视为挑战和勇气。1960年，山西北部山区有一个小个子男人非说自已一顿饭可以吃掉42个馒头。他死后，人们在挪动他的身体时，从他的怀里突然又掉出七八个馒头，将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他留下一个儿子，1969年开始上小学，名字叫何苦。何苦属牛，长我两岁，1973年，我们终于成为同班同学。连续的留级使他的身高显得鹤立鸡群，异常突出。他当过组长和劳动委员，1974年初春，由于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被撤销了所担任的一切职务。此后再无官运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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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长一段时间，甚至直至今天，我的眼前经常浮现出一个穿着自色双麻布裤子的年轻人，神情亢奋而又恍惚不安地行走在一条危机四伏的街上，等待一位主教乘船前来。主教喜食鸡冠，而他自己——圣地亚哥·纳赛尔则总是梦见一片水蒙蒙的树林，梦见白色的鸟粪覆盖在他的脸上。根据迷信的说法，他是正在去死，临出门前朝母亲笑了一下，然后慢慢地往另一个世界里走。——这是《一件事先张扬的杀人案》，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记忆中的南美洲。那里天气炎热，尘土飞扬，火车的颜色像香蕉一样。
健忘症几乎使人们失去了记忆中的一切，即使给每一件物品贴上相应的标签，也只能勉强知道其名称，而仍然想不起其用途。在无数次的实践中，头脑灵活的奥雷连诺开始把标签搞得越来越复杂，一头奶牛的标签便很能说明他们是怎样跟健忘症作斗争的。奶牛脖子下挂着的标签上这样写道：
“这是一头奶牛。每天早晨挤奶，可以得到牛奶；在牛奶里掺入咖啡，可以得到牛奶咖啡。”
这是奥雷连诺上校在马孔多的一个最好的发明。
我有十几年的时间没有进过任何一家电影院。有一天晚上沐浴之后，毫无睡意。打开电视，里面正在上演一部中国电影。看了几分钟以后，我开始越来越吃惊：我看到马尔克斯的《一件事先张扬的杀人案》被搬上了中国的银幕。所不同的是，小说中即将被杀的圣地亚哥·纳赛尔被一位已被提前杀死的中国北方的山村教师所代替。杀人者也是兄弟两个，穿着黑棉袄。圣地亚哥·纳赛尔临出门时朝自己的母亲笑了一下，那位山村教师临出门时也作了同样的表情，两位母亲事后都突然回忆起了儿子的那种笑。小说中的酒店和牛奶店被一个炸油条的烂摊子所取代，导演命令两名演员在那间四面漏风的破房子里炸油条。不时地有人来买油条，趁机说一些小说里的话：一些可怕的消息。两名杀人者在里面一边喝白酒，一边吃油条。他们的吃法使我感到惊讶，我还从未见过喝白酒就油条的人。那把杀人用的刀子就放在油条的一边，他们一边喝酒，一边扬言要去杀死那个山村教师，做着与彼得罗·维卡略兄弟同样准备做的事情。炸油条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吓得半死，立即跑去报告山村教师的母亲；那时候，牛奶店的老板娘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也正忙着要去通知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母亲。早晨，广场上唯一开门营业的就是教堂旁边的这个牛奶店，老板娘在晨光熹微中第一个看到了圣地亚哥·纳赛尔，她仿佛觉得他穿的是银白色的衣服，“活像一个幽灵。”
我至今不知道这部中国电影的名字，不知它制作于何时。在接下去的一部美国影片里，一位教授正指责一位部长缺乏必要的道德，部长十分惊讶地说：“先生何出此言？”
人口过剩了，什么人都有。我不了解南方的农民。在北方的山区里，如果不去参加别人的丧事或婚礼，那就意味着一辈子都要在自己的家里吃饭。不管他一天吃几次，端起又放下的都是同一个碗，动作与姿势因经年的重复雷同而娴熟无比，有时又因过于娴熟而显得笨拙、生硬。没有人敢于在一个贫穷寒冷的村子里开设一个什么，这与“谁敢杀我？”基本属于同一个命题。也许，某一个小店专门是为准备杀人的人存在的，干活之前先进去吃一顿，好歹镇定一下。通常情况下，被布帘子特意遮住的那一部分被称为“雅座”。掀起帘子进去，会看到乡长与他的客人们正在用火柴棍猜拳。火柴棍多的时候，拳头握得很紧，生怕掉出来；火柴棍少的时候，拳头是松散的。
“几？八？”
“几？一？”
“王八蛋！就是个一。”
猜中的要受罚，猜不中的反而平安无事。一桌八个人，八根火柴，每人猜一个数，越到最后命中率就越高，因而，排在最后的人不能不希望火柴一出门就被与庄家邻近的人猜中，他们总是强烈要求将事情解决在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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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先生曾经描写过两个山东的差役前去执行公务，走在路上，遇到从冥界来的两个鬼，也是两个差役。四个人的身份与职业完全一样，此次前去执行的公务竟也完全一样，都是奉命前去缉拿一个人。山东的差役在听到冥界的两个差役的谈话后不禁大吃一惊，他们分别要去缉捕的竟是同一个人。那个人住在泰安城外，其住宅四周的景色与冥界差役的描述和山东差役的所见完全吻合。
还有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还有威廉·福克纳。廉耻与怀疑像南方潮湿的龙舌兰一样时刻交织、攀援在他的意识里。有时，即使面对迪尔西这样的女人时，他也不免会感到拘谨。为什么？因为他成功地将人格与伟大的尊严赋予了她。
然而，从本德仑到他的女儿杜威德尔，甚至小儿子朱厄尔，又无一不在用各自的生命印证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痛苦：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18世纪的曹雪芹，19世纪的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20世纪的福克纳、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写下他们的光辉不朽的名字，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每个人在某一方面都空前绝后。现在，无论看谁的东西，我都不由自主地以他们为参照。我认真地研究过他们，因为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能够影响我？有些人至今仍像强烈的光线一样辐射着。我从来没觉得他们是外国人，也没觉得他们是中国人。他们当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外宾。外宾是个什么？穿着亮闪闪的、领子很硬的衣服，两手插在两腿间。
每年读一遍《红楼梦》。我非常认真地将那一段时间视为一年一度的疗养。那段日子里，哪里都不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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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的作者兰佩杜萨是意大利的一位亲王，其名声远在后现代主义名家卡尔维诺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皮兰德娄、夸西莫多，甚至蒙塔莱之下。兰佩杜萨，他的曾祖父也是一位亲王，但不同于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笔下的那些戴着假发、喷着香水、浑身散发着腥甜气息的欧洲贵族。作为一名勤勉的天文学家，他在浩瀚的宇宙里发现过两颗小行星。《豹》是一本篇幅只有14万字的长篇小说，但《豹》是本世纪的一部杰出的巨著。《豹》出版于1958年，但作者兰佩杜萨则于一年前的1957年离开人世。
作为法国的长河小说，《蒂博一家》的准确而干净简洁的风格令人惊讶，现实的魅力使之成为20世纪最杰出的长河小说。作者马丹·杜伽，是纪德的挚友。他写过一部中篇《古老的法兰西》，从状态到语言，很像是一部中国小说。
作为长篇小说，别雷的《彼得堡》够得上好吗？我看不行。纳博科夫说它杰出得不得了，要胜过福克纳。我以为他这样说至少有失公允，我以为他这样说另有所指，别有隐情在心头。
我将永远记住这些不朽的峰峦。《百年孤独》《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族长的没落》《兔子三部曲》《巴玛修道院》《魔山》《赫索格》《洪堡的礼物》《杜宾的传记》《三言二拍》《太平广记》《佩德罗·巴拉莫》《死者》《乞力马扎罗的雪》……
什么叫爱国？我以为至少不能是一种无原则的护短行为。一位流亡的总统，一对旅居异国的夫妇。拉美国家的总统们已习惯于逃跑和颠沛流离，动不动就被以上校甚至上尉为首的人推翻了。马尔克斯的《一路顺风，总统先生》是我读过的最感人的短篇之一。
有很多选本，到处在选他的《飞机上的睡美人》。一个女人在飞机上打盹有什么意思？后者可能是他最糟的作品。
什么叫友谊？盖斯凯尔夫人的《夏洛蒂·勃朗特传》是我读过的最感人的传记，其成就丝毫不比《简爱》和《呼啸山庄》逊色。打开卷首，英国的紫色的荒原扑面而来，艾米莉·勃朗特的狗整日整夜地为其早逝的女主人哀号。
翻开《三言二拍》，人间的烟火不断地将我们吵醒，不断地使人推开木楼上的窗户，临街眺望。
1978年，一个名叫李智深的人第一次阅读《金瓶梅》，完全被惊呆了。市井的气息使其不能自拔。西门庆的生活“丰富、充实、具体，随时都能清晰地触摸，随时又都像在做梦。”“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李智深对另一个名叫张仪的人说，“你那也叫生活？”此前，张仪每天饮酒，饮一元钱一斤的高粱酒，自以为过着半人半仙的日子。
一个从北京纪念堂瞻仰回来的农民对我说：“毛主席变小了，不像从前那么大了。”继而又补充说：“主要是身体的尺寸不对了。”
1850年，巴尔扎克50岁的时候，写完了该写的一切，离开人世。其时，他的身边只有一位仆人，还有前来看望他的维克多·雨果。雨果是看着他死去，然后才离去的。茨威格将那一个特定的时刻描写得十分感人。巴尔扎克的仆人和雨果站在飘摇的灯影里，看着那位举世无双的小说家做最后的呼吸。
如果写作不是一种艰辛而呕心沥血的事业，按照他的身体和性情，这个人完全可以活到90岁，甚至100岁；如果一位作家写完自己该写的一切后，还继续活在世上，剩下的那些日子该怎样打发呢？100岁的巴尔扎克并不比50岁的巴尔扎克更容易获得幸福。自从停止写作以后，列夫·托尔斯泰几乎不再同包括家人在内的任何人说话，打招呼？他在想什么呢？
作家是一种什么人？格非说：“写作就是秉烛夜行。”对于一位真正的作家来说，何尝不是如此？真正的作家就是那种傍晚时匆匆到来，黎明前又独自离去的人，带走的仅仅是一身夜露。多数的时候，毫无（世俗的)风光可言。
1998.1.4
（实习编辑：郑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