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春，由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等人发起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以下简称“西南剧展”）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戏剧节。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日子里，竟有几十个各地剧团克服种种困难来到广西桂林，演出数百场话剧、戏曲、歌剧，持续3个多月，不但在当时令人叹为观止，而且几乎成了世界戏剧节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现象。2022年，桂林市与中央戏剧学院合作举办的以戏剧为核心的“桂林艺术节”，让这个本已淡出人们记忆的“节”又开始有了“续写”。

  中国古代并没有“戏剧节”的说法，虽然一直都有节令性的公众演出活动，但大多只是作为庙会、集市等宗教、商业活动的一部分而存在。独立的戏剧节在欧洲则源远流长。2500年前的雅典有一群人类历史上最重视戏剧的人，但当时的经济条件决定了不可能养一批专业戏剧人长年做戏，只能每年用一段时间来办戏剧节。这是农耕业为主的前现代社会的共性，那时戏剧只能“过年过节不过日子”。后来，在工商业发达的现代城市里，戏剧演出成为日常的活动，节令性的戏剧节就不再那么需要了。众多剧场长年运作相互竞争，让观众自主选择剧目和时间去看戏，是大多数现代化都市的常态。短期内进行集中展演的戏剧节虽未绝迹，一般却只存在于没有常态剧场演出的乡村。桂林的西南剧展倒是在城市举办的，从性质上说依然是前现代社会的产物——那里没有长年运营的剧院。

  不过，不少常年有戏看的现代都市在进入后现代时期以后，也办起了戏剧节来锦上添花。原因之一是旅行成本降低了，剧团跨地域交流更加便利，各地观众希望在常见的剧目之外还能看到“外来和尚”的新戏。1988年我在纽约大学读博时，在第一届“纽约国际艺术节”一个月的展演时间里看了38出戏，创下我一生最得意的观剧纪录。但那个节上也听到很多不同意见，最集中的一个是：常住人口800万的纽约本来就是演艺之都，每天都有百余场卖票的专业演出，可以说纽约每天都在“过年过节又过日子”，哪还用另外再去办什么“节”？那以后就真的再没举办过第二届“纽约国际艺术节”。覆盖全市的节没了，可各种规模小一点的节还是有的，其中最著名的是林肯表演艺术中心一年一度的暑期艺术节。那里既有锦上添花的外国特邀名剧、明星，更有雪中送炭为低收入社群免费演出的音乐、舞蹈、戏剧，有些就在艺术中心的露天广场上搭台演出，也有些把戏送到附近中学的剧场去演，都以服务当地社群为宗旨。

  像这样“过年过节又过日子”的剧坛盛况，以往国内只在北京上海等地偶尔可以见到，大多数城市没有。但幸运的是，需要戏剧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我国也出现了：学戏剧的人越来越多，远远超出了专业剧团的需要，如不想完全改行，就必须在现有的剧场演出之外另辟蹊径。曾因《第三次浪潮》而闻名的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早在1970年的《未来冲击》中就预言，继制造业之后服务业会更繁荣，但之后又将兴起一种代表社会发展更高水平的经济——“体验业”：

  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裕和多变，这个趋势改变了人想要占有物品的老习惯。消费者以前购买物品时所用的那份认真和热情现在被用来购买体验。在今天，体验一般还是作为传统服务的附加物搭着出售的，这种体验就好像是蛋糕上的奶油。但是当我们进入未来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体验将会为了它们自身的价值而单独出售……我们正在从一种“肠胃经济”转向一种“心理经济”，因为肠胃需求的满足毕竟是有限度的。

  托夫勒50多年前的大胆预测在我国也开始应验，近年来我国也加速发展起了“体验经济”。以戏剧为核心的“体验业”不断扩展，从业者越来越多，“斜杠”艺术从业者、业余爱好者，以及还在高校就读的艺术生就更多了。他们很多都有强烈的需求，要在难得一遇的示范性戏剧节中得到新的体验与启示。从这个角度看，重又兴起的后现代戏剧节与前现代的西南剧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相似之处，即都是服务大众的文艺展演，而不是老百姓消费不起看不懂、圈内人自娱自乐的“精英派对”。今年举办的第二届“桂林艺术节”也延续了79年前西南剧展的传统。此次参加展演的虽有好几个国外来的剧目，但没有一个是高价请来的明星团队，都是由国外戏剧院校的学生出演。此外，桂林艺术节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部分，那就是由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教育系主导的，在桂林许多小学开展的普及性戏剧课。

  戏剧教育的普及对于戏剧的发展特别重要。随着体验业的加速发展，今后的戏剧节中还应不断加强教育的比重，正如西南剧展的发起者之一熊佛西于90多年前，任国立北平艺专戏剧系主任时在河北定县做的那样。1932年，熊佛西接受晏阳初“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的邀请，去定县农村开展普及性戏剧教育，带去的主要是他反映农民生活的一系列话剧。农民在看了由“平教会”职员组成的“表证剧团”的演出后，兴奋得自发组织起好些村剧团，要城里来的老师教他们上台“演自己”。一时间农民戏剧蔚为大观，轰动全国，甚至吸引了耶鲁大学著名的戏剧教授迪恩慕名前来，在寒冬腊月里跟农民一起露天观剧。

  定县农民戏剧实验因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终止了。在此之前的那5年里，农民基本上也是在农闲的时候学习演戏，即便有更好的戏剧模式也不可能长年开展。现在，国内不少地方已经出现了以农民演员为从业者主体的文艺演出，这当然是好事，不过目前绝大多数这样的景观演出中，农民演员只是走走过场的龙套，而不是当年定县的农民演员用心塑造的，像熊佛西、欧阳予倩剧中“王四”“锄头健儿”“车夫”等那样充满个性的更为理想的戏剧形象。

  熊佛西后来成为上海戏剧学院首任院长，欧阳予倩则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第一任院长。两位老院长都是人民的戏剧家，都为民间戏剧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今看来，他们当年的经验并没有过时，反而能给我们办好今天的戏剧节带来更多启示。现在提倡文旅融合发展，其实从城市做起最有效也最经济。城市吸引游客的一个好办法就是办大众化的戏剧节，在展演各类戏剧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戏剧+X”开发各种各样的体验业。例如，旅游业需要大量导游和各类服务人员，如果也能学点表演，把传统的第三产业变成融入戏剧元素的特色体验业，就能把热闹拥挤的“过节”延长为细水长流的“过日子”了。

  （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