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蒙木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无疑是一个重大事件。当年《外国文学》第十二期发表了他中篇小说代表作《没人给上校写信》（石灵译）；《世界文学》第六期上推出了一个“马尔克斯专辑”，其中包括选译《百年孤独》六章（译者为黄锦炎、沈国正、陈泉等，从西班牙语直译）、林一安的论文《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及其代表作〈百年孤独〉》和题为《关于〈百年孤独〉》的背景说明（笔名何榕），同时还附有一幅《布恩地亚家族家谱图》。（高莽先生回忆说，林一安被调到《世界文学》编辑部不久，便推荐发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百年孤独》刚刚在《世界文学》杂志发表，就传来了加西亚·马尔克斯荣获198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后来《世界文学》1990年第二期又推出加西亚·马尔克斯专辑，收录长篇小说《将军和他的情妇——迷宫中的将军》（王永年译），同时有林一安的《〈迷宫中的将军〉创作前后》，和陈众议的《孤独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记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次会见》）。而几乎同时，早就由《外国文艺》编辑部策划组织赵德明等翻译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也由上海译文出版社适时推出（该书出版日期标注为1982年10月），正好成为马尔克斯获奖之时翻译界给中国读者的最好礼物。
随后《十月》杂志同年选译了《百年孤独》，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则出版《百年孤独》宋碧云译本。198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百年孤独》黄锦炎等译本（“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之一，后经浙江文艺出版社再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百年孤独》高长荣译本（参照英语、俄语翻译），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国培编《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1987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林一安翻译的《番石榴飘香》（“文化与生活译丛”之一）；《霍乱时期的爱情》则出现两个译本：蒋宗曹、姜风光译本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徐鹤林、魏民译本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后者列入“诺贝尔文学奖丛书”之一，影响更大。
宋炳辉在《四分之一世纪的荣耀》中说：马尔克斯作品的翻译工作，最早的可能是赵德明、刘瑛等的《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咱们镇上没有小偷》等四个短篇小说，刊发于《外国文艺》1980年第三期。第二年又有中篇小说《一件事先张扬的人命案》（《外国文艺》1981年第六期）发表。截至1982年10月，还有《世界文学》编辑部编辑的《当代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4月版）和朱景冬、沈根发选编的《拉丁美洲名作家短篇小说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8月版）等选本中收有一些马尔克斯的短篇译文。
马尔克斯获奖理由是：“由于其长篇小说以结构丰富的想象世界，其中糅混着魔幻与现实，反映出一整个大陆的生命矛盾”。它不仅带来了第三世界民族文学崛起的典范——拉美文学爆炸，同时让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风靡了中国的文学创作：张贤亮、陈忠实、贾平凹、莫言，到后来以马原、苏童、余华为代表的先锋派创作。也许因为“唯现实主义论”在我们的文坛一统天下太久，我们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文学实在太缺乏想象力，拉美神奇诡异又悠远阔大的写作，让我们惊异不已：写作，原来可以这么写！陈众议先生说那个时代，几乎“中国作家言必称《百年孤独》，言必称魔幻”。
拉美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便着实火烧了一阵子，其势头大概只有当年俄罗斯文学的译介能够媲美。到九十年代，云南人民出版社出了一套拉美文学丛书，其中有吴健恒再次从西班牙语直译的《百年孤独》（1993），以及朱景东翻译的《两百年的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谈创作》（1997）。据悉，九十年代，马尔克斯曾到北京和上海访问。那次中国之行给他留下颇为糟糕的印象是，书店随处可见他的《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等诸多作品。马尔克斯极为不满，对前来看他的文化界人士说：“各位都是盗版贩子啊！”“死后一百五十年都不授权中国出版我的作品，尤其是《百年孤独》。”其实，他误解了中国，因为当时中国出版界还没有版权的概念。1992年，我们正式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以后二十多年间曾有很多中国出版机构向马尔克斯本人、哥伦比亚驻华使馆，甚至墨西哥驻华使馆（因为马尔克斯旅居墨西哥多年）提出版权申请，但都未得到任何回复。2010年大概算个重要年份，中国终于成功引进了《百年孤独》的版权，由年轻的范晔翻译，这是新经典公司引进的（据我所知多家出版社都一再试图引进，因为各种复杂原因而未果）。关于《百年孤独》的译本，林一安先生认为，几个本子各有擅长，但有些味道还没完全翻译过来，还应该百花齐放，很遗憾因为版权问题，这是不可能的。
1998年似乎也可以作为一个重要事件来谈，“活着的最伟大的诗人”帕斯逝世，但中国反应寥寥。2010年拥有秘鲁与西班牙双重国籍的巴尔加斯·略萨，因“对权力结构描绘，以及他那反抗、起义、失败的犀利印象”获颁诺贝尔文学奖。但因为中国读书氛围的下降，这也似乎并未引起多大反响。2014年4月18日凌晨“活着的最伟大的作家”马尔克斯去世了，这是一个契机，是安静地打量拉美文学在中国接受的得失的时候了。
什么是魔幻现实主义呢？我们姑且从其代表性作家开始谈起，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大概是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最响亮的名字。八十年代初，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席卷中国文坛时，中国外交官和翻译家黄志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拜访了博尔赫斯。当时国际评论界把博尔赫斯称为“魔幻文学祖师爷”。博尔赫斯对黄志良说：“我不赞成‘魔幻现实主义’的提法，这纯粹是评论家的杜撰。作家凭想象创作，虚虚实实，古已有之。魔幻文学祖师爷的头衔轮不到我，两千多年前贵国梦蝶的庄周也许当之无愧。”马尔克斯则一再强调，“我写作我那些作品的愿望来自怀念，怀念我的国家，怀念我的过去……不管怎样，加勒比的现实，拉丁美洲的现实，一切的现实，实际都比我们想象的神奇得多，我认为我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仅此而已”；“那些自诩为魔幻现实主义、突击队成员的作家唯一应该做的就是相信现实生活”。他在诺贝尔领奖台上讲的是《拉丁美洲的苦难》。
当八十年代所有中国作家都学会了“当面对行刑队的时候……”的技巧修辞之际，他们几乎忽略了马尔克斯的左翼知识分子身份，忽略了卡彭铁尔曾担任过古巴革命政权的宣传部长，忽略了何塞·马蒂、胡安·鲁尔弗、略萨、亚马多、普伊格等革命家的身份和马克思主义背景，其中不少作家本身就是共产党员。拉美文学是与独立革命同时诞生的，离开玻利瓦尔、阿连德、格瓦拉、卡斯特罗等，是无法理解拉美文学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很多作家直接自视为政治先锋，认为文学创作也是一种革命实践。让我们姑且从几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拉美作家来看看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影子的反光。
1、米斯特拉尔（1889－1957），智利女诗人、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22年应邀到墨西哥参加教育改革工作。1924年回国，被政府任命为驻外代表，先后到意大利等多个国家任领事。二战期间，积极投身到反法西斯的洪流中去，对青年大声疾呼：“热爱和平就是热爱生活，就是热爱世界！”诗人的最后一本诗集《葡萄区榨机》于1954年出版，表达了对祖国，对人民，对劳苦大众表达了浑厚的情感，标志着她的创作达到了更新高度。“因为她那富于强烈感情的抒情诗歌，使她的名字成为整个拉丁美洲的理想的象征。”她获得194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位获得该奖的诗人。她的陵墓石碑上镌刻着：“灵魂之作为于躯体／就是艺术家之作为于人民”。
2、阿斯图里亚斯（1899－1974），危地马拉小说家、诗人，著名的民主活动家。1923年，他大学毕业后曾担任过律师，1944年，被阿雷瓦罗政府任命为外交官。1933年回国时，他在巴黎写完了反独裁统治的长篇小说《总统先生》。1966年，他被蒙地内格罗的中立派政府起用，担任驻法大使。“由于其出色的文学成就，他的作品深深植根于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民族气质和传统之中”，阿斯图里亚斯获196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作为魔幻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作家，他说，“我们的小说不得不成为新大陆社会和经济的活地图……它是战斗的文学，一向如此。”
3、聂鲁达（1904－1973），智利诗人，民主斗士和和平主义者。1928年进入外交界任驻外领事、大使等职。1945年加入智利共产党，曾当选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因为他的诗歌以浓烈的感情、丰富的想象，表现了拉美人民争取独立、民主、自由的历程，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力量。由于“他的诗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聂鲁达获得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
4、马尔克斯（1927－2014），被誉为“活着的最伟大的作家”，拉美文学最杰出的代表，早已经不单属于哥伦比亚；他全面发展并且广泛应用了所谓“神奇现实”的理论。马尔克斯指出：“在拉丁美洲纷繁复杂的、光怪陆离的、令唯美主义者们费解的神奇现实面前，拉丁美洲作家缺乏的常规武器恰恰不是幻想，而是表现这种近乎幻想的真实的勇气和技能。”其《迷宫中的将军》的原型就是玻利瓦尔。他认为作家的责任就是要“为了一个更公正的社会承担责任”。他最重要的作品当然是《百年孤独》，聂鲁达称之为“继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之后最伟大的西班牙语作品”。除了回忆录，他的代表性作品几乎都在我们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前全部被翻译为中文了，其在中国的影响力几乎是国外任何当代作家都无法比拟的。
5、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1998），墨西哥诗人、散文家。1931年开始文学创作，当时他对哲学与政治兴趣很浓，曾阅读大量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作品。1937年去西班牙参加了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回到墨西哥以后，帕斯积极投入了援救西班牙流亡者的工作。1945年开始外交工作，先后在墨西哥驻法国、瑞士、日本、印度使馆任职。1953至1959年回国从事文学创作。后重返巴黎和新德里，直到1968年为抗议本国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辞去驻印度大使职务。由于“作品充满激情，视野开阔，渗透着感悟的智慧并体现了完美的人道主义”，他获得199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6、巴尔加斯·略萨（1936－），读大学时参加秘鲁的共产主义学习小组，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思想家的著作，还担任指导员，并短期加入秘鲁共产党。1987年巴尔加斯·略萨在秘鲁组建新政党“自由运动组织”投入政治，并在1987年8月的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获推为一任四年的政党主席。1989年宣布投入总统选战，一度为声望最高的候选人。在创作上他硕果累累。其1963年出版的《城市与狗》，与《百年孤独》，以及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科塔萨尔《跳房子》一起被誉为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四部里程碑式作品。
不过，魔幻现实主义之父一般被荣归于卡彭铁尔，因为他提出了“神奇现实”的理论，他在《这个世界的王国》的序言中全面阐明了“神奇现实”的理论。他认为，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决不能和神话志怪或幻想故事相提并论。魔幻现实主义的本质在于“神奇”加“现实”。它的立足点是拉丁美洲的现实，“神奇”只是外在的形式，是手法。就是说，要用神奇的手法来表现拉丁美洲的黑暗现实。他在《小说是一种需要》中宣称“我属于觉悟的一代……介入的一代、开始真正懂得革命……的一代。这一代也即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代……对于我们的作家而言，不问政治是不可能的。”
长处和平生活的第一世界无法理解第三世界的现实，他们以为那变乱中的第三世界景况便是“魔幻现实主义”可以概括的。也许第一世界并没有故意居高临下，但他们误读了第三世界的现实。我们从西方的镜子里审视拉美文学，使得拉美文学在我们的接受中被历史化、童话化，使我们对拉美的时局缺乏应有的认知：比文学更神奇的拉美——独裁者横行无忌，流氓土匪满街游走，巫觋神魔招摇撞骗。格瓦拉也不是个别的现象。拉丁美洲的人民从来没有放弃反抗暴政的革命，从来没有忘记一个和平公正好社会的梦想。文学就是拉美作家介入生活、投身斗争、实践梦想最得心应手的武器。拉美很少有书斋中的作家，即便双目失明的博尔赫斯早年一样写作了热情洋溢的《红色赞歌》礼赞十月革命。拉美作家多从事过新闻行业，作品具备大众阅读的素质。
富恩特斯在《拉丁美洲小说》中说：“为了拉丁美洲，从拉丁美洲写拉丁美洲，在行动和语言上成为拉丁美洲的见证人，这意味着并将更加明显地意味着一种革命行为……每个作家就像革命家一样……他们否认我们生活在一个完美无缺的世界里。”略萨指出：“文学就是火，它意味着叛逆和反抗；作家的价值就在于抗议、反驳和批判。……拉丁美洲的作家必须首先是政治家、鼓动家、改革家、社会评论家和伦理学家，然后才是艺术家”，要“能够影响现实世界、改造客观世界”。关于拉美文学最好的表达，大概是亚马多·多诺索的话：“我是写人民的作家。”——这些宣言与当年苏联、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家们“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学观念似乎颇为相似，但结出的果子颇不一样。个中奥秘，需另行探讨。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文学很难远离政治，尤其是在相对落后的专制主义国家，“介入政治”的文学观未必肤浅。
魔幻现实主义概念含混不清，过去我们从拉美文学汲取的主要流于写作技法层面和怪诞、神话的特征，像莫言的小说和张艺谋的电影。现在我们必须认识到：在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名词之后，拉美文学蕴含着更深的内涵：传统文化与当代意识结合起来的精神，政治责任感与创造新文化的使命感结合起来的精神，英雄主义、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熔于一炉的文学精神。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拉美和中国建立关系应该追溯到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时候。林一安先生一再向笔者表示：其实像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文学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和政治是攸关的，当时中国和西方关系很微妙，翻译介绍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当代大作家有诸多不便，而拉美是我们第三世界的兄弟，所以引进便利，也更有亲近感。聂鲁达、卡彭铁尔、帕斯、略萨等著名作家都曾经访华，卡彭铁尔甚至两度来华，盛赞华夏文明，聂鲁达的作品在五十年代末就被翻译过来了，聂鲁达和艾青等有很深的交谊。
魔幻现实主义作为概念既然已经在中国扎根，今天的读者务必认识到，它首先是一种现实主义，就象毕加索、卡夫卡、加缪、鲁迅、沈从文等同是现实主义者一样，我们切不可用标签来掩盖一个伟大作家的伟大。以上是从精神层面讲的，再就文学表现手法而言，笔者认为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应该拒绝大国崇拜，关注边缘国家的民族文学，那里有更多的异质因素，也许更能启发我们中国文学的创作。在西方，像奥地利的施尼茨勒、霍夫曼斯塔尔，挪威的易卜生、汉姆生，波兰的显克维支、米沃什，葡萄牙的佩索阿，匈牙利的米克沙特，伊朗的赫达亚特，这个名单很长，他们和西方文学相互影响，是世界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就拉美作家而言，从鲁文·达里奥、胡安·鲁尔福到皮托尔，和西班牙文学、法国文学一样是共生互进的，我们看看他们的传记和流亡历程就知道了。
（实习编辑：王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