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西湖——浙工大文学周”近日在浙江杭州举行，两天的活动时间内，第八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颁奖活动、“西湖·中国新锐文学论坛”、杭州青年作家改稿会以及麦家《人生海海》作品研讨会相继举行。此次文学周由杭州市文联主办，杭州市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杭州市作协承办。
《西湖》，新锐出发的地方，走向文学的未来
第八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从今年1月启动，经过近一年的初评，从《西湖》和全国各文学刊物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发表的中短篇小说中选择了六部进入终评。最终，余静如的短篇小说《404的客人》、宋阿曼的短篇小说《西皮流水》、徐衎的短篇小说《你好，明媚》获奖。
如浙江省作协主席艾伟所言，《西湖》作为老牌刊物，进入新世纪以来调整了办刊方向，以“新锐出发的地方”作为办刊宗旨，每月推出一位新人写作者，从“70后”的徐则臣、石一枫，到“80后”的文珍、朱个、池上，到“90后”的孟小书、慢先生，迄今已推出二百余位青年作家，为杭州、为浙江、为整个中国文学的未来储备了力量。而自2007年创办的“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迄今举办了八届，历届获奖者徐则臣、笛安、张静、文珍、东君、海飞、娜彧、朱个、马小淘、石一枫、孔亚雷、双雪涛、旧海棠、池上、孟小书、郭爽、王苏辛、赵挺等均成为当下文坛具有影响力的作家。
本届获奖者余静如的《404的客人》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角度：房东与房客，由此敏锐地写出了漂泊者个人边界的难以确立，呈现了在上海漂泊的年轻人的存在状态，具有城市标本的意味。宋阿曼的《西皮流水》则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写爱情，小说文字冷冽、节制、精准，以新颖的方式写出了艺术的困境、爱情的困境与解困的某种可能。徐衎的《你好，明媚》讲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他善于书写的老灵魂的欲望故事，而是以十岁孩童“我”的眼光，记叙父子俩一次看电影的经历，细腻地写出了一直被压制对海洋、对文字兴趣的父亲的存在状态，也写出了“我”丰饶的内心世界。
文学新锐们以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对于生活与内心的理解，他们也将从《西湖》出发，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也走向文学的未来。
Z世代，文学和记忆如何深刻地发生关联？
“我们除了年轻，还有什么？”“文学期刊与文学未来”“汉语写作与世界”“先锋三十年与当下新锐写作”“何为‘传统文学’？”“西湖新锐与当下中国文学”……历年来“西湖·中国新锐文学论坛”的论题总能切中当下文学创作的核心，引发文学界持续的关注、思考和讨论，今年论坛的题目为“文学与记忆”。
“文学和记忆”，不由让人想起作家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某种程度上文学就是记忆。“没有记忆就没有文学创作，所有的文学创作都是对记忆的书写，即便就是此刻进入到书写，它也是对记忆的一种书写。”评论家孟繁华认可这种说法，但在他看来，文学和记忆的关系更为复杂，“书写记忆是有选择的，同一事物的处境不同，记忆和情绪是截然不同的。因此，记忆就是书写，但是记忆和叙事、和情绪、和文学创作的情感等等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对文学和记忆两个词语的内核进行解析，或许会将二者复杂的关系进行一定的厘清。评论家贺绍俊认为，记忆是一种历史，“无论是留存在人们头脑中的记忆，还是以文字书写的记忆，都是将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定格下来，这种记忆具有选择性。”他将记忆分为三种：一是集体公约化记忆，又可以叫宏大记忆，各种历史都是由集体公约化记忆建构起来的；二是日常生活记忆，这是一个社会的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形成的习俗、习惯和定式，它只建构起一种非常松散的历史；三是个人化记忆，它可以建构起一个人的历史。这三者都是作家写作的基本素材。小说则是记忆的“化妆术”，它往往是现实与历史的一次交易和谈判，它要按统一的历史定论来进行裁减、筛选甚至遮蔽。这种历史定论来自多方面，尤其来自文学自身形成的思维定式和话语权。所以，小说的突破也就意味着“化妆术”的突破，“这种突破，需要胆量”。
某种程度上，贺绍俊阐释了记忆、文学、历史的内构关系，评论家李云雷将记忆分为个人记忆、时代记忆和民族记忆，即是在这个内构关系上对此进行深发。“书写时代记忆和民族记忆不仅是文学的任务，历史同样也在书写，那么文学区分于历史的特点在何处？可能就在于文学可以选择从个人的角度进入，也可以选择虚构的方式，同时可以写得更深入。我们通常说诗比历史更真实，确乎如此，虚构的文本可能会比留下的历史更能贴近和触及时代和历史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对于时代、民族的记忆书写来说特别重要。”
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现时代之下，文学的意义为何？在评论家吴俊看来，人工智能大力发展的时代，人类的记忆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挑战，人已经不可能在记忆这个层面上与人工智能发生抗衡。“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问题出现了，在人工智能这样一种超级记忆的机器面前，文学还能做什么？可以肯定的说，处理人类精神深处世界的一定是文学家，在新的数码时代来临之际，文学承担着我们人类以后的命运和人文创作最主要的责任。”
作家雷默则提出了一个更为宏大的问题。人工智能如Alpha Go，它不仅仅是一种记忆，还具备自我判断和自我学习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通常认定的钱谷融教授提出的“文学是人学”的观念，我们的文学还仅仅只是人学吗？
作家黄咏梅认同记忆是作家写作的数据库，但在她看来，记忆会有很多模糊性，也会在潜意识中做一些修改，而文学恰恰处在模糊和更改的那些部分。“记忆，记是识记和保存，忆相当于再认和再现，写作从某种程度来说就是作家用回忆和虚构来共同再认和再现这些记忆。”在这个过程中，作家记得最牢的，是“情绪的记忆”，“情绪记忆在写作时是很隐秘的，甚至作家自己也觉察不到，但对写作来说非常重要，甚至会形成作家的一种风格和气质。”
作家王小王强调的则是文学记忆中的情感，“文学创作中的记忆和工整的史学记忆最大区别，可能就在于情感，文学创作对记忆的选择可能是遵循着情感的需求的。”她更指出了一点，个人在书写的过程中可能重塑着自己的记忆，由此文学对于整个时代、历史民族记忆而言也有重塑作用。
评论家黄德海引用了作家格林的一段话，“一个作家前二十年的体验覆盖了他的全部经验，其余的岁月只不过是在观察。”在这句话之后，有着更为重要的一句话，“作家在童年和青少年时观察世界，一辈子只有一次。而他整个写作生涯就是努力用大家共有的庞大公共世界来解说他的私人世界。”也就是说，私人的记忆一旦要进入文字，它天然跟外界有关，和共有的庞大的公共世界有关，记忆从来就不止是属于个人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黄德海认为，当作家调动“前二十年体验”的时候，其实动用的不是一个当时的记忆，而是对记忆的反思，或者说重复体验。这也就不难解释，现在不少作品写到过去的事时显得很充分，可到了当下世界就显得没有那么细腻和扎实。“这其实是对很近的记忆没有进行充分的反思。”
这和评论家张定浩的观点有一种内在的应和，他认为文学和记忆之间应该是某种非常紧张的关系。“我们会发现，一个年轻的写作者经常会屈服于个人记忆，而一个成熟的写作者会屈服于某种集体记忆或历史记忆，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历史观和认识。这恰恰提醒我们，作为文学从业者要跟记忆之间形成某种对抗关系。如果说记忆是个人对自我连贯性的创造，文学就是对这种记忆的再创造。”
这也正是批评家苏珊·桑塔格曾说的，记忆本身是有创造性的，它是一种演出。在评论家木叶看来，记忆不是现成的，也不是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它一直在变化、流动。文学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变形记的集大成，文学本身也是一种变形记，充满了想象，甚至是逆反。“它为了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有深度的情感，甚至是有野心的探索，有责任感的赋能，文学通过自己的探索，成为一种反记忆，或者说是一种复合记忆、综合记忆。”
实际上，当代文坛上新一代作家的成长记忆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评论家陈力君所言，这种变化有三个方面：一是他们的记忆当中不仅有现实世界的记忆，更增加了虚拟世界的记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科技手段对日常生活的改变以及网络空间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都给新一代作家的生活体验带来深刻的冲击；二是年轻一代作家的记忆将从本土记忆扩大为进入世界生活和全球性的记忆；第三，在新一代作家的成长记忆当中，传统的乡村生活记忆将逐渐淡化和淡出，或转向为城市生活记忆，或为某种氛围和一种余留的情绪。新一代作家的成长记忆将对文学产生巨大的影响，但这种记忆是否覆盖、遮蔽或者冲淡前辈的生命记忆？未来将给予我们答案。
以获得本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的三位作家的感受而言，记忆和文学在他们的写作中确乎深刻地发生着联系。余静如表示，她写作主要靠的是经验和想象，经验就是记忆，她的每一篇小说都和记忆有关。“没有一个人的经验是孤立的，每个人遭遇的不管是什么问题，其实都是一种社会问题，因而要在写作的共性里体现出个性，但个性里又要挖掘出一种更大的社会意义和社会背景，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品。”
宋阿曼希望自己将来能够关注更加开阔的记忆，“有自己民族文化和民族语境下的记忆，还要超越自己，书写他民族、他文化的记忆，这对我们写作者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我们要做的并不仅仅是综合个人的记忆，还要综合无数个他人的记忆，然后形成有价值的一种书写。”
徐衎则更警惕于文学对于记忆的遮蔽，“不管个人还是集体的经验进入到记忆之前，这个经验能否被我们真实触碰，是否是我们自己真实的经验，这是有待商榷的。即使进入到个人记忆，同一记忆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又会产生不同的情感倾向性、不同的态度。我们要警惕写作的惯性带来的感知力的钝化，从而可能造成的记忆的疏漏或者不可靠。”
论坛上，杭州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朱荣兴致辞，吴玄、张晓玥、肖瑞峰、徐坤、傅逸尘、张逸旻、翟业军等作家、评论家参与研讨。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