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是中国文学的裂变之年。在文学创作领域，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两分天下，各自沿着自己的方向发展演变，韩少功、马原、苏童、余华、王安忆、阎连科等作家，在2013年捧出了自己的长篇小说作品。
在发表和出版领域，纸质、实体出版物的市场份额变小，图书销售量减少，文学刊物生存陷入困境，读者进一步流失；网络以手机、电子阅读器、平板电脑为载体的市场，读者份额独大，逐渐显露出霸主相来。
“现在就开始回忆”
黄永玉把80万字的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第一部《朱雀城》当成自己90岁的生日礼物。
《朱雀城》是以黄永玉小时候经历的人和事为原型创作的，描写了黄永玉在湖南凤凰的童年生活和故乡风貌。小说最早发表于十几年前的《芙蓉》杂志，写到二十多万字，黄永玉搁笔。后来经作家李辉不断督促，黄永玉重新提笔，2009年在《收获》开始连载，续写了近五十万字。
评论家张新颖看了三遍《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一位老人写童年，是‘明白’写‘童蒙’，‘懂’写‘不懂’，二者交织在一起，构成一种奇妙的关系。它展现的世界，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童年世界，同时还是一个历经千难万险的生命回首来路重新看待的世界。”
作家王安忆反对部分作家对《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缓慢”和缺乏故事与可读性的指责。“现在有些读者看惯了电影电视剧，喜欢故事，喜欢悬念，自然不会喜欢这样慢悠悠的作品。对我这样的读者来说，这部作品因为不像虚构，作品写得很朴素，意境非常好，特别好看，这或许和黄永玉的画家身份有关。”
《收获》杂志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称为“自传体长篇小说”。杂志责任编辑王继军说，按照黄永玉的规划，《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共分为三部，第一部《朱雀城》的内容年代设定在1926年到1937年之间；第二部内容时间设定在“抗战八年”间；第三部的内容则是1949年后的事情。
“我会争取活到把自传写完。一个老头，到了90岁，脸上、全身都是青苔时才出这本书，又是喜剧又是悲剧。”目前，黄永玉刚刚写到第二部，正在集中精力写主人公狗狗的“抗日战争八年”。至于剩下的内容，黄永玉不知道自己要写多少字，也不知道要写到什么时候。
62岁的韩少功在《日夜书》里，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的16岁，当时读中学的他，从长沙和同学一起到了汨罗县农村插队，当了6年农民。《日夜书》写了“知青”过去，也写了“知青”的现在。
清华大学教授格非说，“韩少功用《日夜书》以新的姿态面对这个社会，通过小说化的方式重新建构了一种对话关系，通过人物叙事的明快，情节、时空的设置，体现了小说的丰富性。”
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梁鸿鹰说，韩少功的《日夜书》巧妙构建了一个时空网格。从时间的纵轴上看，文本是对知青一代受到磨难的回望，而在横向的社会变革中，则呈现出同时代人情感世界异常斑驳复杂的样貌。
“现实书写之难”
我们该如何书写当下中国？这是何伟、周看这些西方记者们在做的事情，也是余华在做的事情。
和《兄弟》（下部）一样，余华七年后出版的长篇小说《第七天》，试图描述今天的中国社会现实。五十多岁的余华，放弃了《兄弟》对现实社会全景式描述的野心，挑选了一个亡灵回顾自己一生经历的方式。
《第七天》重复了《兄弟》（下部）引发的争议。原因是余华在小说情节里借鉴的社会新闻事件，如医院随意丢弃弃婴、鼠妹不能过奢华生活跳楼自杀、开发商强拆、受冤屈的青年冲进警察局杀人、鼠妹男友卖肾买墓地……
《第七天》让读者为杨飞父子之情潸然泪下的同时，小说里的新闻事件的运用得到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认为是“杰作”，有人认为是余华“最差的小说”。
褒扬的如杭州师范大学教授王侃，“鲁迅写《药》时，有人批评过他使用了斩杀秋瑾的社会新闻吗？奥威尔写《1984》时，有人苛求过他的文学性吗？我们怎能要求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要与现实拉开距离？”
《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也说：“《第七天》的幻想性元素通过巧妙的结构来实现。七天貌似与圣经有关，实质暗合本土民俗的游魂头七概念。此结构是开放性的，引入杨飞的前妻、养父等故事，也引入其他鬼魂的故事，堪称精妙绝伦！”
评论家张新颖甚至认为，《第七天》的写实内容触及了“这个年代我们没有讲清楚、不愿讲的一些东西”，表现了一个正常人在当代社会里的无力感、无可奈何感，而余华创造的特殊生死边界空间——“死无葬身之地”很值得研究。
持否定意见的如陈晓明说，“《第七天》汇集了太多社会热点，从热点新闻中堆积出一种悲剧性情感和对现实的批判性，处理方式有些简单化。”在郜元宝看来，《第七天》大量收集和改写从网媒新闻看到的那些中国式的悲惨故事，以此缩短小说和现实的距离，使小说信息量急剧飙升。但这也向作家提出了挑战，能否与它们保持距离，变成一种独特的艺术表达。
评论家张定浩的批评则很尖刻，认为余华是“有意识地面对西方读者来写作”。“面对一个西方读者，这些在中文读者那里早已被视为陈腐旧闻的东西，会重新变得新鲜有趣，这些司空见惯的现实事件，会重新披上超现实的魔幻外衣。”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研讨会上，余华不接受评论家们的批评，“假如要列出一部最能够代表我全部风格的小说，只能是《第七天》，因为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现在，我所有作品中的所有因素，它已经统统包含进去了。”
和《第七天》一样，阎连科的《炸裂志》也是一个通过魔幻写现实的故事。
《炸裂志》讲述耙耧山的一个小村庄，“炸裂”村靠偷扒火车发家，女人去大城市当小姐，成为万元户村庄，最后通过招商引资，在不择手段的村长的领导下，一步步发展成为县城、直辖市，最后遭遇到失败。
阎连科在小说里，以“神实主义”的手法，夸张地概括了一个乡村的变迁，将经济发展中人们对富裕的渴望，人性和道德的沦陷，对贫穷的仇恨和对金钱的崇拜，以及无望的未来，融合了起来。
阎连科曾经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新闻，安徽省一个铁路边的村庄，男女老少的职业就是守在铁路边偷盗往来火车上的煤炭、水果、蔬菜，这个村庄里，当一个贼是正常的，不偷不抢是不正常的。后来，这个新闻成为小说开头部分。
评论家张定浩认为，“《炸裂志》呈现的，只是一颗粗俗简陋的心灵，面对他所无力审视的真实世界时的癫狂，在癫狂中将真实世界，粗暴地简化缩减成他有能力理解和抨击的影子世界。在那个影子世界里，不仅忽略了任何的善，更可怕的是，也简化了一切的恶。炸裂村这个欲望世界没有人的存在，只有三样被简化到几乎已纯洁的恶，即金钱、权力和作为玩物的女人。”
文学载体重组
“《大家》杂志现在回到了集团，新的主编马上要来。”
2013年1月10日，《大家》杂志的“救火队员”、已经退休的李巍，被云南人民出版社返聘，此前该刊因理论版收费发论文导致停刊整顿。李巍重新出山担任《大家》主编，一年后，又选择了回家。
和《花城》、《十月》、《当代》一样，《大家》是由出版社创办的文学杂志。出版社办文学杂志，主要是为了图书出版服务，通过杂志约稿结交作家，同时培养新人和作者队伍。
2005年后，云南人民出版社转企改制，按照企业模式来运转，《大家》杂志和其他图书编辑部门一样，岗位和利润指标挂钩，杂志亏损的几十万出版社不再承担，由杂志社自行解决。
2009年，《大家》和国内很多文献期刊一样，为了解决生存问题，由月刊改成半月刊，上半月刊为原来的文学版，下半月刊为收费的理论版，利用《大家》中文核心期刊的地位，按照论文的长短，明码实价，专门给需要发表论文的学生、教师提供便利，获得经费贴补。
2011年，《大家》在理论版的基础上，再次增加文艺批评版，出刊周期改为旬刊。后来，因为文艺理论版、文艺批评版收费发表论文一事被举报，《大家》停刊整顿半年，收费的理论版和批评版停掉了。
复刊后，杂志的日子仍然不好过。原来的副主编都回到了出版社，改行从事图书出版。发行量只剩5000份的《大家》，被云南出版集团接管，和另外两家杂志合并，组成有限公司。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杂志主编说，“政府的拨款经费不够，怎么办？《作家》、《山花》、《北方文学》、《文学界》等杂志都有理论版，就靠这个卖版面创收维持生存。”
和文学杂志的苦苦挣扎相比，网络文学在2013年却迎来了春天。
占据了网络文学90％市场的盛大文学网，在这一年受到了对手强有力的挑战。腾讯、阿里、百度、新浪等网络巨头，纷纷复制盛大文学业务模式，单独成立文学公司，投重金抢夺作家写手，竞价抬高版税和分成比例，引发网络文学大战。
此时，盛大文学内部业务久久不能上市，也引发了内乱。旗下一股独大的起点中文网创始人吴文辉带领高管团队出走，创办创世中文网，上线3个月吸引了两百多位网络作家“大神”加盟，直接挑战盛大文学。不久，盛大文学CEO侯小强宣布离开盛大文学，越发使得网络文学大战扑朔迷离。
资本大战给网络写手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2013“第八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公布，唐家三少、天蚕土豆、血红分别以2650万、2000万、1450万的版税收入排名前三。而在另外一个作家富豪榜的榜单上，排名第一的是年度版税收入2550万元网络作家江南。莫言以2400万元的版税收入排名第二。
这只是一个开始，不包含网络作家在游戏开发、电影电视剧、动画等业务方面的收入。随着掌上电脑、手机等移动终端的迅猛发展，三大电信商和小米这样的手机制造商的加入，网络文学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市场份额也在急剧扩张。
“网络文学比传统文学更传统文学，它讲人物，讲故事，讲叙述，也讲语言，跟传统文学一模一样，只是它传播的途径放在网络上，演变成娱乐文化的一部分，人物故事怎么好玩、怎么快乐怎么来。娱乐、轻松、好玩，年轻人都玩疯了。”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说。
盛大文学收费阅读模式的成熟，也吸引了高校作者加入，作者在网络上写，读者通过电脑、手机、电子书付费阅读。许多网络作家靠写作挣到了大钱，当年明月、笑看云起、唐家三少、月关、晴川、烟雨江南等二十多位当红网络作家还被中国作家协会吸收入会，其中，最当红的唐家三少、当年明月还成为第八届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有点成为地方作协的专业作家。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李敬泽说，“网络文学其实也是传统文学，武侠、奇幻、言情、官场类型小说一百年前就有了，只不过1949年后主流文化媒介上把它们给抑制了，1990年代末期以来它们通过网络翻身得到了很大发展。”
（编辑：李万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