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开显

《白毛女》（图片来源于网络）

　　今年是歌剧《白毛女》创作和首演整整70周年了。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后期，我在少儿和青年时代大概看了10来场歌剧和芭蕾舞剧《白毛女》的专业余演出；也用小提琴练习和业余演奏过无数次《白毛女》的曲子；自己还邀请著名的企业宣传队到我所在的单位和地区热演3天芭蕾舞剧《白毛女》。我每看一次《白毛女》，就感到受了一次很大的教育。特别是1977年看电影芭蕾舞剧《白毛女》时，被它感人的剧情、优美的音乐和完美的艺术形式彻底征服了，我完全沉醉其中不能自拔，激动不已感动万分。

　　后来，因学习和工作十分紧张繁忙，就与音乐、影剧等渐行渐远，再也没有看过《白毛女》了。只是到了2000余年以后，才欣赏了几次《白毛女》的音乐特别是它的十分优美动听的弦乐四重奏。

　　《白毛女》留给我的深刻的记忆和激起我的心灵的震颤是任何其他戏剧和电影所不能给与的。

　　可是，大约是从2000余年后，因为注意到了《白毛女》被长期忽略的创作时间和时代背景，我就对《白毛女》有了一种新的感受和感觉——那就是客观和理性的思考和认识，此后就转为从被《白毛女》的感动到对《白毛女》的反思。

　　五幕十六场大型歌剧《白毛女》是1945年1月由鲁艺集体创作及贺敬之、丁毅执笔的，4月进行首演，并一连演出了三十几场。《白毛女》是贯彻1942年《延讲》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丰硕成果。全剧以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为中心，描写了喜儿的遭遇和生活变化，反映了作者心目中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现实。“为喜儿报仇！”是全剧的最强音，“阶级仇恨”是全剧的精髓。

　　《白毛女》是根据20世纪30年代河北平山地区流传的“白毛仙姑”的传奇故事创作的。40年代初，《晋察冀日报》刊登了该报记者李满天的一篇《白毛仙姑》的特写，反响不是特别大，读到的人一般也仍然是把它当成传奇故事来读的。《延讲》后，李满天根据在平山西部山区进行的采访和搜集到的资料，将特写改写成了一个短篇小说《白毛女》。在这篇短篇小说中，虚构了一些内容，并从中挖掘出地主剥削压迫农民的阶级矛盾的主题。

　　鲁艺负责人周扬看到这个短篇小说后，认为故事富有戏剧性，可写一部歌剧。

　　于是，诗人邵子南接手创作出歌剧《白毛女》。但周扬看后，觉得受传统戏的影响大了一点；还有人认为歌剧的诗的风格较重，不太适合舞台剧。剧本的改写最后落到贺敬之和丁毅手头，并由两人执笔定稿。

　　有点出人意料的是，该剧有些情节与当时很浓的阶级斗争思想氛围不大协调。如黄世仁奸污了喜儿并使喜儿怀孕后，喜儿却幻想着黄世仁娶她。当时是一边写剧，一边排演，于是舞台上就出现了穿着喜色的红棉衣的喜儿载歌载舞盼望着的场面。当时，周扬等人看后，甚至也说喜儿对黄世仁可以抱有幻想嘛。而萧军、艾青等人则认为喜儿忘掉了杀父之仇，想委身于黄世仁，太没骨气了。当然，根据多数人的意见，这一情节被删掉了。于是，《白毛女》就定稿为我们后来看到的样子：农民与地主不共戴天，喜儿不忘与黄世仁的血海深仇，活下去，为了向黄世仁报仇，农民向地主阶级报仇！

　　《白毛女》营造的极为强烈的农民对地主的仇恨确实感染了很多观众，以致不少观众呼口号：“枪毙黄世仁！”“打倒地主阶级！”在一些演出中，观众向黄世仁的扮演者扔石头，掷杂物，甚至有战士掏出枪向黄世仁的扮演者射击（幸好被身旁的战友制止）。《白毛女》表现的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的强烈程度，是其他戏剧难以企及的。

　　可是，当人们冷静下来，不禁心中纳闷：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在抗日战争的紧要时刻，《白毛女》为什么要煽起这么强烈的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哟？

　　这里不考察《白毛女》中的主要人物是否与当时当地的真人真事有出入，也不讨论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可否纳入法制的范围解决。仅仅看一下《白毛女》出台的时间，就可以认定它是不合时宜的；而它的政治作用则是令人惊骇的。

　　《白毛女》出台的时间是1945年初，距1935年12月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已9年余。“西安事变”和1937年7月7日日寇全面侵华和我中华民族全面抗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就包括了地主阶级。当时共产党是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共同抗日，其中也包括地主，这也是中共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部分。根据当时的政策，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以及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主权。同时，一方面，地主要减租减息，另一方面，农民要交租交息；不论工人、农民均须负担国家税负，不应该将负担完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等等。

　　因此，在14年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和我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期间，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已退居次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对准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这是时代的最强音，是中国最大的政治！《白毛女》不是说是贯彻《延讲》的优秀成果，是文艺服务政治的典范么？可是《延讲》是怎么说的呢？它说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这么看来，当时的鲁艺及其《白毛女》的作者，不知怎的，却忽视了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没有把“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作为自己创作的最大任务和最高使命来大写特写人民最需要的抗日剧。

　　《白毛女》出台的时候，正值抗日战争开始从战略相持阶段向战略反攻阶段转化。国共两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与全国人民一道，集中全部力量，枪口一致对外，向着日本侵略者进攻。而《白毛女》鼓动军民把仇恨集中在国内的地主身上，把枪口对内，对准地主，而不是对准日寇。这是怎样的政治啊！？我们不愿意想见，在《白毛女》的宣传下，会否有几多军民调转对准日寇的枪口，而对准国内的地主，实施中国人杀中国人的惨剧。《白毛女》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造成了抗日战争的负面影响，起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用枪杆子起不到的作用。一些热爱《白毛女》的人不禁问道：为什么《白毛女》不可以在一年以后出台而要在一年前出台呢？

　　《白毛女》这出不合时宜的歌剧，几十年来被包括我在内的千千万万人所热情赞美，并被奉为红色经典（我不知道鲁艺的文艺工作者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了几多红色经典的抗日剧）。今天，我们真的是应该好好对《白毛女》进行反思了。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