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德）

　　人们对克拉考尔的社会心理学方法表示反对，认为其过于狭隘而且受到作者个人境遇的严重影响（《纽约时报书评》谈到“流亡者的报复”）。用德国某评论家的话说，他的论据让人觉得是“对精神分析最简单、机械的运用”。该书过于倚赖“过度简化……认为德国人命中注定是成就政治独裁的心理倒退的少年人”。认为他的分析“……在详述事实材料时比作者用自己特殊的方法得出的分析结论更令人信服”。一些评论家认为，没有分析非德语影片的影响是该书缺陷之一。

    对于克拉考尔将电影解释为一种“反射”的倾向，有人表示保留意见（反对理由是此概念“含糊”且“引起混淆”）。最常招致争论的问题是将精神分析模式适用于集合主体。“错误”一目了然，即“将弗洛伊德的动力理论扩用于社会群体……‘从而’假设一个群体、一个社会或是一个民族是一种有机构造”。某权威的“圈内人”认为，“从奥托·兰克和汉斯·萨克斯的意义上说”，该书“具有开拓性”而且“非常有趣”，但他对该书确定符号元素的方法持保留意见：“克拉考尔武断地归加含义，却不解释如何得出结论：旋转的螺旋线是‘混乱’的象征；无生命的物件代表‘缄默的本能’。”

    德国批评家们当然注意到了克拉考尔“溯及既往”的历史主义阐释的可疑基础。有人指出将高山电影中的图像母题与纳粹影片联系起来是“天真”的表现；还有人评论，将结论当做既定事实加以阐述的方法无法令人服膺。对该方法最严厉的抨击来自刊物《电影》（Film），文章批评该方法无一用处：“用社会学或未来学的话说，未来不可预测，因此更不能将未来当做批评家的客观标准。”

    同是针对以上问题，少数批评家则赞同克拉考尔的方法。艾里斯·巴里和保罗·罗沙称赞该书在电影与社会之间建立联系的方式。罗尔夫·纽因伯格（Rolf　N　rnberg）完全支持德国电影预示德国历史的观点。巴里还赞同将电影称作“集体幻想”的提法。尽管该书最严重的缺陷显而易见，许多评论家仍然注意到它在方法论方面富有原创性的“有效编排”，同样可适用于其他国家的背景和时代。此外，他们评论将该书用做教学的效果明显，“对美国的电影学生极有价值”。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