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舌头”乐队有一首在地下风靡一时的歌曲——《复制者》，不断地强调“再造”概念。时间，留给我们一场带有政治符号的记忆。而今天，孟京辉小范围地再造了中国地下摇滚和实验音乐，也不无讨巧地再造了法斯宾德，这一次，是关于生存空间的记忆。我不想把空间夸大为环境。环境，被抽象了就是空间。大而言之，环境宛如大海，人的生存能力也就在孤岛般的空间里挣扎而已。

　　也许这话有点贬义：孟京辉的话剧形式感大于他的舞台仪式感，尽管这次他改编自法斯宾德的《爱比死更冷酷》将空间的力量放大到了极限。玻璃墙挡在了观众面前，也将一场冷酷的追逐、莫名的背叛放置在一个压抑的空间里供人观察。

　　《爱比死更冷酷》是法斯宾德台词最少的电影之一，也是他少数绝望大于疯癫的名片之一，这可能是这个电影疯子早期电影和后期电影的风格差异。我敬佩法斯宾德，是因为他是电影史上称得上有仪式感的大导演。和别人不同的是，疯狂边缘的燃烧是他仪式感的基点，在那面白得令人心颤的墙边，伫立长久的身体延缓移动，那里面有一种内在的张力，时刻传递着不安、虚无和毁灭。

　　评价孟京辉改编的成功与否，首先看他的简化和加强两方面的效果，用一个场景来交代不同场所发生的事，孟京辉的简化有独到之处，但这种简化背后却是话外音的情节描述，这是一种形式上的妥协。孟京辉的实验特点的一部分，是他对音乐的引用，在《爱比死更冷酷》一剧里，他采用了丰江舟的电子噪音，这种骚扰传统话剧观众接受习惯的做法，显然比他早期“御用”张广天的“红色民谣”音乐进步得多。如此声响效果的强化，客观地说，使这出孟京辉的新戏在当代艺术语汇上多了一道酷而不冷的风景。

　　以往，孟京辉的话剧都有鲜明的风格：红色偏点灰、黑色不很黑。也就是，在对现实批判的语境里夹带着调侃，在黑色悲剧中又隐含着温暖。孟京辉的杂糅之功力无人能及，一顶先锋的大帽子下藏着极端的诗意和反叛，而这个人总是在和灵魂歌唱对峙时，露出智慧的尾巴，这使他的舞台震撼力朝另一个方向伸展，你在意犹未尽的时候和赤裸的东西擦肩而过。

　　孟京辉捕捉到了动荡时代下的人的不安定因素，他并不追求精致，这种粗鄙感正好和法斯宾德非常相配。而不同时代的思考深度与体验强度，恰恰又使这两个人的方向相左，一个极度消耗着对存在价值怀疑的能量，一个偏向于在漆黑的舞台上制造理想或者梦想的挽歌。不知道在今天搬动法斯宾德有什么现实意义，除了法斯宾德喜欢快节奏生产类似室内剧的电影而宜于改编以外，他影像里的那一张张绝望而冷漠的脸和我们的日常体验相去甚远。记得早些时候，《爱比死更冷酷》都直接翻译成《爱比死更冷》，在一个爱不比死更酷的时代，一个舞台剧能冷到身体的哪个部位？答案不找自来。

　　相对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爱比死更冷酷》显然承袭了法斯宾德的冷漠，而缺乏孟京辉平时讽刺的力量。他在制造氛围，他在制造割裂感，甚至他在灭灯后发出枪声，但整出话剧的背后没有对应点，你无法展开更广泛的联想：是一出背叛的寓言，还是一个人类失去信任度的荒诞缩影？文本本身不是无穷尽的，就像在笼子里的猛兽，它的咆哮被封闭着。可能是太忠于原作的原因，孟京辉在叙事上做到了井井有条，但我们反而失去了一次阅读真正中国版《爱比死更冷酷》的机会。

　　孟京辉值得称道的是，他依然保持着在舞台上打破陈规的冲动；他依然在骨子里释放着游荡的歌唱，只是如今这样的歌唱被一群流浪音乐家簇拥着。同时，他显露了大家的风范，这种午后的光芒映衬出新中国话剧下半章的华丽架构。

　　当孟京辉不再小众，而话剧的全盛时代并未到来的今天，放眼望去，诞生于现实生存逻辑的台词充斥于舞台，那么，这样一出“冷酷剧”也算是一盆不够冷的冷水。说开一点，今天呈现的所谓草根文化，只有草没有根，这让人想起了老舍，一个可以把平民故事一点一滴流出一股清泉的人。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走了——品特早就永别了舞台；另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还活着——达里奥·福可能还在某个穷人的角落搭建舞台。

　　爱不比死更酷，孟京辉如是说。

  （实习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