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知依
骆以军
骆以军，1967年生，私立中国文化大学文艺创作组毕业，“国立”艺术学院戏剧研究所硕士。曾获联合文学巡回文艺营创作奖小说奖首奖、大专青年文学奖小说奖，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推荐奖、时报文学奖小说首奖等。骆以军著作主要以小说为主，作品有：小说《红字团》、《我们自夜闇的酒馆离开》、《妻梦狗》、《第三个舞者》、《月球姓氏》、《遣悲怀》、《远方》；童话集《和小星说童话》以及诗集《弃的故事》。现专事写作，并固定于杂志上发表散篇文章。
看台湾作家骆以军的书，像是坐在宇宙飞船里的一次外太空旅行，他营造出来的对话场景是浩瀚无涯的魔幻宇宙，他能看到的闪烁星辰，未必是他人一眼就能望见的。他用《遣悲怀》和台湾已故女作家邱妙津的亡灵对话，在世间续写死亡、时空与伤害的故事；也曾在荣获华语世界奖金最高的文学奖项“红楼梦奖”首奖的作品《西夏旅馆》中，借着西夏王朝的历史背景讲述台湾外省人的孤独。他构建起的框架愈宏大，笔下的人物就愈有鲜明的疏离感。而读者也因为宇宙飞船机舱外面的太多的未知感到恐惧，你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这个讲故事的人。
2014年5月，骆以军的新书《脸之书》在大陆出版，这本短篇故事集被称为台北《一千零一夜》，或者台北《聊斋志异》。尽管故事发生的场景已经切换到都市中，但每个人依然像是大海中的孤岛：这些城市无法淹没的浮生聚散背后，还有更大的情景，支撑起所有人的疏离——虚拟的网络世界。而骆以军本人是否也处在这种孤独中呢？骆以军告诉《青阅读》，答案是肯定的，不仅是他自己，在他看来，整整一批台湾作家都处在这样的困境中。
“偷故事的人”写脸书背后的灵魂
新书的名字《脸之书》，灵感来自于社交网络脸书（facebook），但骆以军并不是玩转这些虚拟关系的达人，甚至在三四年前，一直保持手写创作的他，还不太会用电脑。“后来我用妻子和儿子淘汰的电脑，我真的不会打字，就只会写：好、知道了、对不起、谢谢，就这样。”骆以军摊了摊手。
后来，脸书facebook登陆台湾，像是大陆的微博一样，席卷了所有人的业余时间。儿子在学校的电脑课上学会了如何在虚拟的开心农场里偷菜，骆以军为尽到父亲的责任，决定注册脸书“监视”儿子的生活，没想到，这位爸爸一进入开心农场的界面，比小孩还要惊诧。当他发觉自己必须渗透到别人的农场里偷菜才能提高自己的级数时，一边觉得“连玩游戏都需要偷人家的简直道德沦丧”，一边也欲罢不能跑到便利超市投资两千块人民币置办自己的农场。 “我是白羊座，不能落后朋友和儿子”，骆以军说。后来家里的情景就是：两个儿子和一个大人齐刷刷地坐在电脑前，不写稿也不写作业，都顾着刷脸书和偷菜，在晚上临睡前的几个小时，他不断刷脸书。
他发觉脸书偷走了他的时间，在虚拟世界人与人之间真实的交流也在其中被淹埋了。“那个时候我发觉，脸书是一个何其虚无虚幻的世界，很悲伤的命运被一大堆人乱七八糟地讨论，瞬间就冲淡了。”
但他依然停不下来，“像吸毒一样”刷脸书上面陌生人的自白。“我承认脸书很脑残，但另一方面讲，每一个个体在把他最内在，或是说最急迫的表达展现出来。现实中最稀薄的存在感的轮廓在脸书上洒出来，这对我来讲，几乎是全景看一个心灵浮游般的唐卡。”
社交网络上如潮水般的个体表达和消失的速度令骆以军十分感慨， “消息更新的速度太快了，脸书上的内容像汽车挡风玻璃前面的毛毛雨，一点一点刚落下来，雨刷一扫一下就没了。所以我希望写出来我的感觉。”骆以军说，他想赶在人类灵魂的闪亮点熄灭前，留下这些光彩——他希望可以记录或者想象那么多140字背后的人的故事。这就是《脸之书》的灵感之源。
于是他选择坐在咖啡厅里，听陌生人的交谈，然后再生发出一个属于自己语言体系里的故事。他公开说：“其实我是一直在偷故事的人，很多时候，我的身份就是父亲，我在台北其实就是带着老婆和两个孩子，在不同的地方抓取一些空间。”
他看到的空间并非活的写实空间，而是可以发生一切的幽暗剧场。他在咖啡馆、电影院、按摩店、KTV里捕捉暗流涌动的异度空间，把听到的故事安插在其中。你无法知道这些故事是如何在他大脑里加工的，因为虚构之处了无痕迹。也许这些空间里的人和故事，就是脸书上一闪而过的一个个灵魂的投影。
《脸之书》不该出版的争议与台湾本土文学的失落
然而，比《脸之书》的出版更早进入大陆的却是争议。2013年底，骆以军的师长唐诺到北京宣传新作《尽头》时，曾狠狠地批评了《脸之书》，他甚至说，骆以军的《脸之书》不该出版：“以骆以军的能耐、地位跟大家对他的爱护与期待，那本书是绝对不应该出的。那是一本垃圾。”
唐诺是按照《西夏旅馆》的标准要求骆以军的，他（和读者们）都希望骆胖的书每一本都能像《西夏旅馆》一样，是更为严肃、文学性和社会性更强的作品。而骆以军的《脸之书》，原本是他在备受争议、专揭隐私的八卦媒体《壹周刊》上的专栏。
面对记者的追问，骆以军也得以在半年之后同样在北京回应唐诺的批评，“他对我很严厉，这是一个美好的事。”道出的苦衷却令人唏嘘。 “这些故事确实都是我原来刊登在台湾《壹周刊》上的专栏，他们觉得我这个专栏不该开，今年确实已经停掉了，我的生活又陷入穷困中。”
这种穷困不仅是他个人的尴尬，而是台湾当今文坛的窘迫。“他们那一辈并不知道，到我这一代在台湾，如果要做职业作家，没什么出路。”和骆以军同辈的职业作家，因为生计所迫，已经纷纷“弃暗投明”，找一个安稳的能挣钱养老的工作，写作已经近乎副业。骆以军说，诚然，做职业作家的那些不用坐班的自由，让他有可能住遍台北所有的旅馆写就《西夏旅馆》，或者在台北都市里自由散漫地找寻故事。“但是——到现在老了还是没有退休金，我得养活我的家人。”
骆以军自己的处境还不算太糟糕，他更担心的是在他之后70后、80后的年轻作家。“这十五年来，台湾的纯文学市场瓦解掉了，出版社斥巨资买国外版权，《哈利·波特》或者《追风筝的人》一本书卖到十几万本，但台湾本土作家的书有的能出到2000册就不错。”骆以军为今后担忧：“70后作家像童伟格、甘耀明，他们是已经被挑选出来的人，广阔的一个银河光频带，30岁至40岁这一代，怎么可能就那么少的几根苗，可是你根本不知道，还有谁在一直写。”
小说“需要高度动员生命全部经验”
《西夏旅馆》为骆以军赢得盛名，让华语文学界和一些读者对他有更高的期待，然而与这种赞誉期待相反的声音同样出现在内地的读者中。网络上有非官方评选十大最后悔买的书，《西夏旅馆》榜上有名。骆以军知道这个评选，他说：“我觉得《脸之书》是来救赎的，这本肯定好读。”
果然，有读者说，从2011年买《西夏旅馆》到今天几度想努力读完，都失败了。反倒是《脸之书》在一个下午随便翻翻就看完了。
那么，他还会继续写长篇小说吗？
为了写《西夏旅馆》，骆以军曾准备了好几年，中间三度被忧郁症侵袭才写成，显然让他回到那种创作状态太难了。他说自己已经努力离开《西夏旅馆》很久了：“我自己是小说职业运动员，小说这件事，是要高度动员到你生命里全部的经验，这种高强度的长期训练在《西夏旅馆》之后会有惯性，如果要找出另一本跟《西夏》完全离开的长篇，对我来讲是多痛苦的事。”他不想让《西夏旅馆》成为自己的诅咒，他想让自己变成一架能演奏不同乐曲的乐器，至于到底乐章是什么样，由他自己说了算。
虽然痛苦，这部远离《西夏旅馆》的新长篇还是出现了。他的新长篇《女儿》已经交给台湾出版社正式进入出版程序。
（实习编辑：王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