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一生撰写了大量报道，除本文提及的作品外，结集出版的有《1948-1952年报道文集》、《1954-1955年报道文集》、《1955-1960年报道文集》、《1974-1995年报道文集》及《1980-1984年报道文集》
马尔克斯
在传奇的一生中，加西亚·马尔克斯拥有过诸多头衔：小说家、记者、剧作家、社会活动家……其中，他最为钟爱的身份是记者。他曾说过，“即使像狗一样忍辱负重，我也找不到比记者更好的职业”，并自豪地声称：“我自始至终是个记者。”对这一职业的热爱同样体现在1996年他为美洲报业协会的开幕式致辞中：“新闻是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激情，只有与现实相遇才能尽情挥洒。”
早在1949年，年仅22岁的马尔克斯就为哥伦比亚卡塔赫纳省的《宇宙报》撰文。一年后，他在哥伦比亚巴兰基亚的《先驱报》开辟专栏，笔名塞普提姆斯（Septimus）。那时的他已在新闻界崭露头角，小有所成。
1954年，他回到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为《观察家报》撰写报道和电影评论。一年后，他在该报发表了《一个船难水手的故事》的系列报道，引起轰动，但也给他带来不小的麻烦。因为在报道中，马尔克斯无意中揭露了一项政府丑闻。由于不能继续在哥伦比亚工作，《观察家报》不得不将他派驻巴黎。
1960年古巴革命胜利后，马尔克斯来到哈瓦那，在古巴政府创建的《拉丁报》工作，并与切？格瓦拉建立了友谊。之后，他担任古巴《拉丁报》驻哥伦比亚办事处负责人。1974年，他和一些左派知识分子及记者创立了《抉择》杂志，该杂志直到1980年才停止发行，并作为哥伦比亚的一份反政府刊物，在该国新闻史上起着里程碑的作用。1994年，他和兄弟哈伊梅？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人创办“伊比利亚美洲新新闻基金会”，致力于帮助青年记者，并鼓励探寻发展新闻业的新方式。在后半生，马尔克斯一直担任该基金会会长，直至去世。
一生中，马尔克斯所写的新闻报道数量巨大，其中相当一部分具有非凡的影响力。但中国读者所接触和了解到的往往仅是他的小说。在此，我们将介绍他最具影响力的几部作品，以飨读者。
《落难海员的故事》
马尔克斯早期的很多新闻报道非常鲜明地体现了他将小说的创作手法和新闻报道手段相结合的特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个给他带来麻烦的《落难海员的故事》。虽然这个题目已人尽皆知，但它的真正标题很长，且很好地总结了那个故事：《关于一个因为一场海难在海上不吃不喝漂流了十天，被国家奉为英雄，被选美女王亲吻过并因宣传而变得富有，而随即被政府厌恶，并永久遗忘的人的故事》。
1955年2月22号，哥伦比亚卡尔达斯号驱逐舰在经过了为期8个月的改装后，船员们被通知：从美国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港返回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28日，该船载着走私的货物（洗脸盆、冰箱等等）返航。由于货物超重，又遇上大风，船体倾斜，船员们决定转移到船的左舷来保持船体平衡。但最终没能成功，8名船员落水。韦拉斯科是惟一一个抓住救生艇的人，看着其他同伴在离他不远处一个个淹死，无能为力。在救生艇上，他度过了艰难的10天，饱受饥饿、危险、孤独和灼人的阳光的折磨，但没有放弃生存的希望，最终获救。被救上岸后的经历，和他在海上冒险的经历同样令人不可思议。哥伦比亚独裁者罗哈斯将此次海难归因于加勒比海上的暴风雨，于是韦拉斯科获救后被追捧为全国的英雄。马尔克斯对他进行了很多次详细采访后，无意中揭露出真相：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的暴风雨，是船员操作上的疏忽导致了这场海难。这样的结局令大众吃惊，也令当局颜面尽失。
报道关于韦拉斯科10天里所受煎熬的描写非常细致，在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之外，让人们联想到奥德修斯的海上历险经历。同时，报道对于主人公孤独体验的挖掘，让人们联想到马尔克斯作品标志性的“孤独”主题。
报道以第一人称来撰写，叙述者为韦拉斯科本人。开篇时，叙述记者找到了海员韦拉斯科对他进行采访，由此开始还原整个事件。
这是一个幸存者被夸大的真实故事，当人们发现真相的时候，幸存者的荣耀和前途被剥夺，而记者也被驱逐出境，这使哥伦比亚全国上下一片哗然。
马尔克斯成名后，该系列报道集结成书出版，非常畅销。[NextPage]
《铁幕下的90天》
《铁幕下的90天》由10篇报道组成，于1959年7月至9月发表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万花筒》杂志上，以“铁幕下的90天”为总标题。之后结集成书出版。
该系列报道是马尔克斯1959年游历东德、波兰、苏联等国家后所写，他的报道给读者描绘了不为外界所了解的铁幕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这些报道同样融汇了小说的创作手法。另外，我们会发现，在他轻松、幽默的语言背后，不乏对社会的思考，这也是他的小说所具有的特征。
其中题为《铁幕是涂着红白油漆的杆子》的报道这样开篇：
铁幕从不是帷幕，更不是铁的。它不过是个路障，由涂有红白油漆的杆子搭成，和理发店门前的标志没什么两样。在铁幕中待了3个月后，我发觉，把铁幕当成真正的钢铁帷幕实在是毫无意义。但西方世界12年不懈的宣传却能使人们把一整套逻辑系统抛之脑后。在新闻文学24小时的努力下，宣传终于战胜了常识，以至于人们开始相信铁幕的字面解释。
后面的段落延续这样的风格：
在铁幕之内，我们3个经历了一场冒险。3人中的第一个是杰奎琳，一个亚裔的法国人，在巴黎某杂志担任平面设计师；第二位是弗朗克，他是个流浪的意大利人，为米兰一些杂志当临时记者，……第三个就是我了，从护照上就能看出来。事情开始于6月18日上午10点，那时我们一起在法兰克福喝咖啡。弗朗克买了一辆法国车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夏日生活，却一直没想好要拿它做什么。于是他提议，“去看看铁幕另一边有什么吧。”那时正处春季，是旅行的绝佳时候。
……
这条公路是通往铁幕另一边惟一真正有效的手段。但边境政府十分严格，为此在没有入境签证的情况下，乘一辆法国车开展冒险似乎并非明智之举。哥伦比亚驻法兰克福领事是个谨慎之人。“要小心哪，”他用带着波帕扬地区腔调的西班牙语跟我们说，“诸位想象一下，一切都在俄国人的控制下。”德国人则更加直截了当，他们提醒我们，我们一通过边境线，就会被没收相机、手表和所有的贵重物品；他们还提醒我们带食物和备用汽油，以防汽车抛锚，他们说，如果在边境线至柏林600公里的路途中停下，我们一定会被俄国人的机枪打成蜂窝。这时我们能做的就只有碰运气了。实在不愿意再看一晚德语电影，弗朗克用抛硬币来决定这场行程。是反面。
“决定了。”他说。
……
东西两德被宏伟的高速公路网络划成方块。这些公路由希特勒建成，目的是为了驱动他庞大的战争机器。而后来这些公路成了一柄双刃剑，方便了盟军的对德进攻。现在，公路系统则成为了为和平留下的宝贵遗产。”
马尔克斯对西德军人、东德士兵的描摹，则让人想起了他在小说中介绍人物时的白描方式：
在8点时，我们走过了西方世界的最后一个村落……10分钟后，一位德国军人郑重其事地为我们检查了护照，他简直像从关于纳粹的电影中走出来一样，不仅有方下巴和挂满勋章的制服，还操着一口英国口音。之后，他用军人的方式向我们问候……[NextPage]
戍守士兵正在边境线上吃饭。其中一个卫兵还是个少年，穿着一身又脏又破的制服。对他而言，那制服大得不合身，靴子和步枪机枪也同样如此。
将近10点时，灯亮了起来，卫兵让我们靠近路灯来检查护照。这个卫兵似乎不识字，他专注地检查每页护照，神情既精明又茫然。
另一个卫兵负责给我们引路，他跟先前那个士兵一般年龄，但没带武器。他将我们送到一个窗口前，而在那里另有两个穿制服的少年等着我们。比起严厉，他们的表情更多是惶恐困惑，却没有一点热情的迹象。东方世界的大门居然由一群孱弱少年和半文盲把守，这让我惊讶不已。
文中对边境领导及相关经历的描述同样有趣：
这是一个从外表到举止都很粗俗的人，一条脏兮兮的粗布裤子被胡乱塞在一双四十厘米左右的长靴里，一件破旧的粗毛呢外套，外套的口袋早已走形，里面似乎塞满了纸和面包屑。他用德语招呼我们，于是我们明白应该跟着他走。我们在黯淡的星光之下向着废旧的公路走去，穿过铁轨，从火车站后面绕过，通过一个长长的食堂——里面弥漫着食物的气味，每个小桌上堆着4个椅子——门边有个挎着冲锋枪的警卫，旁边的桌子上放着马克思主义的书和一些政治宣传手册。
而关于汽车税事件的记录，也再次让我们体验到马尔克斯式的调侃：
经过了半小时的夸张的比划和用了5种语言的大喊大叫甚至诅咒之后，我们才发现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经济的怪圈。汽车税的价格是20东马克，西德银行每一美金可换4个西马克，而同样是一美金，东德银行只兑给两个东马克。但是西马克和东马克的价值又是相等的！现在的情况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美金付钱，汽车税需要10美金，而如果我们用西马克付钱，只需要缴纳20西马克，也就是仅仅5美金！
古巴之旅
该报道于1975年在哥伦比亚发表，由近二十个短小的报道组成。我们摘录其中部分：
朋友们，今日的古巴正在赤裸裸地向我们展示一个事实：无论走到哪里，你都看不到失业者，看不到上不起学的儿童，看不到买不起鞋子、支付不起住房和一日三餐的人们，看不到乞丐和文盲。在这里，各个年龄阶段的人们都能享受到不同等级的免费教育，每个人都可以及时地得到免费的医疗救助、药品以及医院提供的各种各样免费的医疗服务，因此，在古巴没有人得疟疾、小儿麻痹症，感染破伤风和天花。同样，在这里，你也看不到妓女、懒惰之人和小偷。这里没有专为私人开放的优惠政策，没有来自政府的震慑和打压，也没有毫无来由的莫名歧视。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出入公共场合去看一场电影或者欣赏其他的文体节目。每一位公民都可以毫无阻碍地通过抗议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哪怕这些反对声是在质疑古巴的最高领导层。这个事实并非来自道听途说，而是我刚刚从古巴旅行回来的切身体会。在这6周的时间里，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对古巴完成了一次全面的旅行，在旅行的过程中，我享受到了足够多的自由，并且对古巴这个国家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我16岁的儿子罗德里戈与我结伴而行，他在旅行中拍了两千张照片，甚至把那些最易被人忽略的细节也给拍下来了。照片中有一个热情的导游，他非常认真且不知疲倦地逐一解答我在旅行中遇到的疑惑。还有一个普通却充满智慧的司机，他对幸福的准确认知让我多次感到惊讶。
……
我游遍了整个国家。我同这里的工人、士兵、农民、家庭主妇甚至上学的儿童和政府高官都进行了交谈，并且确信革命的思想已经渗透到了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每个人都是那么心甘情愿地肩负着共同的使命与责任。他们都愿意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带领下，忠诚地投身于革命的工作直至成功。毫无疑问，对我而言，这些都非常令我感动，并且对我的一生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很明显，该报道的风格与1950年代的两则报道有了显著区别，没有了50年代报道的调侃意味及文学作品中的惯用手法。在这个报道中，马尔克斯竭尽溢美之词。这样的变化，或许因所写题材是关于古巴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而马尔克斯和卡斯特罗的交情决定了他作品风格的选择和倾向。
（实习编辑：王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