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德）

　　八

    《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出版五十余年后，人们发现该书受到其写作时的特殊情境和随后史学发展的钳制。如今，在克拉考尔通过间接资料讨论的作品中，相当一些已为公众知晓并见诸于评论作品。可以说，“影片史”这一概念所包含的方法论意识恰恰始自克拉考尔的作品，尽管尚不透彻。

    总体而言，尽管过去十年的历史及哲学研究发展加速，克拉考尔的史学成果仍然有效。理由有很多：除了基于一般性假设做出判断，他对单个作品的评价有对于技巧、语言学及形式特点的详尽分析作为支撑（此外还有未受充分重视的主题问题），为世人全面了解这些影片作出了主要贡献。而且，他的工作立足于对原始资料进行详尽研究，这些资料多由克拉考尔亲自搜集（比如魏玛时期电影界参与者的见证词）。暂不论《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全面的社会心理分析框架，凭借以上特质，它即可成为重要的参照文本并持续发挥影响，如提供原始资料，借此更好地理解各影片、人物和趋势。

    从史学层面上说，除去一些小细节（如影片的确切片名，他承认其中一些只是间接获知），克拉考尔作品中极少有需要重大更正和校订之处。有关从电影起源至1918年所谓早期的开头几章则是显著例外。克拉考尔对这部分掌握的资料太少，无法供他做出确实的全面评判。比如，他对电影改革和作家电影（Autorenfilm）的说明过于粗略，漏掉了一些重要的作品、电影人和倾向。尽管电影改革的根据显然是退步的，运动却为电影批评和电影理论的出现提供了契机，而在作家电影中，电影与“其他艺术”的碰撞则增强了这种新媒介的创造能力，也为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融合奠定了基础。事实证明，这是战后德国电影最具创造性的一面。此处讨论的时期不是德国电影的“史前史”，而是那段历史重要且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出于标题而非方法论的原因，《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将“外部的”、前身的地位分派给该时期，因为克拉考尔选择魏玛时期电影作为全书主题，即“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此为讨论的框架。事实上，有关该时期需要修订的不过是些细枝末节。惟一的例外涉及两部分别位于其写作轨线两端的影片：《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和《意志的胜利》。

    对《卡里加利》的分析集中在得益于剧作者卡尔·梅育和汉斯·雅诺维支的革命性意义。克拉考尔认为，由于框形故事的引入，影片暴露了他们的最初构想并对之做了常规处理。这种诠释的主要依据是克拉考尔可以参考的雅诺维支于流亡美国期间写作的回忆录。然而，20多年前《卡里加利》剧本的重见天日、不久前发现的有关两位剧作者活动的其他文件（包括他们与制片人的合约），以及对雅诺维支手稿本身的直接分析，都对克拉考尔的假设提出了严峻挑战。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