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岳凯华

　　自五四运动进入现代中国知识版图和思想谱系以来，各种各样的解读声音不绝于耳，或视为单纯的爱国抗议事件，或看作自由主义的思想表达，或凸显反传统的激进诉求。切入视角不一，叙事基点不同，观点自难一致，这充分彰显了五四运动作为热点话语所具有的言说魅力和诠释张力。

　　事实上，人们对于五四运动的理解，并非限于学生和工人参加的政治活动。由陈独秀、胡适、蔡元培、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知识分子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同样不可忽视，它不仅没有淡出历史的视野，而且理所当然地占据着重要地位。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学界为何至今仍把1915—1927年的中国现代文学与 “五四运动”挂钩，称之为“五四文学”或“五四新文学”。其中的缘由，正如李长之先生所说：“‘五四运动’当然不仅指1919年5月4日这一天的运动，乃是指中国接触了西洋文化所孕育的一段文化历程，‘五四’不过是这个历程中的一个指标。”五四运动已被人看作是一种包括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等种种复杂活动在内的历史运动。

　　如果说“五四”时期是平民主义左右一切的时代，那此时的文学也同样走向了平民。自古以来，平民百姓的欲求和愿望多被忽视和遮蔽，对于他们的疏远、鄙夷、遗忘乃至拒斥，不仅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传统，而且是许多中国文人士子的习惯，平民很少被纳入文学的视野和进入文学的世界。事实上，部分中国文人过多地为帝王将相粉饰太平，为豪门贵族装点门面，为才子佳人无病呻吟，是地地道道的 “古典的”、“庙堂的”、“贵族的”、“修饰的”、“享乐的”、“游戏的”文学，很少放射出平民主义的光辉。只有到了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文学才与平民的生活、平民的思想、平民的精神、平民的人生发生了普遍关联，不再只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更多记载了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走向平民，成了五四文学异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倘若翻开五四文学的篇章，我们可以发现它在 “民主”思想的启发和“科学”光辉的烛照下，与传统的贵族文学、庙堂文学、古典文学展开了决绝战斗和彻底疏离，而远离庙堂的芸芸众生，为人不屑的征夫野老、游女怨妇、“引车卖浆之徒”，业已进入了五四文人的视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赞！陈独秀力图使新文学朝着 “平易”、“新鲜”、“通俗”、“明了”的方向发展，胡适确认以“白话文”为载体的平民文学才是中国文学的生机所在，周作人直截了当地将“平民文学”树立为新文学前进的方向，茅盾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学应当是 “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这些锐利的战斗锋芒，不仅从理论上解放了文学的传统禁锢和思想束缚，而且从实践上创作了别开生面的新文学，中国文学终于从神圣的贵族宫殿走向了质朴的平民世界。

　　我们看到，蔡元培亮出了 “劳工神圣”的旗帜，要求“认识劳工的价值”，宣告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李大钊呼吁“到民间去”，劝告人们“速向农村去吧”，认为“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大张旗鼓地欢呼“庶民的胜利”。胡适的诗歌《人力车夫》、鲁迅的小说《一件小事》、郁达夫的小说《薄奠》等作品，几乎不约而同地将笔触指向当时与文人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类 “劳工”——人力车夫，使得流行一时的“劳工神圣”不再是简单化、表面化或公式化的口号。从某种角度来看，五四文学是以人本主义的价值和人道主义的标准接近和走向平民的。它们尊重平民的内心思想和情感，它们关注平民的生存境况和命运。这种关注和尊重，直接来源于创作主体自身的心灵觉醒，完全发自于创作主体自身的肺腑之情。因此，郭沫若可以在诗歌中大胆展现自己叫雷峰塔下一个锄地老人是“‘我的爹！”甚至要“把他脚上的黄泥舔个干净”的心态和行为，原因在于他心底里把田地里的农民歌颂为“全人类的保姆”、把炭坑里的工人赞美为 “全人类的普罗米修斯”。这种情感的流露，显然不是一种矫揉造作或者一时心血来潮。同郭沫若一样，鲁迅在这股轰轰烈烈的平民文学浪潮中也流露出了类似的情感。比如，《一件小事》就主要描写一个贫困的人力车夫撞倒一老妇人后不愿一走了之、而是热心救助这样一件“小事”，进而折射平民大众勇于担责、质朴无私的高贵品格，而这件小事时刻“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五四文学亲近民众、走向平民完全是一种主动的姿态，有着深厚的平民主义思想基础，正如沈从文《边城·题记》所说，“对于农人和士兵，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就难怪五四文学对于平民的关切和亲近能够成为一道蔚然壮观的创作潮流。一部五四文学史，无论是为人生的还是为艺术的文学，无论是抒情的还是写实的文学，都离不开平民世界的映现和反映，或是苦难悲剧的愤激展现，或是理想生活的唯美憧憬，显示出了“对于时代和社会的热烈的关心”。

　　（实习编辑：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