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劲梅 傅小平

爱丽丝·门罗

艾丽丝·门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2009年出版。

　　编者按：袁劲梅，美国克瑞顿大学（Creighton University）哲学教授，美国哲学协会“亚洲哲学和亚洲哲学家委员会”现任委员。在海内外发表大量散文、诗歌、小说及哲学论文。作品曾获“联合文学奖新人奖”、“汉新文学奖”等多种奖项。傅小平，上海文学报资深记者，首席评论员，专栏作家。

　　傅小平：我们知道，在门罗获奖之前的好些年里，她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但几乎没有人能确定一个一生只写短篇小说的作家能否获奖。门罗获奖后，国内很多博客与微信都将“爆冷”作为标题和关键词，而即使是专业的文学圈，对这位在欧美文坛有着巨大影响的短篇小说女作家也知之甚少。她的小说除了《逃离》及散见于《世界文学》等专业期刊的零星篇章外，几乎从未得到翻译与引进出版。当然门罗获奖在以写短篇见长的作家，及偏好读短篇的读者那里获得了热烈的回应。有人甚至以为，短篇小说自此有了一次复兴。你怎么看？

　　袁劲梅：门罗的作品，我是在她得奖之后才找来看的。我想举一个她的作品为例来谈一点我的看法。比如说，门罗的作品有灵魂。我以她的名作《木星的行星们》这篇故事为例来讨论：故事是讲：一个女儿，当老父亲面对死亡，将做心脏手术时，对家庭、父母、子女关系的重新认识。“我”做为一离异的女子，且又是父亲的女儿，又是女儿们的妈妈。这样的多重角色，使她有多样的感受。大女儿在她跟前闹独立走了，让她想起她自己的年轻时光；小女儿和男朋友在她眼前的一个细微亲昵动作，让她能读懂小女儿是向男友道歉她太唠叨。她看透女儿，因为她自己也曾经这样宣示自己的独立，不用听父母摆布。故事如果就写到这个层次，也可以说是个有血有肉的故事了。但是，门罗的家庭关系故事，没有停在这个层次，而是向更深的、故事的灵魂走去。从故事一开始，她就选择了从生命将尽的角度来评价生命，和生命中发生的故事。这个角度本身就会比描述一些家庭冲突更接近生命本质。那位面对死亡的老父亲跟“我”说：有过死亡经历的人，有灵魂飘在天花板上，审视自己生命的感觉，老父亲还告诉“我”：自己突然懂了，死，不过是一个无岸的海洋。老父亲为当宇航员的二女婿和三个聪明的小外孙感到骄傲。宇航员女婿在研究人所未知的宇宙。从“无岸的海”和“无垠的宇宙”来看人生、人的生命意义、人生中的如意和不如意。门罗，给这篇作品注入了一个宏大的主题。在无限的宇宙中，有一个太阳系，太阳系里有一颗最大的行星，叫木星，木星是深暗交迭的土红色，象个老父亲。土星带了一串月亮，月亮又带着自己的小月亮。小月亮在月亮外的轨道上独立地转着，月亮又独立在木星外的轨道上，但还绕着木星转。如果老父亲是木星，“我”和她的女儿们就是木星产生出来月亮和小月亮。月亮们都很独立，可当老父亲面对死亡时；当女儿面对父亲的死亡重新审视生命时，却发现，无论月亮们怎么独立，还有一种宇宙间的引力，使他们的生命相关、相通、相似。面对“无岸的海”，生命里的冲突，得意，沮丧，疏离，悲欢，是不能和那种普世的生命之爱相比的。

　　人常常不能超越，还自以为是，用老父亲评价“我”前夫的话来说：“如果他知道他自己只有他自以为的一半聪明，他就比他现在聪明两倍了。”然而面对“无岸的海”，老父亲对自以为是的人也都能给予平静的爱了。

　　这个短篇这样写，它探讨的主题和对生命的认识，比哪一个长篇浅了呢？

　　我想，门罗一定会高兴看到一个短篇小说的复兴。如果写短篇的作家们，因为门罗的作品得奖受到鼓励，也写出更多的好短篇来，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但是，我不知道短篇小说复兴会不会由此产生。作家该怎么写，还得是怎么写。得不得奖，写什么类型作品的作家得奖，用门罗上面的观点看，和探讨生命和宇宙的意义相比，那是偶然。

　　傅小平：事实上，对短篇小说的漠视，在很长时间里可以说是世界性的文学潮流。门罗早年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透露过自己的困扰，她非常害怕自己留下的只是一些短篇故事，她在写作之初认为，只有写出长篇小说，自己才会被当成作家来看待。直到近年，她才对自己只是写下了这些短篇小说这件事感到释然。难能可贵的是，门罗有这样的自知，她找到了自己擅长的领域，用一生去坚持，并最终获得了世界性的认可和赞誉。相比而言，国内很多作家为了获得更多的认可，尤其擅长闻风而动追赶潮流，他们急于证明自己无论在最受关注的长篇小说领域，还是在文学的各个方面都能取得成功。或许，正是这种急功近利的写作态度，导致很多作家确如评论家郜元宝所说的那样“误用和滥用”自己的才能了。

　　袁劲梅：我同意您的观点。我觉得门罗的坚持，不是坚持下去就可以得奖，或得到世人的肯定，而是坚持当她自己。从她对这个奖的态度看，她就是没得奖，她也还会这么写的。作家首先是“独立人”，然后才能有所谓他／她的作品。我觉得，象门罗这样的作家，年轻时有过困惑，又从困惑中走出来，一定是有她自己的信念。她用短篇小说探讨生命，是她度过生命的方式之一。这点恐怕与她得不得奖没有直接关联。一个作家没有自我，他／她的作品可以流行，但不大可能是好文学作品。没有自我的作家，他／她到哪里去给自己的文学作注入灵魂呢？

　　急功近利，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一个独立作家任何时候都应该是时代的观察者。我觉得国内作家还不如花时间写下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那里一定有无数能表现人性的故事，但作家自己不要急功近利。一急功近利，作家的眼睛就看不清楚了。不过，我能理解为什么国内作家中会出现急功近利的现象。因为，我们这时代太热闹，跑得太快，可社会的等级习惯和制度没变，这对自由作家不利。一个作家的成功，常常不是因为他有多努力或多有才就能得到承认的。其它一些无聊的因素也被当作文学因素，用来考量作家。譬如说：与评委的关系。这样，从利益出发，作家地位的确立，就变得比文学本身更重要、更有价值。假如人际关系不在评价作者作品的过程中有作用，我相信不会有作家会低三下四给评委送礼、请评委吃饭，眼睛就盯着得奖的。然而，我也相信，一切从利益出发。一定是暂时的，而且是假象。作家万不可上当。因为，文学不能摆脱寻找灵魂这个工作，这和只管找钱的工作不一样。作家总是要在灵与肉之间挣扎。用现任教皇的一句话来比喻：“为上帝服务和为钱服务，不是一个可以两全的事。”上帝和钱，统一不起来。文学当然不是上帝，没上帝那么纯粹，但它和钱也不能完全统一起来。文学的灵魂，属于真理。文学记录真实的人生，是为探讨生命的真谛。好作家，把文学当作信仰来做。门罗把她的信仰坚持下来了。

　　如果有作家想从商，或从政，那是另外一回事，也没什么不可以。你从探讨生活，寻找真理，换到满足生活需要，没什么可难为情的。这是你的选择权。这类作家可以赶着追着去写作品，譬如说：广告词和从政演讲稿。听说国内有一所大学的中文系，把诗歌课取消了，换成“广告应用文课”。如果有学校不想培养诗人、作家可以。但是全国有几所这样的中文系就够了。只要别把文学的灵魂和作家谋生手段混为一谈，就行。

　　不想从商或从政的作家，完全没有必要着急，仔细观察，仔细想。别把文学商业化当作是对自己的新要求。把文学商业化的人，可以是书商，绝不应该是纯文学作家本人。

　　傅小平：某种意义上，门罗获奖也提供了检视小说这一形式的契机。无论是图书市场，还是读者更习惯于以小说篇幅的长短论“英雄”，而实际的情况是，从小说的内在品质上说，所谓长短从来都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比如，为门罗做了30多年编辑的资深出版人安·克洛丝就说，跟许多伟大作家一样，门罗小说的字里行间都蕴含着无比丰富的言外之意，让她短篇的内涵可与许多长篇媲美。

　　袁劲梅：短篇小说是短，但诗还更短呢。诗人获诺贝尔奖，不在他／她写了多长的诗，而在他／她写出多好的诗。诗，散文，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不过是文学用来表现生活、情感和思想的不同形式。文学，给形式灵魂。不同形式的文体，有不同的力量。写短篇的作家获奖，虽不多，但是应该的。

　　门罗写了一辈子短篇，她得奖，因为她的作品虽短，但篇篇有文学的灵魂。她写的是短篇小说，但她探讨的是大主题：人性。就思想厚度来讲，并不比长篇小说表达的人性薄。她的小说写得很精细，她喜好精细。短篇小说的形式能让她精心编织。门罗的小说语言非常简洁、干净。光那种简洁、干净就是一种魅力。这也是短篇小说的力量。好作家很多，用什么样的方式写作，这由他们根据自己的特长定，但好作家的作品，不管长短，一定都有灵魂。[NextPage]

　　傅小平：读门罗的小说，我自己的一个感觉是，它们在形式上偏于传统，甚至可以说是老派的。但就小说传达的意蕴来说，又似乎特别现代。这有别于我们目前占主流的用前卫、另类的方式表达文学的新质的观念。而这在某种意义上也“颠覆”了所谓“形式就是内容”的流行见解。或者说，这一见解简单地从表层去理解本身就有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相反的情况，反传统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只是太过传统的内涵。我想门罗获奖，对类似怎样处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这样一种写作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是能提供别一种思考维度的。

　　袁劲梅：门罗一直在写。作为一个80多岁的女作家，她本人就是历史，就是故事。她的小说在形式上偏于传统，那是自然的。前卫写法还没出来的时候，她就是门罗了。又因为她一直在写，她的故事内容和对人生的探讨，又总有新发现。这就出现了您所说的：形式传统和内容现代的关系问题。我觉得，只要作家找到了她喜欢且熟悉的形式，她用不着去换成“前卫”写作。只要她能把传统和现代结合地自然，这就行了。这是她的本事。

　　传统和前卫也是会变的。大家以前穿布衣服的时候，出了化纤衣服，后者是前卫。过了若干年，又倒过来了。大家又换成喜欢穿布衣服了。门罗没跟潮，世界转了一圈，又回到到穿布衣服的年代，也没有什么不可能。新人旧人换了，门罗就是门罗。她布衣服一穿就穿了60多年。说到底，形式因为内容而生光彩。文学是创造，没有一定的规格和非接受不可的形式与内部的统一。门罗的坚持不懈地写作和探索真理，使她超越了传统，也超越了前卫，形成她自己的风格。老派新潮结合无间，这是她的创造。

　　傅小平：很多人倾向于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包含了太多政治上的考量，有无可避免的政治倾向性，也少不了意识形态偏见。每年诺奖颁发，总会有专家做有关文学与政治的各式读解。而门罗获奖之所以出乎很多人的预料，很大程度上也因为她的写作与政治完全无涉。《纽约时报》评论称，门罗是一个面目模糊、难以定义、非政治化的作家。“瑞典学院的这个抉择是近年英语写作的一个短暂安慰。她那些深入展现人性和心理的作品，更接近于纯文学写作。”你怎么理解？

　　袁劲梅：政治，是个小领域。人的世界是个大领域、宇宙就更大了。文学是表达后者的。它本身所涵盖的，就应该是比政治大得多的领域。从一个文学奖中，看出政治，那是看小了文学。要不然，就是看的人政治上太敏感，并不是所有的人政治上都很敏感，当然，政治运动经历多了的民族，容易敏感。

　　政治是什么呀？如从学术上看，现代西方现代政治学以量化研究为主，假设一个模型，收集很多数据，根据数据显示的结果，证明模型是否有效。这和文学作品毫不相干。那么政治指那些政治家做的事儿、写的演说？这也和作家写的东西不同。那么，政治是什么？是看你反对不反对我或者我的政府？若这样理解政治，那和理解帮派有什么不同？这不也太小心眼了吗？

　　中国人经历了很多政治运动。比其他民族都有更高的政治敏感度（或帮派敏感度。怕站错队，怕被指为叛徒，不能容忍不同）。这可能不被其他国家的人理解。我从来没听过我周围的美国同事和学生谈诺贝尔文学奖有“政治考量”。他们也不是都读过门罗。听到门罗获奖，最多说：我们把她的作品找来读读。听见高行键、莫言获奖的时候，反映也是如此。为什么中国人一碰，就要上升到“政治”高度。文学揭示普世人性，政治只是人性的一个方面。要叫我看，不光是门罗的作品，高行健和莫言的作品，也都不是政治的，而是纯文学作品。

　　那些解读的人，自己有政治立场，夸大了诺贝尔文学奖与政治的关系，以一个不清不楚的概念“政治”来考量一个文学奖，象是搞运动时的作法，我觉得没什么积极意义。而且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高行健得奖，我们说诺贝尔文学奖有政治倾向，对它不屑一谈。到莫言获奖了，我们不说了，把诺贝尔文学奖当作文学最高荣誉。这种前后不一致，不是人家的文学奖造成的，是我们自己太“政治”造成的。高行健作品里的那些反思，现在网上到处都是。他不过就是早说了几年。当年，他得奖，我们也是可以为他高兴的。同样，莫言得了奖，大家为他高兴就行了。别给他贴标签。这样不是更厚道。

　　就作品和作家而言，要是读者在诺奖得主的文学作品中，不当心读出了人物的政治倾向或作者的政治倾向。这也是正常事。文学是以人为对象的。文学写人，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人都能进故事。作品中冒出一个人来，他的故事不可能完全和社会无关；和生活的价值取向无关。如果与社会有关，与价值取向有关的作品得了文学奖，那叫就有“政治考量”，就太夸张了“政治”这个概念，而缩小了文学的力量。按这种思维，那连门罗的作品也逃不掉被夸张成很“政治”的命运。门罗的作品中多次有写到过二战老兵。不仅如此，她还写到：工人家庭看不起妓女的孩子；工人阶级的父母融不进打高尔夫球的那类上层人（Dear Life， Munro，2012）。若这样生活中的情境也成了“政治”，那就是编个科幻人物来写，也逃不出所谓“政治考量”的评论。

　　我觉得，作品中涉及政治因素，只不过是因为政治是文学可以涵盖的领域而已。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只有搞宣传的人喜欢做。文学家的独立性与此不相融。我相信，诺贝尔文学奖的评价标准一定有它的文学客观性，不会仅因为门罗写了或没写到“阶级“而决定给不给她奖。同理对高行健与莫言。把它就当作一个受世人尊重的文学奖来看，更合理。

　　至于诺奖评委个人有没有政治倾向，那我就不知道了。

　　傅小平：总体来看，门罗的作品里很少有彻底的、尖锐的对抗，她的作品充满了和解和包容的姿态。有评论认为，门罗小说中的主人公总是在试图理解自己的生活，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阅读门罗的小说，正是与主人公一起，去获得这些理解，进入一个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常进入的感受与反思的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门罗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也不能算是那种特别典型的。她自己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作家，看问题也不站在强烈的女性角度，反而充分理解男人在这个世界上要面临的诸多难题和困境。这与我们印象中女性作家对所谓男权社会所持的激烈的批判态度判然有别。有意思的是，刚刚去世的2007年度诺奖得主、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被视为女权主义代表作家，却同样反感并拒绝这个称谓。她不断拓展写作疆域，也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对这一标签的抗拒。这是因为作家都不愿意被简单归类，还是有更深层次的诉求？

　　袁劲梅：您说得对，“作家都不愿意被简单归类”。把作家归类，其实是假设作家只能穿一种颜色的衣服。就门罗的作品而言，我觉得：她是一个很独立的女作家。“独立”是她的特点；“女权”，不是。她的作品中写了一个又一个独立的女子和她们的心理活动。但她不是强烈的女权主义者。她对男人和女人都很公平。他／她们是性别不同的人。因为性别不同，他／她们有不同的心理和举止，因为都是“人”，他／她们又相通。[NextPage]

2014年出版，她自己说这篇小说是记录她的感觉的自传作品。

　　门罗有四篇自传体小说：《眼睛》《夜》《声音》和《亲爱的生活》。她自己说这四篇小说是记录她的感觉的自传作品，她说：“我相信，它们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最接近我自己的故事。”（Dear Life， Munro，2012， p.356）既然她自己这样说了，我想，这四篇故事应该是读者认识门罗的起点吧。《眼睛》是讲，在她五岁的时候，正是用眼睛观察生命、并迎接弟弟妹妹新生命到来的时候，突然看到她和弟妹的保姆的死亡（车祸）。在整个过程中，她对每件事都有自己的感受，而她也感觉到她的母亲希望她如何去感受身边的事物。她表现出母亲希望她做的样子，但她知道得非常清楚，她自己的感觉是不同的。这份不同，就是门罗从五岁起就尽力想保持住的独立。她能在几十年之后，把这份独立的感受记录下来，说明：她不可能是任何一个“主义者”。她是一个“独立思想家”。

　　因为这种“独立”精神，她也尊重别人的独立性。这也许就是您说的她总是在试图理解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人。在《亲爱的生活》里，她写了她在少年时，就不听母亲的禁令：别去找妓女的女儿玩。就是这个女孩子走了，她还一直去看女孩子的外婆。这算是她对自己独立价值观的坚持，对母亲权威的反对吧。但是，到成年之后，母亲去世了，而她因为经济困窘和女儿所累，没能回去陪病重的母亲走到生命终点，她写道：“我们基本是无法付得起回去的费用的。而我的丈夫潜意识里是反对形式上的行为的。但是，为什么要指责他呢？我那时也是这么感觉的。我们说有些事情是不能被原谅的，或我们永远也不会原谅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原谅了——我们总是在原谅。”（本文作者译）

　　可见，门罗的“独立”是宽容的，不是激进的。她所要的是她自己的“独立”空间。这种“独立”空间，也是所有作家所希求的创作环境和心态。可是，我们周围的人也总像门罗的母亲那样，希望我们象她／他／她们那样想，还做出是为我们好，希望我们合群的样子。这让我们很难过，也很生气。门罗五岁感到的压力，一个中国作家，大概到五十岁了，也还能感到。人们希望作家写好东西，却不希望作家“独立”。而对作家来说：只要给了她／他这种“独立”，她／他什么都是可以原谅的。门罗作为一个女作家，把这种追求独立的感受替所有的作家说得清清楚楚。在这一点上，我感谢门罗。“独立”是作家的基本素质。

　　门罗，就是一个独立的女作家。不是女权主义者，或其他什么主义者。

　　傅小平：当然门罗的写作姿态是平和的，却并非是温暖的，有一种冷灰的基调，体现在她的主人公身上，她们很难说是幸福的，也很少为争取幸福付诸行动，而即使有一点点局限的行动，也常常是不彻底的。比如在《逃离》中，一个感觉不受丈夫尊重、厚待的女孩，一直策划出逃，并终于在年长的邻居太太的鼓励下决定坐车逃往温哥华，开始全新的生活，却在只走了一个小镇后就匆匆折返。仅此一点，从传统的、主流的角度看，她的写作是偏于消极的。相比而言，那些典型的女权主义作家，虽然体现了颠覆和解构的姿态，却同时体现出强烈的建构性，反而让人感到是有希望的。

　　袁劲梅：门罗作品中的男人，常常“很男人”。《逃离》中的男人就把粗鲁当作是男人的个性。门罗的写作偏于真实。她希望用真实性，跟她所描写的劳工阶层、中产阶级构成共鸣。劳工阶层和中产阶级都非常辛苦，也非常现实。门罗简单直白的语言和现实的写作特点，适合写劳工阶层、中产阶级。

　　女权主义也有不同派别。奠基人西蒙娜·德·波伏瓦说过婚姻家庭这样的传统社会结构，天然与妇女的自由相冲突。结婚后，不管女人愿意不愿意，事实上，作为妻子和母亲，女人会失去一些她的自由。所以后来有很激进女权主义者，要求从生物学意义上铲除男女不同的意识，解构社会传统格式。但是，还有更多的女权主义者，是为妇女的权益呐喊，做实际工作的；她们从社会习惯和权力结构上入手，要求从法律上保障男女平等。只有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表现出“颠覆和解构的姿态”。并不是所有女权主义者都很激进。上世纪的西方女权运动，给社会带来很多进步。在门罗生活的时代，男人和女人平等的意识已经是社会常识。门罗所处的社会已经基本走出了岐视女人的习惯认识。换一句话说，门罗要描写的女人，已经不是“娜拉出走”时那种心态了。她们可以是家庭主妇，管家保姆，她们并没有强烈的不自由、不平等、受男人奴役、低男人一等的感觉。相反，她们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她们要的是发现自我的价值，坚持独立人格，而非推翻男权统治。因为社会的进步，让她们有自信心。这就使得当她们体谅男人的时候，没有媚骨。她们不是男人的玩偶，她们做家务但并不比男人低一格。面对这样的女人，门罗的追求便是超越男女性别的更高追求。罗门通过笔下的人物，总能发现人的共同性。她讨论的是普世价值，以不同形式的“爱”为特点。以“爱”为核心的关系，如同万有引力一样存在于人与人之间。这大概就是您感觉到的门罗有“强烈的建构性”吧。

　　门罗写过不同的人，年轻、中年、老年。她有很多时间，也见过很多人，写劳工阶层和中产阶级的生活，她有绝对优势。尤其是中产阶级，他们不是一个以破坏为特征的阶级。劳工阶层和中产阶级对她的看法，就象您引用的《纽约客》杂志的评论所说：门罗是“‘我们的’作家。”

　　傅小平：门罗的小说大部分，写的都是普通家庭主妇的故事，她的早期创作中，是一些刚刚进入家庭生活的女孩子；到后期，则是在中年危机和琐碎生活中挣扎的女性。而她所有小说的主题，几乎可归结为2001年出版的一部小说集的标题，那就是：仇恨、友谊、礼仪、爱与婚姻。也因为此，她被贴上“家庭主妇”的标签。有评论就认为，她的作品太过家庭化，琐碎而无趣。一则轶事说的是，一位男作家曾戏弄门罗：“你的故事写得不错，但我不想跟你上床。”门罗则轻蔑地回击：“谁邀请他了？”这调侃其实触及了作家写作中经常会碰到的困惑：选择什么样的题材，才能凸显写作的价值和意义？一般说来，宏大题材比较能体现大的格局和气象，很多作家都在往这方面努力。但要驾驭不了大的题材，这样的追求很可能是误入歧途。因此有必要藉此对题材的取舍权衡问题做一辨析。[NextPage]

　　袁劲梅：门罗有她自己的生活。她的写作从来没有离开过她自己的生活圈子。她那个生活圈子，是加拿大劳工阶层和中产阶级。他们是社会的大多数，门罗写的他们的家庭生活。因为她太了解这些人了，她能把这些生活中的琐碎都打磨得精致，耐看。不管人家给她贴上什么标签，她写的是社会大多数人的生活，写得是加拿大的普通人，叫“草根一族”也未尝不可。所以，她有很多读者。她选择了最大众的题材，探讨最大众的一批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她那么耐心，那么心平气和，从小事，从家常入手，最后探讨的总是生命的本质和人生价值问题。

　　您说到《仇恨、友谊、礼仪、爱与婚姻》，在这本书里，有九个精彩的短篇，这是其中一篇，是她一篇成功探讨人生价值的短篇小说（叫它小中篇也行）。这篇小说情节设计一个一个出人预料。让读者看的时候，有一步一惊奇的兴奋，读到最后，是深深的感动。虽然它是写一个女保姆的故事，但我不觉得它是“家庭主妇”小说。我认为这是一篇讨论“个人生命价值”的小说，就像门罗的其他许多小说一样。

　　故事是这样的：人近中年的女保姆乔安娜要运一批存放在主人家仓库里的家具，到加拿大西部一个很小的镇子去。她穿着她前一位女主人死后留给她的衣服，给自己买了坐票，小心点着找回的零钱。（无疑，她是个劳工阶层妇女）。然后，她进了一家中档的服装店，给自己买了一套合身的，有一点档次的棕色衣裙。她对衣店里的营销女，有意无意地说出了：她要结婚了。

　　保姆乔安娜悄悄走了，给男主人和他的孙女留下三天的食物和如何食用的指南。保姆乔安娜一走，老先生的日子立刻就乱了，他失去了平常的绅士风度。跟小镇上的老朋友老邻居抱怨：保姆把家具拿走了（人们误解成偷得他连睡觉的床也没了）。也骂他的女婿，一个前空军士兵，在战争中性格被扭曲。在他女儿死后，把孙女送来给他带，而自己却不务正业，买下了一个旅馆，倒来跟他借钱修理，要把存放在他家的家具卖成钱。老先生不懂：为什么乔安娜就拿了家具走了，肯定是到他那个混蛋女婿那里去了。但他还是给女婿寄了钱。

　　保姆乔安娜为什么走？原来是源于老先生的孙女沙比莎和她的少年女友的亲密友谊。这俩人正是少年骚动不安时期，一起做了一个恶作剧。冒充沙比莎的空军退役兵父亲给保姆乔安娜写了几封情书。保姆乔安娜是孤儿，在孤儿院长大，学了护理，在前一位老太太家干了十几年，照顾老太太，被老太太依靠，她爱老太太，也得到老太太的爱。老太太死后，她觉得那种“爱”已没有了。只有工作。所以，当收到一个英俊退役兵的求爱信后，她觉得她想结婚了。

　　乔安娜到了小镇之后，发现一切很糟糕。但是，小镇的人帮助他人不计报酬。她那个不知所以然的空军退役兵，正病得稀里糊涂，也搞不清楚她为什么来了。乔安娜在退役兵肮脏的“旅馆”，换下自己的棕色相亲服，开始护理病人，什么脏活都做。等空军老兵好一点了，她发现了问题所在：退役兵有着军人对朋友的忠诚。谁跟他借钱，他都借，他也跟别人借钱，根本不会管理自己生活和“旅馆”。这时，保姆乔安娜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她可以帮助这个潦倒的老兵，就象她被前任老太太需要着一样，在这个小镇，这个退役老兵家里，她发现：她被他人需要着。她说：这是我的爱情。

　　原来，爱不是索取，是给予。这种爱，是人与人之间的爱。乔安娜和退役老兵结婚生了儿子。两个恶作剧的女孩子也长大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在一系列灾难（战争），丑恶（穷困、疾病、仇恨）和命运的恶作剧之后，那最核心的、让人成为人而区别于动物的关系，被门罗揭示出来了：人们互相需要着，并在被需要中发现人的自我价值。这是爱情的本质。她用其中一个“坏”女孩子的拉丁语作业结束了故事：命运储存于我之身的，也储存于你。

　　这样的故事，我觉得不应该简单归于“家庭主妇”故事，或“女权”故事。这是探索共同人性和爱的本质故事。乔安娜的道路不是宿命，是发现独立人格和自我价值的道路。

　　宏大的题材自然有体现大格局的优势，但是，还有什么比生命本质更宏大的题材吗？从社会最普遍的大多数中，取出一个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来检验生命。这是门罗不知疲惫地观察和记录人性中的冲突和矛盾的结果。她尽了最大努力，把生活中的假象排除掉，揭示出最深处的人文精神和人的荣誉。我同意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对她的评价：“她的故事里充满着这样一种感知：在任何人内心深处，也许都存在着一个危险的宝藏，一块无价的红宝石，一种内心的向往。”

　　门罗得奖，说不定也是因为她故事里有那块“无价的红宝石”。

　　傅小平：其实谈论门罗写普通题材、普通人物的同时，不能不强调她写出了并不普通的掩藏在她们平静生活之下的心理与情感顿悟。她的作品捕捉人物微妙的心理变化与情感成长，正如有评论指出的，总是能抵达更多人的愿望，以及某种作家与读者间的私人而亲密的情感。印度裔美国女作家裘帕·拉希莉就评价称，门罗的作品证明，人类的关系和心理之谜，就是本质，是文学的动力。当然作家写作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人物心理，但很多时候或许只是在泛泛而谈或过度阐释。换言之，考验作家才能的根本，不在于他是否触及“心理之谜”，而在于能否写出门罗所达到的那种准确性和普泛性。这或许是写作者要追求的一个高标，也是门罗获奖所能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袁劲梅：人的心理活动，是又一个“无岸的海洋”。这是块作家们可以好好开发的领地。走到这个领地，就象生物学走到基因的层面，物理学走到场和粒子的层面一样。门罗是一个心理描述前沿作家。她探究自己的成长心理，也探讨不同人物的心理之迷。这些，读者读她的书，就会体会到。

　　我举几个例子来讨论：在《木星和月亮们》中，有一段：

　　“我”看着走在前面的丹（“我”女儿的男朋友），心里想到女儿一定跟他讲过她妈的故事。“我”想：他有什么权力知道我过去的事情。因为“我”多问了几个问题，女儿向前几步，碰了一下丹的胳膊。门罗写道：“我知道那样一碰——一种道歉，一种挂虑的重新保证。你碰一个男人，提示他你的感谢，你知道他在为了你做一件他一点兴趣也没有，或有损他尊严的事儿。这使我觉得我简直老得就像到了我孙子看着我女儿用这样的方式碰一个男人——一个男孩。”（本文作者译）。

　　这种细致的心理描写，在门罗的小说中处处都是。这类描写直击人的内心感受。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会有这种那种感受和心理活动。这种细致的描写，最终能更好地衬托出，在略带黑暗和自私的人性下，还有一种更深的关心、关爱和关联潜藏着。这更深一层的潜意识，恰是普世的、更本质的人性和人与人的关系。

　　还有一段，也很有意思。乔安娜在商店里买去见“情人”的衣服。比较来比较去，这个太贵，那个露了大腿太多，看中了一件绿呢子，价钱又高了。这时候，商店里的营销女把手伸过来，递了一件棕色的衣服进更衣室。说：“这是你眼睛的颜色。你不需要穿粗天鹅绒的，你的眼睛就象粗天鹅绒。” 营销女说：这件棕色的，配你眼睛的颜色。乔安娜就买下了那件棕色的衣服。不是因为这件衣服的价钱，是她知道了她有天鹅绒色的眼睛。

　　这种间接的心理描写，非常女性，符合两个女人的角色。我读门罗的小说，最受启发的就是：把心理作为一块沃土来开发。不管大故事小故事，从这里探索，都是最接近人性的道路。

　　（实习编辑：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