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地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杜拉斯《情人》
“我立即就爱上了她写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每一本书。我读了又读，把书中的句子完整地抄写在纸上。我想成为这个名字，抄她所写的东西，让自己模糊不清，成为一只抄写她的文字的手。对我来说，杜拉斯成了文字本身。”——《情人杜拉斯》（扬·安德烈亚）
“她写到了我。她把我曾经说过、写过的东西又重新理了一遍，那些东西，常常因为日子久了，我自己都认不出来了……当她引用我的话的时候，墨已变了。”——杜拉斯《她写了我》
当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Duras，1914－1996）的名字开始为一小部分中国文学青年所知时，她已经老了。王小波（1952－1997）在《盖茨的紧身衣》里写道：“凭良心说，除杜拉斯的《情人》之外，近十几年来没读到过什么令人满意的小说。”还在《我的师承》里透露：“到了将近四十岁时，我读到了王道乾先生译的《情人》，又知道了小说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文字境界。”推算下来，他应该是在1990年代初读到《情人》，事实上这本小说在法国出版的第二年（1985），上海译文出版社就推出了中译本。爱写诗的王道乾（1921－1993）早年留学法国时嗜读兰波，可是在他经历十年浩劫后，却把主要精力花费在这位著作颇丰的女作家身上。王道乾曾叫她“杜拉”，我们无法考证“玛格丽特·杜拉斯”这个名字由谁创造，不过根据法语发音，台湾省的“莒哈丝”要精准得多。如同她在自编自导的电影《在荒凉的加尔各答她叫威尼斯》中展示的时间消逝的不可逆转，在遥远的中国大陆，被叫作“杜拉斯”成了她命运的一部分。
王道乾没有来得及等到阿兰·维康德雷CD流行的时代，旁观国人为中国情人紧实的屁股和法国少女纤细的酮体而兴奋；也绝不会想到，在他离开人世若干年后的世纪交叉点上，出版界刮起了一阵“杜拉斯热”。上海译文、漓江、春风文艺、作家等众多出版社一拥而上，她的作品从在小圈子里流转变成文艺青年的必备品。不仅仅是作品，这个阅历丰富的法国女人的风流韵事和传奇人生更为人津津乐道。1999年漓江出版了克里斯蒂娜·布洛－拉巴雷尔写的《杜拉斯传》，2000年春风文艺又出版了一本更厚的《杜拉斯传》（劳拉·阿德莱尔著）。然而，所谓热潮，往往是来得快，退得也快。没过多久，这些书都被放到了打折书店三折区的位置。
不过，今年时至杜拉斯百年诞辰，热度似乎又有回潮的迹象。《外滩画报》也不能免俗地决定借此策划一期关于杜拉斯的专题。有趣的是，当我们讨论该如何来纪念她时，编辑部中自称喜欢王小波的90后实习生却表示完全没听过她的名字；而当我向几位涉猎颇广的书评人邀约相关稿件时，又频频被“热过一阵之后对杜拉斯的关注直线下降”、“很久以前看过她的书，但记不清讲什么”等理由回绝。于是，我们决定把专题的重点落在杜拉斯其人身上，希望读者能通过追随她多年的传记作者阿兰·维康德雷和在她晚年一直跟拍的摄影师埃莱娜·邦贝尔吉的回忆，了解她是一个怎样的人，从而再判断是否有兴趣去阅读她的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位不仅跟杜拉斯走得很近，还分别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却又彼此交恶的两个男人的盟友。阿兰·维康德雷的最新作品《杜拉斯：穿越世纪》的中文版今年即将出版，他现任法国杜拉斯协会会长，曾与她的儿子让·马斯科罗合著图文传记《玛格丽特·杜拉斯：真相与传奇》。埃莱娜·邦贝尔吉与杜拉斯的关系不仅是拍摄者和拍摄对象，还是忘年交，加上杜拉斯的情人扬·安德烈亚，三人结成了游荡在特鲁维尔的小团体。杜拉斯在她的镜头下时而是平和的老妇人，时而又会显露与年龄不符的天真。
在完成专题时，我出于好奇搜查了世界上有多少媒体在纪念杜拉斯的百年诞辰，结果发现除了法国以外，唯有中国对她投以最多且最深的怀念；不禁想到当她150周年、200周年诞辰时，是否还会有如此多的中文媒体念念不忘——穿越百年的杜拉斯是属于一个世纪，还是会继续穿行，抵达不朽的彼岸？这终究是一个只能由时间来回答的问题。然而，今天，在中国，我们还记得她，玛格丽特·杜拉斯。
在最后一个情人的帮助下，她写出了第一个情人的故事
66岁的杜拉斯在1980年夏天结识了24岁的埃莱娜·邦贝尔吉和27岁的扬·安德烈亚。从此，一个连续14年用镜头记录下杜拉斯的晚年生活，另一个成为她生活的伴侣，替她打字，开车，买东西，洗衣服，做饭。他们两人都是《情人》的见证，都是杜拉斯远离尘嚣的晚年生活的见证。
1980年，玛格丽特·杜拉斯66岁。她独自住在诺曼底海滨小镇特鲁维尔，有时也回巴黎和诺夫勒堡。那时杜拉斯只作为一名高产的知识分子作家在法国为人所知；那部日后令她名扬世界的《情人》（L’amant）还未诞生。
但如书中的主人公一样，她已经老了。脸上起了皱纹，头发灰白，站立时有些佝偻着背。工作时，她常戴一副巨大的黑框眼镜，更反衬出她的瘦小。用杜拉斯自己的话说：是命运和酒精让她的面容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她身体孱弱，却酗酒成瘾，几度被送进医院。更糟糕的是，有一段时间，她精疲力竭，几乎面临写作灵感枯竭的困境。
扬·安德烈亚（YannAndréa）和法国摄影师埃莱娜·邦贝尔吉（埃莱娜·邦贝尔吉élène记者am记者erger）就是在这个时候遇见了杜拉斯，并走进她的生活。
1980年夏天结识的情人与友人
那是1980年夏天，24岁的埃莱娜·邦贝尔吉在特鲁维尔度假时认识了这位女作家，两人一见如故——“我们的相遇就像是某种理所当然的事，仿佛我们早已做了很多年的朋友。”她在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说。此后，邦贝尔吉几乎每年都去看望杜拉斯，在她生命最后的16年中，跟拍了她14年，为晚年的玛格丽特·杜拉斯留下珍贵的影像记录。
同一年夏天，27岁的扬·安德烈亚来到巴黎圣日尔曼德普雷区圣伯努瓦街5号，敲开了女主人的大门——并且，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这个比杜拉斯小39岁的男同性恋，成为她生命中最后一个情人和生活伴侣。
他本名并不叫“安德烈亚”，这是杜拉斯给改的姓。后来他索性把身份证上的名字也改成了这个。他爱她、照顾她、容忍她，一直到她去世。更重要的是，某种程度上，安德烈亚给了她许多灵感，帮助她走出“黑暗时期”，恢复了写作。
她为他写书（《大西洋人》和《扬·安德烈亚·斯泰纳》都是为安德烈亚所作）；他则用打字机记录她的所有口述，将其出版成册。从1981年至1996年去世，杜拉斯共写了4部戏剧、17部小说和散文，大部分由扬·安德烈亚录入，《情人》就是其中之一。
一时间，这位孤独的老妇人身边多了两个年轻朋友。他们三人常一起开车出去兜风，然后把车停在一边，下车散步。这是晚年杜拉斯除写作之外最大的爱好。一路上，邦贝尔吉自然少不了拍一些照片，她拍杜拉斯、杜拉斯与安德烈亚的合影，也拍杜拉斯看到的风景。“有一天，她给我看了一朵蓝色的铁线莲说，‘看，这是智慧’。”邦贝尔吉回忆道，“是她给了我灵感。以前我从来不会拍风景和静物，不会去拍一汪静止的水塘。”
起初邦贝尔吉负责开车，后来扬也考出了驾照，成了杜拉斯的御用司机。杜拉斯自己则讨厌驾驶，大部分时候，她只需负责决定去哪儿。“通常是以特鲁维尔为中心、方圆100公里的一些小城，比如法图维尔、克尔梅耶、昂蒂费角、瑞米耶日……”邦贝尔吉说。
杜拉斯总能看到别人眼中不同的风景。她为它们命名，赋予它们故事，而那些故事则投射着她自己的影子。望着从大西洋汇入法国西北部的塞纳河，杜拉斯脱口而出的却是“湄公河”。她当然是清醒的。“她这么做，就和她把扬·勒梅叫作‘安德烈亚’、在巴黎郊外拍了一部《印度之歌》（IndiaSong）是一个道理。”邦贝尔吉说。
杜拉斯的想象力总是超越了她的所见和所闻。在任何地方，她似乎都能看到印度和越南的风景——在翁弗勒尔，她看到了“恒河”上开来的渔船；在“塞纳河”的唐卡维尔大桥下，她看到的不是河流而是稻田。
“和她开车兜风，就像经历一次遥远的神游，你只需倾听她的声音，她的声音非常特别，充满力量。她娓娓道来，仿佛那些她所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由不得你质疑——你拿不准她是凭空臆想，还是真的看到了，她也永远不会告诉你。就好比我们读《情人》时，没人知道那个‘他’是否真实存在过……”邦贝尔吉说。
对杜拉斯而言，人生的电影仿佛始终放映着最初的画面。正如《杜拉斯传》作者劳拉·阿德莱尔（LaureAdler）写的那样，“一切源自童年，她之后看到的世界毫无用处。”阿德莱尔曾问杜拉斯该去越南哪里寻访她生活过的痕迹。“你在那儿什么也不会找到。”杜拉斯回答，“让扬带你到塞纳河边就可以了。离巴黎三十公里，那儿有个小河湾，树叶落下来，沉淀在河岸上，河岸的地变得像海绵一样。那儿不是像印度支那。那里就是印度支那。”
没有什么能把他们分开
邦贝尔吉在遇到杜拉斯前，还没读过她的一本小说；但安德烈亚正相反。在小说《塔吉尼亚的小马》与杜拉斯初次“相遇”后，这位年轻的大学生扔下了所有其他作家——康德、黑格尔、斯宾诺莎、司汤达，只读杜拉斯一个人的书。
1975年，杜拉斯执导的《印度之歌》（IndiaSong）在安德烈亚生活的小镇康城放映，杜拉斯本人也来了。安德烈亚坐在第一排，口袋里揣着她的小说《毁灭，她说》。结束后，他问杜拉斯要了签名。“我想给您写信。”他说。没想到，杜拉斯随手写下了巴黎的地址。从此以后，安德烈亚开始给圣伯努瓦街5号写信，一写就是五年，其间没有收到一封回信。直到1980年夏天，他的女王突然发出了恩准：“来吧。带一瓶红酒。”
16年来，安德烈亚无微不至地照顾杜拉斯的饮食起居，大多数时间他沉默不语。在他1999年写成的自传《情人杜拉斯》（CetAmour－là）中，他用接近意识流的语句描述着两人之间看似不可能的关系——他深知自己的卑微，既是“情人”又是“奴隶”。他以小男人的卑怯和怜悯，抚慰着杜拉斯的紧张、恐惧与偏激。他慷慨无私，而她吝啬粗暴，他们互相表达着相互的爱恋和厌恶。好几次，杜拉斯把他的行李扔出窗外，赶他出门，“别再回来！”但直到最后，都没有什么能把他们分开。
剑桥大学法国文学学者维多利亚·贝斯特（阿兰·维康德雷ictoria记者est）认为，杜拉斯是幸福和幸运的——毕竟，在那个年代，还有什么女作家能找到这样的另一半、找到能激发创作灵感的灵魂伴侣？贝斯特说：“安德烈亚对杜拉斯的感情是纯粹的。他从没想要借助她的名声去发展自己的事业，或者和她一较高下。他也完全不会忽视她作品的价值。他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是杜拉斯的崇拜者。杜拉斯对他充满爱意，并将他们的生活直接凝结成文字。她很快就对他产生了依赖，不仅因为他的实际帮助，更因为他为她提供了写作的冲动和能量。而写作对杜拉斯来说，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1984年的某一天，杜拉斯开始对安德烈亚口述《情人》的第一幕。他们在诺夫勒城堡，坐在那张大桌子边上，面对着花园。“我等待着词汇，我用那台我喜欢的打字机打着……我们写到了那个年轻女孩，戴着男帽，脚上穿着妓女常穿的那种嵌着箔片闪闪发光的鞋子。那就是您……您将写出这个风靡全球的故事，一个可怜的故事，一个毫无意义的故事。而我呢，我在您身边，把您说的话用打字机打下来。我试图跟上您，不打错。有时，我被深深地感动了。”[NextPage]
杜拉斯生前和儿子让·马斯科罗保持着亲密关系，但在她过世后，马斯科罗因杜拉斯作品的出版问题而与她的 “文学执行人”扬·安德烈亚闹上法庭。
1980年至1994年，埃莱娜·邦贝尔吉跟拍玛格丽特·杜拉斯，担任她的御用摄影师。1996年，她将这些照片集结成册，出版了摄影集《写过字的海》，并以“八〇年夏”为题举办摄影展。
专访杜拉斯挚友、摄影师埃莱娜·邦贝尔吉：即使是她写出的菜单，你也能认出她的文字
“每本书出版后她都会惴惴不安地期待读者的反应，就好似那是她出的头一本书，和当初《情人》出版时一样，尽管这本书已经带给她巨大的成功，让她变成了名人。《情人》之前，她只是作为知识分子为人所知，《情人》之后，她成了当红名人，也因此赚到了很多钱，但这并未改变她的生活……”
埃莱娜·邦贝尔吉出生于1956年，1979开始从事摄影。1980-1983年，她的作品在蓬皮杜中心展出。1980年至1994年，她跟拍玛格丽特·杜拉斯，担任她的御用摄影师。1996年，她将这些照片集结成册，出版了摄影集《写过字的海》（LaMerécrite），并以“八〇年夏”为题举办摄影展。1994年起，她与Cosmos图片社展开合作。2014年正逢杜拉斯诞辰百年，午夜出版社用她的照片出版了一套明信片纪念专辑《特鲁维尔的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DurasdeTrou阿兰·维康德雷ille）。在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埃莱娜表示，“希望大家看见这些照片后，能把她当作一个平易近人的人来理解，而非一座法国文学的丰碑……”
皱纹赋予她人生暮年时“印度支那式”的风情
记者：你在1980年夏天认识杜拉斯。她自己也写了一本名叫《八〇年夏》的书。你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她的情景吗？
埃莱娜·邦贝尔吉：当初我在特鲁维尔遇见她时，她每天都会替《解放报》写篇文章，后来这些文章由午夜出版社集结出版，书名就是《八〇年夏》。那时候她每天下午都会坐车出去散步，有时候会从诺曼底一路坐到埃特雷塔或者贝尔奈，所以我就开着父亲那辆旧“标致”汽车和她一起去了。一路上我当然少不了拍照片，拍她，拍一路上的风景……基本就是这样开始的，那时候我相机从不离手，什么都拍，尤其是拍我的朋友们。我想过要做摄影师，但当时为买各种照相机，暂时还不能停止打工。我们的相遇就像是某种理所当然的事，就像是我们早已经做了很多年的朋友。扬那时候还不姓安德烈亚（Andréa），他本姓勒梅（Lemée），安德烈亚是杜拉斯后来给他起的。她选了扬·安德烈亚·施泰纳（YannAndréaSteiner）这名字，之后扬把身份证上的名字都正式改成了扬·安德烈亚。他也是那年夏天来的特鲁维尔，之后再未离开。那之后，我们开始三个人一起散步。开头是我开车，后来扬也考出了驾照，之后那些年里就是他开车了。
记者：扬·安德烈亚在他的书里写道，杜拉斯是个很有控制欲的人。在饭店里吃什么，去哪里散步，都是杜拉斯决定的。在你们交往的过程中，她表现得强势吗？
埃莱娜·邦贝尔吉：我们去哪里散步，这常由她决定，但也并非总是这样，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要去哪里，三个人就那么随便瞎走，一路上发现新的地方，杜拉斯很喜欢这种散步方式，那就像是某种冒险。我想我们应该从来没有因为拍照片的事有过争执，当然，有时候她也会对这事没情绪，就像所有人一样，总会有那么几天不愿意抛头露面的。有时候正好反过来，她会因为拍照这事变得很开心，主动就摆出样子来。不过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对于我拍照这事都习以为常了，根本就不会特别留意。她为我们一起散步时拍的这些照片写下文字，后来我们将照片集结出版，这就有了《写过字的海》这本小书。
记者：她喜欢你拍她的那些照片吗？看到自己脸上的皱纹，她会伤感吗？
埃莱娜·邦贝尔吉：拍好的照片我不会马上就冲印出来，我也不是每次都会拿给她看，她对我很信任，其中有些照片她非常喜欢，她很清楚，但凡是她看着不漂亮的照片，我肯定不会随它去。小说《情人》一开始有段很美的文字，说的就是她面容的衰老，她说自己的面容从18岁时就已经变老了，那些皱纹……我觉得那些皱纹很衬她，皱纹就像是某种图案，赋予她人生暮年时“印度支那式”的风情。
记者：在认识她之前，你从来不拍风景。是什么让你动摇了？和她相处的十四年，是否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你？
埃莱娜·邦贝尔吉：认识她之前，我只拍人物，我拍我的朋友，拍各种社会新闻，从不拍空无一人的风景。认识她之后，我开始试着理解她视野中看到的东西，她对现实的阐释，在此过程中我将这些拍下来，想弄清楚究竟是哪些细节能让她旅行了那么远。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在《写过字的海》里应该表达得很清晰了。没有她的话我也没法继续下去，因为我追随的是她的灵感。后来我又回到了新闻摄影领域，我开始讲一些相当真实的故事。
记者：作为一个近距离旁观者，你能否描述一下她和扬·安德烈亚的关系？
埃莱娜·邦贝尔吉：每天她都按部就班的，每个早晨都会工作，早饭吃得较晚，下午坐车出去散步，不管是住在特鲁维尔、巴黎还是诺夫勒堡的家里，都是这样，有时候一走就是几个小时。扬出现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她的生活，他一直都在她身边，替她打字，开车，买东西，洗衣服，做饭……从不离开她。我和他们打交道主要是夏天休假去特鲁维尔的时候。有一年我去看他们，之前我已经有一年或者两年没见到他们了，那时候她病得很重，甚至长时间陷入昏迷。我怕见到她，怕她变了，结果她告诉我，“你瞧见了，我完全没变！”于是我们又开始一起散步。
她从不铺张奢华
记者：在认识杜拉斯之前，你说没看过她的书。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看的？现在说起杜拉斯，我们的读者最先想到的一定是《情人》这本小说。而某种意义上，你和扬都是她写出《情人》的见证者。
埃莱娜·邦贝尔吉：我是认识她之后才开始看她写的书。每本书出版后她都会惴惴不安地期待读者的反应，就好似那是她出的头一本书，和当初《情人》出版时一样，尽管这本书已经带给她巨大的成功，让她变成了名人。《情人》之前，她只是作为知识分子为人所知，《情人》之后，她成了当红名人，也因此赚到了很多钱，但这并未改变她的生活，她倒是给自己买了辆新车，但也只是辆“标致”。她从不铺张奢华，那不是她的风格。我最早读的一些杜拉斯的书里，应该有《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之后我又读了《塔吉尼亚的小马》、《琴声如诉》、《劳儿之劫》……没法说我更偏爱哪本，因为我喜欢的是她的文字，始终被模仿，但你还是一眼就能认出哪些是她写的。即便是她写出来的菜谱或是购物清单，你也能认出那是属于她的文字。
记者：杜拉斯去世时，你参加了她的葬礼吗？今年是她诞辰100周年。你参加了什么特别的纪念活动吗？现在再回想起来，你如何看待你们之间的友谊？
埃莱娜·邦贝尔吉：葬礼仪式时我去了，但没去墓地，我不太喜欢去那。这次我也没参加什么纪念活动，但我常去特鲁维尔，我总能在“黑石”宾馆的大厅里看见她的身影。今年4月初，“杜拉斯诺曼底时期照片展”已经到过圣埃蒂安了，5月份接下来要去巴黎，说不定很快会去上海也不是没可能。我也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向她致敬了，让大家看见一个我所认识的杜拉斯——有人情味的、有趣的、有活力的、美丽的杜拉斯。我希望这些照片能激起更多人阅读、重读杜拉斯作品的兴趣，去看她拍的电影，发现她给予我们的巨大快乐。[NextPage]
阿兰·维康德雷大概是最执着的杜拉斯研究者，他孜孜不倦地追逐她40余年；杜拉斯对许多关于自己的著作都嗤之以鼻，却为维康德雷的书写过序，多少算是某种认证。
“1942年夏天，她遇到了迪奥尼斯·马斯科罗，伽利玛出版社的一个审读员。她爱上了他，但并没有因此而不爱昂泰尔姆。她想成功地建立这种乌托邦的三人世界，创作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真相与传奇》（阿兰·维康德雷）
专访法国杜拉斯协会会长阿兰·维康德雷：“她从来没有谈论过中国情人”
太多人为杜拉斯作传了。每一位传记作者之间，似乎都存在微妙的竞争。杜拉斯最著名的传记作者维康德雷赞赏杜拉斯的儿子马斯科罗“在母亲的光芒下孜孜不倦地为她做宣传”，对因杜拉斯过世后作品的出版问题与之闹上法庭的“文学执行人”安德烈亚颇有微词，而他自认为是杜拉斯的“精神之子”。
玛格丽特·日耳曼娜·玛丽-多纳迪厄的故事始于交趾支那（南圻）这个景色复杂多变的“杂种之地”。她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反殖民主义者，甚至欣赏法国的殖民政策，尽管她喜欢茂密的热带丛林，喜欢在河边奔跑、在河中洗澡，喜欢吃芒果，“芒果汁流得满嘴都是”，却憎恨自己出生的“白人无赖的家庭”。
在她还不叫玛格丽特·杜拉斯、尚未开始写作时，就已经是夏斯卢-洛巴女子寄宿学校的名人了。比她小10岁的越南女孩P埃莱娜·邦贝尔吉amTi埃莱娜·邦贝尔吉ai当时才刚读小学，但也清楚地记得女同学之间流传的八卦：“有一辆车经常停在学校门口，能看见司机，看不见那个神秘的中国情人，因为他从来不下车。车接上玛格丽特就开走了。”70多年后，P埃莱娜·邦贝尔吉amTi埃莱娜·邦贝尔吉ai已成了定居法国大半辈子的老祖母Ga记者rielleLe记者on，有一天，年轻的孙女兴奋地和她聊起享誉世界的小说《情人》，她才像刚想起来似的第一次告诉家里人：“噢，杜拉斯，我和她念的是同一所学校，她会在上课的时候当众翻过学校围墙去谈恋爱。”
交趾支那的日子只是杜拉斯传奇一生的开端，但同时是她“写作的场地”，1933年她回到巴黎时，此后几十年里要写的书其实已经“刻在了她身上”。1929年至1930年间，杜拉斯在湄公河的渡船上遇见了这个中国人，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在公开了自己与最后一个情人扬·安德烈亚的关系之后，她才动笔写作令她真正声名大噪的《情人》。
1984年7月，《情人》由午夜出版社出版，“这是杜拉斯首次向外界透露自己的私生活，”杜拉斯最著名的传记作者、法国杜拉斯协会会长阿兰·维康德雷（Alain阿兰·维康德雷ircondelet）说，“中国情人的‘出现’在当时的法国算是轰动事件。我们知道，她此前的作品总是相互关联，比如《不谨慎的人》（1942）和《抵挡太平洋的堤坝》（1950）都反映了她在殖民地的童年生活，但《情人》和以往的作品没有直接关联，因此是个谜。”
在维康德雷与杜拉斯的儿子让·马斯科罗（JeanMascolo）合著的图文传记《玛格丽特·杜拉斯：真相与传奇》中，他曾如此发问：“那个中国情人确有其人吗？他是否仅仅是一个熔炉，是两个哥哥的‘母体’？一个哥哥凶猛得像野兽，另一个温柔得像女人。那个中国情人，神秘的人物原型，是不是就是父亲本人？她很希望父亲替她洗澡，给她淋浴，将瓮里的水淋到她身上。”
大量的研究和考据证明，中国情人当然是存在的，只是杜拉斯用了50年来发酵他，他必定已不只是她当初爱过的那个人了。不过在最新传记《杜拉斯：穿越世纪》中，维康德雷已不想再纠缠这个问题。因为在杜拉斯人生最初和最后的章节之间，其实还有大量值得一书的事情，比如为阿伦·雷乃的《广岛之恋》编写剧本、自己尝试导演电影、参与1968年的学生运动，还有圣伯努瓦街5号住所中的情爱纠葛和文坛轶事等。而维康德雷对她在二战时期的经历尤其感兴趣。二战中，杜拉斯与当时的丈夫罗贝尔·昂泰尔姆一起加入了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密特朗领导的全国战俘和集中营犯人运动。1944年6月1日，抵抗组织落入了纳粹的陷阱，杜拉斯在密特朗的帮助下成功地逃脱了，可昂泰尔姆却被捕流放。她因此对德国产生了巨大的仇恨，并在第二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在她看来，“这是回到昂泰尔姆身边的另一种办法”。在等待昂泰尔姆归来的漫长的日子里，很多东西改变了。维康德雷说：“在杜拉斯战后拍摄的肖像里，不幸显而易见，目光和身影中透露出过来人的那种恐惧，她穿越了‘痛苦之核’，作品也开始揭露奥斯维辛，《广岛之恋》中出色的对白，就是在有节奏地吟诵犹太人的痛苦。”然而摧毁杜拉斯更深的，是她的小哥哥保尔——“中国情人”的影子，以及那个中国情人，都在战争中死去了。这些都使得维康德雷相信战争是杜拉斯人生最重要的节点之一。
这本传记将于9月在国内出版，维康德雷已确定在10月来华宣传。译者胡小跃透露：“与以往或评或传的著作不同，这是一部评传性质的著作，披露了不少以前没有公开的内容，尤其是杜拉斯临死之前那几年的生活，最后一章《最后一次露面》提及她最后一本书《这就是一切》的写作过程、她去世的情景、她如何怕被读者遗忘而出席各种签售，以及她最后一个情人扬·安德烈亚与她的儿子乌塔（让·马斯科罗的小名）之间的矛盾和误会。”
然而有太多人为杜拉斯作传了，包括扬·安德烈亚和杜拉斯的亲密女友米榭勒·芒梭，还有原法国总统府的文化顾问劳尔·阿德勒（又译为劳拉·阿德莱尔）等等，简直令人眼花缭乱。而且每一位传记作者之间，似乎都存在微妙的竞争，维康德雷赞赏马斯科罗“在母亲的光芒下孜孜不倦地为她做宣传”，因而对因杜拉斯过世后作品的出版问题与之闹上法庭的“文学执行人”安德烈亚颇有微词。在这些人之中，维康德雷既不是与杜拉斯关系最亲密的，也不以“内幕”吸引眼球，但他大概是最执着杜拉斯研究，孜孜不倦地追逐她40余年。杜拉斯对许多关于自己的著作都嗤之以鼻，却为维康德雷的书写过序，多少算是某种认证，因此他可以不无自豪地说：“我知道得不少，因为我就像一个细致的调查员，从一次次会面、一次次阅读、一段段口述中提炼出真相。”
记者：杜拉斯是个不好相处的人，你是如何成为她的朋友的？
阿兰·维康德雷：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这可以说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幸事。我17岁左右开始读杜拉斯的作品，读的第一本书是《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我很欣赏她在书里显露的与海明威类似的写作风格和节奏。1969年，我在索邦大学就读，准备完成一篇研究她的论文，于是去拜访她。杜拉斯感兴趣的是，我到底是谁？她对人、人们的生活和习惯都充满好奇。我出生在阿尔及利亚，后来因为战争离开了那里，因此她找到了共鸣：两个背井离乡的人，用她的话说就是“失联、逃离、失去生命中的至宝”。这么多年来，我从她的朋友变成她的“亲信”，再后来成为她的传记作者，我了解她、她的生活、她的作品、她的爱、她的世界观、她的感官、她的声音。杜拉斯的很多朋友，最后都无法接触到杜拉斯本人，我是为数不多还能见到她的人，因为很执着。另外，我和她的儿子生日只差一个星期，我觉得自己就像她的精神之子。
记者：关于杜拉斯的传记很多，她对其中不少嗤之以鼻。似乎为她做传的人都很难摆脱她文风的影响，你在《真相与传奇》中好像也很注意用她的方式来写。
阿兰·维康德雷：杜拉斯不喜欢我们讲述她的生活，但她喜欢我们用她的方式写作，描述支离破碎的生活，爆发式的、没有秩序、缺乏连贯性。我懂她的意思，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把一本传记变成一部文学作品。但我和她的写作方式不一样。扬·安德烈亚写《情人杜拉斯》（CetAmour-Là）就是完全模仿杜拉斯，但可以说，他模仿得非常失败。我尝试用自己的手法，使文字充满韵律感，但并不是她那种充满想象力和诗意的写法，可能从翻译中不容易体现出来……学杜拉斯不是难事，但模仿她又有什么意义呢？每个人的写作都应该透露自己的个性。
她把那些漆黑的井叫做“内心的影子”
记者：为了写传记，你会跟随杜拉斯参加各种活动，以及做正式的采访吗？
阿兰·维康德雷：她在法国各地宣传自己的电影时，我一般都会跟随左右。实际上，她不喜欢一个人，所以常常把我带上。有时我也会参加她电影的拍摄，并不时采访她。1969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杜拉斯的专访，她在其中谈到，得让有关童年的散乱片段慢慢从漆黑的井里爬出来，她把那些漆黑的井叫做她的“内心的影子”，这是她谈及自己时的一个重要概念，我也用在了传记中。然而杜拉斯很少谈及自己的私生活，对此始终保持着近乎神秘的状态，她从来没有谈论过她的中国情人。
记者：杜拉斯一生中有许多传奇的事件对她的写作和思想产生影响，其中你觉得最重要或者最感兴趣的是哪些？
阿兰·维康德雷：我对她生活中的某些章节尤感兴趣，比如二战中她和纳粹的关系，她的丈夫罗贝尔·昂泰尔姆被盖世太保抓走送进集中营，她是如何从危险的边界逃出来的；她对同性恋模棱两可的态度，歧视同性恋却又爱上了一个同性恋者；她所说的“黑暗时期”，经历酗酒、纵欲等等。《穿越世纪》可以说是我40年来不断挖掘的成果，相比此前写的杜拉斯传记，我在其中增加了一些东西，比如她在洛特-加龙省的生活细节。杜拉斯已离我们而去，所以当我写到二战纳粹占领时期的篇章，觉得束缚也少了；在描述她和扬·安德烈亚的恋情时也没有过多保留，她着魔一样爱上了这个年轻的同性恋男人。现在，我觉得我对杜拉斯研究已经到了瓶颈阶段，我希望后者能独辟蹊径来讲述杜拉斯，因为她是个能和托尔斯泰、卡夫卡齐名的文学天才，有讲不完的故事。
记者：你研究杜拉斯这么多年，如果要概括她长期吸引你的原因，你觉得是什么？
阿兰·维康德雷：我想杜拉斯最感染我的特质是她的智慧。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智慧，而是一种神奇的力量，让她得以穿越生命的秘密。这种智慧谜一样带着光芒。
（实习编辑：王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