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诗人C.D.赖特(C.D. Wright)在虹桥修禊开幕式上致辞

　　4月2日，“2014国际诗人瘦西湖虹桥修禊活动”在瘦西湖“虹衢春风”景区开幕，3日，以“诗·历史·当代性”为主题的虹桥修禊暨腾讯书院论坛举行，国内外顶尖诗人齐集一堂，分享诗歌创作经验并探讨其未来前景。当代着名诗人、“国际诗人瘦西湖虹桥修禊”发起人唐晓渡，国内着名女诗人王小妮，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女诗人之一C.D.赖特等参与讨论，以诗为基准探讨历史和当代性的内涵，并交流了当下诗歌的现实书写的困惑、如何以当代诗歌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诗歌在后工业消费时代对社会认同的追求。以下是对话实录：

　　对话嘉宾：

　　C.D.赖特：美国当代女诗人；

　　王小妮：国内着名女诗人；

　　宋琳：旅法诗人；

　　唐晓渡：诗歌批评家；

　　阿莱西·施泰格：斯洛文尼亚诗人。

　　要点提示：

　　1、现在的我们没有以更充分、更自我、更贴切的方式转述山水自然。

　　2、如今诗歌的力量在团体和个人之间转移，转移的方向中西方各有差异。

　　3、诗永远在边缘，从国家意识形态角度来看，诗是一种可以传染的危险疾病。

　　4、中国一年能产生很多以前无法想象的新词，如今诗人正从在发生的现实里汲取精华，并坚持自身纯洁性。

　　正文：

　　唐晓渡：请杨炼先生为我们的主题做一个“轮廓性”的阐发。

　　杨炼：我们这次的主题是诗·历史·当代性。诗，既是我们的起点，又应该是我们讨论或者思考的终点。

　　历史包含了20世纪和21世纪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思想主题。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充满了曲折、复杂和艰难，但同时，它的现代转型本身又是史诗性的。这样一个非常古老的语言在寻找自己现在的出路和方向的过程中，吸收的不仅是中国本身的思想资源，还有全世界的思想资源。

　　第三个问题是当代性。这和一般泛泛意义上的现代性有很多不同，全球化不是一句空话，全球化的现实给每种文化和每个人都提出了新的问题，这也是这些文化或者是文化里的个人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中外诗人间的诗歌翻译项目已经进行多年，诗人间的互相翻译，就是把自己直接放在作品之中，试图对当下提问。

　　比如说中国诗人和斯洛文尼亚诗人进行的方言写作项目，也是试图面对当代提问。斯洛文尼亚的两百万人口里有三到四种方言的书写，而中国的上十亿人口在某种意义上只书写普通话。什么是我们文化、历史和自然的根？

　　在“故乡”和“什么是故乡”的含义上，也存在异议。有一个很普遍的新词叫“北漂”：漂在北京。所有新的问题在我们的作品中都有所呈现。如何给自己提出问题，如何在创作中应对这些问题其实是第三个话题的主要内涵。

　　地图是无限大的，我所谈到的只是其中几个小小的村子而已。其他具体的版图就留给大家去画。

　　唐晓渡：当代性也不是一个现成的概念，对诗人而言，它是一个发明的概念。我想到了一句话：“最现实的就是最遥远的。”反过来也可能是这样：最遥远的可能又是最现实的。我也希望这句诗能够对我们的讨论提供一个引子。

　　一、纷繁的信息带来诗歌的生态问题

　　1、自我封闭的诗歌困惑与当下的现实书写

　　C.D.赖特：在过去三十年之间，越来越多的西方诗人被介绍到中国，似乎一夜之间就从超现实主义过渡到达达主义又到后现代主义，这是一个没有谱系、没有延续性的状态。大量同时期不同风格的诗涌入之后，诗人自己不得不创造边界，每个人要琢磨自己的定位。在过去的西方语境中，除了中国古典诗和传统诗之外，我接触到的只有朦胧诗。我的困惑是，这个朦胧诗是自我封闭还是自我完整的状态？

　　王小妮：我更多地体会到本土诗歌的传承和当代性。外来作品我现在读得少了，因为我不知道通过语言的转换，诗歌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反倒没有任何困惑。我的困惑只来源于自己的内心。我想未来可能会有更好的转变，中国人在当前环境下可以创作出好诗歌，只是没有以更充分、更自我、更贴切的方式转述出来而已。这个困惑源于我们自身，来自我们内心的表述。

　　宋琳：从传统诗歌的方向来看，人和自然有一种依赖的关系，诗人写风景写山水。就像刚才王小妮说，她关心现代给我们提供的生活。现在有很多东西呼唤我们去书写它，其中也能包含历史的主题，比如拆旧屋、建新房这种题材。

　　2、诗歌在繁杂的信息中贬值 其力量由团体转移向个人

　　阿莱西·施泰格：我所在的语境中，社会和政治系统也有待建构。40年前人们可能因为一本书被抓进监狱。我们真正的问题其实是生态的问题。

　　刚才宋琳提到的人和自然互相依赖的关系对我们来说也非常重要，我们目前接收太多的信息，并且出现了一种极端的失去方向的感觉，当失去定向和定点的人们想要表达自己时，就面对着一个过滤器。如今的欧洲在经历一场对诗歌的极端贬抑，诗歌对社会而言已不再是一个可见的框架。

　　C.D.赖特：在过去，朦胧诗对于成千上万的人来说可能非常重要，人们团结起来，想要通过朦胧诗反对什么。目前艺术世界的状况也在改变，比如视觉艺术大规模进入资本世界，商业影响无处不在，字词的力量在衰退、分散，其作用已大不如从前。

　　王小妮：过去有段时间，我们共同的词是“团结就是力量”。现在就是不团结就是力量，个体就是力量，我们要坚信自己的存在就是力量。我们不需要和大家绑在一起。

　　阿莱西·施泰格：如今欧洲的情况与此相反，经历了经济危机之后，欧洲重新社会化，人们也面临着再次社会化。所以现在全欧洲人经过漫长的强烈的个人主义之后，更倾向于团结地工作或者团结地创作。

　　3、当代诗歌如何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

　　唐晓渡：1991年，歌德学院组织了一个有关翻译的讨论活动，一位当代德国诗人提了一个问题：当代中国有人写环保诗吗？大家半天想不出来中国有一个写环保的诗人。但是据我所知，现在专门写环保的诗人出现了，而且是专门地、用两三本诗集来倡导和呼吁环保。诗人理解生态问题，比一般的环境保护要更广泛和深入。

　　刚才说到写风景，我想到了日本的枯山水。枯山水是一种园林艺术，在很小的格局里仿造自然，又属于特别人工化的设计。与其说它是园林艺术，我更愿意将它看作是生态环境问题的一个隐喻。中国古典和当代、现代诗人与自然之间有机的、从身到心的联系，就有点像枯山水那种人为的感觉。

　　阿莱西·施泰格：当我们说到自然的时候，我们说的到底是不是同一件事情？我们说的水是不是同样的东西？从16世纪开始，欧洲的物理风景已有重大的变化，现在无人谈论自然风景。物理环境永远在变，但我最感兴趣的是过去30年间的生态问题，尤其是纷繁的信息带来的内部生态问题，这些问题究竟如何改变了媒介。[NextPage]

　　二、在后工业消费时代 诗人面临更多的语言污染

　　1、诗歌需要外力施压 但写作不必迎合社会的节奏

　　宋琳：我想回应一下C.D.赖特，朦胧诗当时的作用就是诗歌的功能。如果从生态的角度去看待朦胧诗产生的背景，那时中国尚未发展后工业。朦胧诗的主题当然是压迫和反压迫，当时诗人和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冲突的。我不是说他们的诗歌没有和自然的亲近表达，那时诗人是知青，在乡间劳动可能没有一种自然心境去写诗。

　　古代诗人说过“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饥饿的人歌唱他的粮食，劳作的人歌唱他的劳动，他们并未带着原始的诗意。我想到北岛的一首诗《你好，百花山》，可能只是因为一次远郊旅行而产生的。

　　我们所说的生态、工业和人工化的生活不完全是一个类别的问题，但是已成为我们不能逃避的现实。劳拉·斯蒂文斯说过“大自然喜欢躲起来”，这在中国不是一个隐喻，而是真实存在的。刚才阿莱西说过东欧社会转型以后，诗人们好像失去了方向，诗歌在贬值。诗歌可能需要一个对立面，需要一个力量跟它形成某种对抗的关系。

　　阿莱西·施泰格：我能理解你所提到的政治语境。诗需要外部的压力、对抗的关系。传统进入现代语境下的诗人首先应该是倾听，然后才是写作。提问和回答的时间间距变得越来越短。内省化写作其实很难应对这种快速变化的节奏，不管你是不是作家，都会被卷入这种疯狂的速度，除非你成为光速作家。

　　我反对这个，我仍然用铅笔写作。但是不管你写什么，社会仍然会以不同角度和速度来阅读你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作家是坚持传统写作的，但他们会假装是属于这个速度社会的一部分。

　　2、诗歌日益式微 念诗换酒的时代不再回来

　　C.D.赖特：我不是特别有归属感的人，我觉得我们并没有找到一种足够充分的语言来表述自我。诗人考虑的是在语言的最极端、最前沿能够做什么。在这种全球化的思维灾难中，也许诗人在考虑复活一个梦，或者重新想象一个梦。

　　阿莱西·施泰格：我的理解是，写诗的人关注的是一种极端的思维，这种思维无法被其他形式取代。诗永远在边缘，从国家意识形态角度来看，诗是一种疾病，是可以传染的，是危险的。从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一首诗纯然是浪费时间、是不被需要的。

　　唐晓渡：我讲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影响很大的诗人，当年在一个小县城里住着。他想喝酒，于是找到一个酒店老板说我给你朗诵诗，你给我一碗酒。那个老板说我可以给你一碗酒，但是你别给我朗诵诗了，因为这会浪费他的时间。但是过去在扬州，如果你没有带钱，到一家店里吟诵一首诗，老板会拿最好的酒给你喝，像唐伯虎这样的诗人、画家从来不带钱。但我们也知道，那个时代永远不会回来了。（此段讲述的是诗人海子）

　　在后工业的消费时代，对诗人来说更多的是语言污染、心灵污染。中国一年之内能产生很多以前无法想象的新词，面对这个问题时，以前的诗人们会想要纯净语言。如今我们是以一种既汲取它的活力、同时又维持自身纯洁性的方式来采用这些新词。现在无限的语言繁殖挺符合这个时代的特征，不管你赞成还是反对，它都在发生。诗人们为什么不能接受这种现实？它也一样是“自然”，自然是在不断地被阐释，然后发生变化的。

　　3、诗歌的社会认同既是短暂的 也是被边缘化的

　　阿莱西·施泰格：我很同意唐晓渡先生刚才说的，从正在发生的现实里汲取力量，或是一些精华的、肯定性的东西。30年代中，聂鲁达曾经表达过对当时“脏诗”的肯定性理解，因为脏诗使用了大量的、不被接受和允许的当代元素。那么，我们这些被意识形态制造或者浪费的人自身如何循环，如何找到好方法来介入当下的现实，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挑战。

　　王小妮：你可能对认同感有一些需求。你不只一次地提到，诗人变成没有用的人了，或者是被边缘了。你想要去确认诗的社会地位。

　　阿莱西·施泰格：我不相信，也不认为存在这样一种诗人的定位，你可以在短暂的时空里创造一个所谓的位置或者是认同感，但很快它们又会分解成某种上下文、某种语境甚至某种人性，但那只是短时间的。

　　王小妮：所以这种短时间的、边缘的、孤独的状态，应该是我们最正常、最追求的状态。

　　C.D.赖特：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的各种路数的说客、有军事权力的富翁或者是开方子的药剂师，那为什么诗人不能形成一支军队呢？有时候从边缘的角度可以看得更清楚，边缘也应该要有影响力。

　　（实习编辑：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