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陈思诚监制，戴墨执导，张译领衔主演的电影《三大队》上映以来，收获了较好的口碑。这部电影在情节上延续了“唐探”系列和“误杀”系列中悬疑感的制造方式，以警察程兵为核心讲述了其追凶十二年，最终完成师父遗愿，解开自己心结的故事。电影通过紧张的追凶情节、缜密的逻辑推理让观众沉浸其中，具有典型的悬疑电影特征。但影片又在此基础上实现了超越，不仅故事原型取材于真实事件，还在人物塑造、背景选取、拍摄视角等方面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

  营造真实：非虚构与反类型

  影片改编自真实事件，原作名为《请转告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了》，是载于“网易人间工作室”的一篇非虚构作品。非虚构写作是一种带有实践性、创造性的文化书写行为，以文学纪实、生活观察和社会调查为基础，呈现书写者对时代和社会的思考。移动互联网媒体的兴起与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再度掀起非虚构写作的热潮。不同于其他非虚构写作平台，“网易人间”的故事性极强，且更加“基层”与“草根”，其大部分稿件都来自业余爱好者的投稿，此篇作品的作者深蓝原先就任职于公安机关，其大量作品都与刑侦推理主题相关。以上背景无疑为影片奠定了浓厚的现实主义基调。

  除了非虚构改编，反类型化叙事也是这部影片的一大特点。反类型电影思潮最初起源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和美国好莱坞运动，在中国体现较为明显的是香港电影，而内地直到1992年张建亚导演的《三毛从军记》开始，才出现了一定的反类型元素。反类型电影最大的特点就是打破常规，而《三大队》在人物设置、情节冲突和影片主题几个方面都体现出了一定的反类型特点。主流类型片常常通过非写实的手法来进行“英雄”塑造，尤其是对于警察这一职业形象，经常是善良、正义、英勇的正面人物的化身，但在这部影片中，三大队的警察们却因冲动而做出有悖于职业原则之事，体现了现实的复杂和多面。在情节方面，电影从警察的视角出发，让观众沉浸在与主演相同的境遇中，经历了程兵的愤怒、痛苦、纠结等种种情绪，而凶手王二勇一直到影片最后才出现，他的美满生活与三大队成员的落魄形成鲜明对比，令人唏嘘。在主题方面，关于“我执”的开放式结局也极具反类型色彩，程兵的执着固然令人敬佩，但三大队的其他成员选择放下过去，重新开始，也未尝不是好的选择。这一设定并未“道德绑架”任何一方，而是给予这一职业更多的理解和宽容。

  从“唐探”到“误杀”再到今年暑期大获成功的《消失的她》，可以说陈思诚对悬疑侦探类故事的演绎已经积攒了不少经验。而在这部影片中，陈思诚却有意识地拒绝了以往类型化和戏剧化的创作方式，进一步向现实主义靠拢。影片基本还原了原作中的重要信息，包括时间线、人物背景和追凶情节都保持了高度一致。而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电影将原作中一个人的故事扩展为“三大队”群像的故事，但最终真正完成任务的还是程兵一个人，既契合了现实，又最大限度地增加了情节张力，呈现出人性的复杂与矛盾，也在对比中进一步突出程队长坚守的可贵。通过非虚构改编和反类型化叙事，影片所呈现的真实感呼之欲出。

  新警察形象：现实与奇观的结合

  在中国电影中，人民警察的银幕形象极具特殊性。早在1959年上映的喜剧电影《今天我休息》，讲述了派出所民警马天民因热心帮助群众多次错过相亲，最终凭借乐于助人的品质打动相亲对象的故事，塑造了一个“活雷锋”式的社区民警形象。这一形象也成为当时人民警察最具知名度的银幕形象，展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警民一家亲的和谐景象和社会大团结。20世纪90年代以来，警察形象呈现出两副面孔。第一类以香港警匪片为典型代表，警察被刻画成有勇有谋、无所不能的“英雄”形象，呈现出一种“奇观化”特点。比如1992年唐季礼执导的《警察故事3：超级警察》中，成龙饰演的香港卧底警察陈家驹凭借高强本领一举歼灭贩毒集团。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好莱坞电影的影响，与“007”系列电影中特工凭借机智勇敢化险为夷、完成任务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处。类似的还有1993年的《重案组》，都体现了一种超级警察的个人英雄主义倾向。另一类则偏重纪实风格，以第五代导演宁瀛和第六代导演高群书为典型代表。他们将警察从所向披靡的高大形象还原到日常生活中，展现出警察也会面临的无能为力。在1995年宁瀛导演的《民警故事》中，外地人口的涌入让民警杨国力的工作难度大大提高，家长里短和邻里矛盾让警察充满无力感。而2012年高群书执导的《神探亨特张》同样通过对真实故事的改编，再现了北京市海淀区一名基层民警的真实事迹，表达了身处社会之中的种种无奈。总而言之，以往影片中对警察形象的塑造呈现出“奇观”与“现实”的两种倾向。

  而《三大队》中的警察形象则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现实主义与英雄主义两种传统的结合。在现实主义层面，原本雷厉风行、神采奕奕的三大队集体陷入牢狱之灾，成为与警察身份完全对立的囚犯，出狱后则从事着基层社会最为普通的职业。如果说身份的转换还不足以打破观众对警察的英雄主义想象，那么三大队成员们的中途退出则足以实现警察从“超人”向“凡人”的转变。为了妻子、孩子和健康，他们不得不放弃曾经的誓言和渺茫的希望，成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最令人感到崩塌和幻灭的是师父张青良的“谎言”，这句“谎言”引发了蝴蝶效应，成为三大队冲动犯罪的导火索，成为程兵坚持追凶的动力之源，也成为狱友阿哲去世的诱因之一。这一情节在原作中并不存在，但影片通过这一转折带来一种“过山车”式的观影体验，也让观众不得不接受身为警察那平凡和普通的一面。而影片中唯一没有破灭的英雄主义，就是程兵在经历了极度绝望和信仰崩塌之后，依然孤身一人寻找并抓获真凶的过程。程兵的形象是一种职业精神的体现，而支撑他走到最后的力量正在于其锲而不舍的坚持。正是这种现实与奇观的结合，让观众在认识到现实的残酷后依然能够选择相信，脱掉警服后的他们依然是人们心中的英雄。

  流动在城市：基层社会的显影

  影片《三大队》无处不体现着对普通人的观照和注意。除了题材、人物和情节方面的纪实性，影片更深层的现实主义体现在通过勾勒跨越七省的复杂中国地理版图，以及临摹摊主、网管、出租车司机等小人物的真实生活样态。片中的三大队成员本身并非农民工群体，但影片却通过他们的视角让观众得以窥见进城务工人员的流动性。改革开放以来，进城务工人员可以流动到多种职业，但在城市里，他们的工作具有临时性，完全按照劳动力自由雇佣的市场交换原则，这就使得他们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心理上都很难获得归属感。影片中出狱后的三大队成员们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面临着相似的境遇：为了追捕王二勇，他们不停地换城市、换工作，没有了警察身份的加持，只能通过各种体力劳动来谋求生计。对于很多进城务工人员而言，这样不稳定的工作生活状态正是他们的日常。

  进城务工人员的形象甚少出现于银幕之上，因此，影片中看似习以为常的生活化场景，却是商业电影中十分难得的社会显影。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影片无疑提供了一个更具启发意义的社会性视角。

  （作者宋美琪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慧瑜系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主任）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