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炜
1、失败的曼弗雷德与附属的诗
一名生活在21世纪初的，叵测的国家大工地里的中文诗人，撰写一篇关于拜伦的文字会是可疑的。在一个容易认为创造必须服从于大众化进程的国度，也许心忧世事的人们很难同意，对某种未来文学的寻求，有时需要返回理解一个十九世纪英国诗人。但也极有可能，一个历史中的诗人不存在于过去，而是行走在未来某处。诗人与历史中的作者的关系将永远处在变动中，充满不能被意识形态观点所概括的可能性，当他因为某些缘故，同一位不了解英国文学的英国人交谈文学时，他也许并不用认为，他是在同英国文学的主人说话、是在谈论对方拥有的东西，事实上他可能更是这一文学的深入参与者（尽管殖民理论会警告他）。当魏斐德讲述戴笠及二战中国的间谍史时，我们得听魏斐德说（年轻时期的魏斐德就拜伦希腊时期的活动做过研究）。文学中一直充满了各种相互干预——置身于此，可能产生的也就不仅是一份个人趣味的目录，而是一个精神的社会。只要暂时从语文学和意识形态观点的教室逃课，就会看到，作为一种才能现象与世界主义者的拜伦，和所有其他不同程度被遗忘的文学作者一样，未被认识完成，需要未来的介入。
必须从一系列晚期作品而非希腊行动去理解拜伦，一如《唐·璜》不是情欲的而是政治的。
生命最后七年，在这段被世人认为忙于女人和与英国争吵的时光中，拜伦以堪称“晚期风格”的加速度写出诗剧《该隐》、《天与地》（以大洪水为题材）、《畸儿变相记》、《维纳》、《福斯卡里父子》，长诗《岛》、《但丁的预言》、《审判的幻象》，以及《唐·璜》后续章节等十余部形制与立意各不相同的诗体作品。这位个人主义者与世界主义者的复杂混合体，其命运被一场现实、潦草的军事行动匆匆截止。早在旅行叙事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拜伦已经表达过对一个土耳其化的希腊的不满。1824年2月希腊地震之后，倘若没有死于庸医之手，很难从乐观的方面估计拜伦和他的部队的前途。但人们会喜欢看到，拜伦勋爵成为一个在诞生了《伊利亚特》的岛屿上为义战而练兵的人。拜伦在书信中对这次行动轻描淡写，如果“傲慢而冷漠”不足以解释，在现代分析者手中，这些书信也许会被读出某种自毁心理。今天，人们对于政治军事行动的正当性的要求已经殊异于大革命时代，一个在主流世界名声不佳的诗人，如果想要去埃及或叙利亚有所作为，且以战争为形式，不仅会是荒谬的，且容易被判定为一种恐怖主义，还会被小说家写成不是滋味的寓言。一些传记和研究称，拜伦打算最终结束文学生涯，投身现实政治而非意见政治。尽管自己是诗人，但这不妨碍拜伦认为对“诗人”不必太当真。同时，当这种自我否定的想法也刺伤了他人（因为破坏了一些共同的理由），从而受到他人忌恨，这也是不必认真的。他在1817年9月15日致约翰·默里的书信中声称：“丝毫没有成功——不论好的还是坏的——有时会引起诗人的忌妒。”文学的高度形成也包括，一种既高度形成但又并不很自我重视的状态，这一现象不仅在拜伦、也在托尔斯泰这样的贵族作者和实践者那里表现出来。也许不能立刻将其确定为一种近代状态，但的确是近代作者做出了最积极的实现。
经过20世纪以来诗学、小说和理论潮流熏陶的读者与作者们，以及环境中的民粹主义者都可能不会感兴趣于拜伦。如果一个文学作者对自我变革与进取的理解，并不一定受到当代生活的驯化，如果，我们的语言始终在主流秩序以外不失去自立、敏锐与整饬，并且，我们已经能够暂别现代诗人、被他们送往身后较为暗淡的谱系，就总会与拜伦这样的诗人相遇。这种相遇对于文学作者，比某种较为政治性的理由更有意义。后者要求我们必须回答，在当代中国现实生活这只独眼的审视之下，为什么读拜伦。
过去十年中，我从事与现实地理有关的工作，在工地大陆上，见识一些集团的作为与地方族群世系、自然科学家对恶化环境中有病的自然界的诊断，也接触到变动着的现实中几类有所实践的人。我相信，总会有一首勇敢、聪颖的叙事诗来书写这一切，行文活络而尊严，允许较为有始有终的分析性叙述，并且，因为经过了诗行的积极变形和新意的迅捷抵达，总是一种诗之叙述。在2006年新疆的工作生活中，在经过阿里斯托芬和弗罗斯特晚期作品之后，我开始读拜伦，并发现《唐·璜》异常清晰地具备那首长诗的诸多要素，并且是启蒙时代最为清晰的一首叙事诗。清晰性源于迪斯雷利所称的“扎实的常识”，使行为中的人的复杂心智可见、可被理解。拜伦的现实主义并非后世定义的现实主义，而是一种个人化的、情绪不稳定的现实主义，既不完全等同于经典摹仿论，也不同于科学探索者。德拉克洛瓦也以拜伦为例，提倡“贫瘠时期创作者应具有深刻阅历”，这些“阅历”最终表现为一种有计划实现的大地事务。以一个大陆旅行者的形象进入诗人行列的拜伦，在《唐·璜》中详实地展示了一系列大地事务：博物学、对自然现象的经历、政策、前现代陆地交通、工程、群体运动、战争。大地事务包括认知的一面——对以军政行为和群体运动为形式的动态事物的关注、以及人情风俗的研究，更包括另一面——行动的一面。不过，作为欲望和伪善现象的观察家，拜伦更钟情于大地事务中的人情风俗研究。
按照雪莱理想化的定义，诗人也是大地事务的一种治理者。不过，正如拜伦的诗作被称为“被压抑的议会发言”，他也是一位受到挫折的治理者。在1818年9月19日致托马斯·穆尔的信中，拜伦继续以他那被友人习惯了的轻描淡写，说《唐·璜》“意在对一切事物加以揶揄”，“我只是地球上的一个旁观者……我目不转睛地注视这些事情”。不论如何，拜伦的政治活动说明他不仅仅是大地的旁观者，因为，旁观者不会产生那样一种关于人在世界上的叵测的自由度的诗。“目不转睛”的目光注视着自然界和人类活动，时刻反对——有时候是过分的——它们被“湖畔诗人”升华，力图将其保持在始终可以被“阅历”所理解的清晰性中，这些时刻，没人比拜伦更不是个浪漫主义者。但是，既然没有完全一目了然和无可置疑的东西，又不能容忍形上学的光雾，意义就会倾向于畸形。拜伦为雪莱的夫人提供了畸形人的形象，促使弗兰肯斯坦人造人诞生。这也许正是弥尔顿的撒旦坠落在拜伦——自认为是弥尔顿的继承者——手中的结局。拜伦式的现实清晰性，是被自觉的文学方式改造过的现实清晰性，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扭曲，一面波动不定的镜子。意义的不确定性在现代趣味中，有时是超越性的，或者逃避的，但这也许是对不确定性的简化。在《该隐》和《唐·璜》中，不确定性是危机重重的大地现实的一部分，而且，完全是现时的和无神论的。诗人还通过半路军人和临时外交官唐·璜眼中列强的关系展露——由于不同事物和力量的斗争性的共处，大地即战争状态，并且，不能被定居者们（尤其是“湖畔诗人”）一劳永逸的理解。伴随这一令人不安的真实，诗和诗人是大地上的动态现象，不是静态的自我成就，并否定大不列颠国家诗人华兹华斯的形上学漫游。
在1817年9月15日致约翰·默里的书信中，拜伦只是简略地说：“我们都落入一个错误的革命诗歌的体系或各种体系之中”。《唐·璜》开篇也坦白呼吁：
“汝当皈依弥尔顿，德莱顿，蒲伯勿从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
（《唐·璜》第一章205节，查译）
可以从“拜伦反华兹华斯”来理解“错误的革命诗歌体系”，这将涉及对自然界的不同观念。相比华兹华斯，拜伦从不是诗学上的革新者。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文学的革新者成为帝国的侍者，而一个倾向于古典主义文学的反叛者被逐出城邦。
乔叟——马洛——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他是最后一个）是同一个诗人的不同时期，其“诗之空间”建立于霍布斯式的古代自然世界，而非“国家”。华兹华斯作为帝国的国家诗人，作为被驯化了的自然观念的代言人，是对弥尔顿的力量、也是对如上所述这一群体的隔断，是对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的隔断。世界文学中，相似的现象，还有彼特拉克对但丁的隔断。此后在英诗里，弥尔顿仅有拜伦与威廉·布莱克两位继承人。艾略特反感古代英诗的这一巨人群体，发掘出玄学诗人去抗拒（选择华兹华斯会缺乏独创性），但艾略特并不是一个护教诗人，他是国家主义者。在巨人群体笔下，自然状态是古代自然，不是帝国的自然。在“国家的视角”眼中，欲望和自然状态是有待治理的对象，是“荒原”，而“荒原”也是“野蛮人”的地区。英诗中这些想成为帝国公民的人们，并不是拜伦那样的世界主义者，后者会在“荒原”中行动以建立一个新的平民公共社区。
培根的咒语“知识就是力量”成为大不列颠命数以后，拜伦在《曼弗雷德》中写下反培根的箴言：“知识之树不是生命之树”。在《曼弗雷德》中，拜伦总结了自然力量对于一个自负而具有才智的心灵的影响。徘徊在崛起的英帝国大门前的曼弗雷德，与各种自然精灵对话的人，带着他受到永久性挫折的万物有灵论，选择了拒绝自然精灵、也拒绝上帝的死亡。尽管后期一系列诗剧和长诗显示出拜伦文学能力的多样性，但拜伦的自我形象，仿佛永远停止在失败的曼弗雷德。这首愤怒而夸饰的诗，并未使拜伦与同时代诗人拉开距离——产生这种距离的是《该隐》，一如雪莱所敏感意识到的，《该隐》才使拜伦逾越了同时代人而接近弥尔顿。《曼弗雷德》仍具有早期作品因为过于急切导致的浮夸。情况并不像今天的写作美学容易规定的那样，认为拜伦在停止浮夸后，会倾向于一种较为友好的风格，作为成熟的标记。诗人从浮夸中清理并确认了不应放弃的宏伟，并非调停和减少事物，而是真正着手重振事物的活力。风格的成熟并不表现为反省，而是进一步廓清宏伟。在一个万物有灵论已经失败的世界，“雾海旅行者”与其说回到，不如说是重新起用大地事务。并且，以大地事务的发展作为诗的发展的动力。与其说诗的创造附属于大地事务，不如说，诗的创造与大地事务相互带领。经历了长时间写作过程的《唐·璜》充分表明，由于接受大地事务的介入，也接受由此带来的自我发展，诗不同于一开始即立刻成形、自身说明自身的纯诗，并倾向于一种自由议论之声。
在种种述说自然事物的诗行里，拜伦都会肯定衰败了的自然状态剩余的生产力，一如在《该隐》中，肯定大地的果实，但拒绝它成为祭品。2011年，我在新疆可可托海3号脉矿坑一带工作，这里曾是共产主义热情高涨年代的工业重心，它出产的稀有金属矿石为中国偿还了百分之四十的欠苏联外债，如今，这个衰败的矿区生活着四个民族、三代以石头为生活重心的人。俄罗斯人最早在这里开采，并把这里建设为一个意在长久的居住区。在《唐·璜》中，拜伦把俄罗斯人同样视为扩张思维与暴君体系下的人格现象。令我意外的是，在可可托海的一个下午，我随手翻到的《唐·璜》的诗行，可以帮助我理解被意识形态影响过的自然界的剩余生产力、以及同它有关系的父与子们——
“假如从大自然或我们自己的
思想深渊里只要能抓住一种确实性，
说不定人类能找到他们迷失的道路——
可这又会破坏许多良好的哲学。
一个体系把另一个体系吃掉，
而这又同老塞顿吃他的子孙十分相似；
因为他那虔诚的妻子给他石头
来权充儿子时，他毫无顾忌把石头也吃掉。
但‘体系’却把这位巨神的早餐颠倒过来，
吃掉它的父母，纵令消化困难。
请你告诉我，在作了应有的探索之后
你能把你的信仰拴紧在任何问题上么？
先回顾一下无数年代，然后再把你自己
捆绑在火刑柱上，再把某种方式称为最好的方式。
没有比不要相信你的理性更确实的了，
可除此之外，你又有什么其它证据呢？”
（《唐·璜》第十四章）
并不完全是拜伦，但是他可以典型地带来这样一个信息、也是一个可疑的设想：尽管是优异的，但却处在大地事务的附属位置的诗。并且，“附属”仅仅被理解为一个容身位置，而不是被理解为一种价值地位。附属的诗，也许可以帮助诗人脱离他们的自我中心主义，同时提醒诗人，诗需要非诗。另一方面，附属的文学，也是一种行动文学。必须通过行动文学，理解文学本身所具有的动态。并且，通过拜伦，回顾行动文学可以具有的整饬文体与宽宏的讽刺风格。
2、《该隐》，先知书
可以从一个关于视力的场景为起点去理解《该隐》。在《该隐》第二幕，卢西弗带领该隐见识“太空深渊”。之后，他们抵达地狱，谈论死去的古代生物。魔鬼的视力不同凡人，但在这些地点，羊倌该隐的视力也变得出奇的好，一眼能看清遥远的星球：
“该隐
这些庞大的幻影是什么？我看见
它们浮荡在我四周（……）
它们巨大而美，像最大与最美的
活物，可是又如此不像，以致
我难以当它们是活物。
卢西弗
但是它们活过。
该隐
在哪里？
卢西弗
在你生活过的地方。
该隐
何时？
卢西弗
在你们所谓的地球上
它们确实生活过。
该隐
亚当是它们的始祖。
卢西弗
他只是你们人类的始祖，这我承认——
但他太卑微，做它们的末代也不配
该隐
它们究竟是什么？
卢西弗
是你将会是的东西。
该隐
它们过去是什么？”
这段如空间规划草图般简明的诗所勾勒的广大空间，令人联想起弥尔顿。在《失乐园》第二章的广大空间里，撒旦像一只羸弱的飞蛾。弥尔顿的诗行使我们看到——正如卢西弗使一个羊倌看到——魔鬼兢兢业业的双翅，正在广大虚空之中努力寻求可以驾驭的气流。拜伦扼要的诗句不以状物而以思想之声为主体，概括、简化并深化了弥尔顿的深渊。由于事物的状况更多受到不宜比喻的部分的影响，诗的视力必须逾越状物的层面——并且，诗的视力必须成为洞见。
另一方面，在《该隐》中，魔鬼的外表没有被描述过，正如在《圣经》里的大多数时刻。除了弥尔顿给出的形象，还可以在弗罗斯特《理性假面剧》——对《约伯记》的喜剧性重写——中看到它：一只尴尬的大黄蜂，带着一脸苦笑。在拜伦笔下，魔鬼的形象并不被给定，而是不宜比喻的空白。临时的卢西弗并不具有抢眼的可见性，携带着在广大空间中说话的回声，推动这首对终极事物做出一种临时廓清的诗。
在20世纪诗人中，弗罗斯特可能是最突出的关于临时廓清的作者，但与拜伦相反，不关乎终极事物，关乎对终极事物的推迟。很难确定查尔斯·达尔文——弗罗斯特的卢西弗——对弗罗斯特产生了何种影响。我们只知道，在庞德圈失意返回原籍后，这位“归来的流放者”中非常边缘的一个，在农村饲养员生活中埋头研读《物种起源》。停止早期被伦敦行会忽视的陈旧维多利亚诗风之后，弗罗斯特的大部分主要诗作（包括全部悲剧性的叙事诗）均擅长选材于自然场所或人际关系，用以廓清矛盾力量和无可避免的事物消亡进程中一个临时成形，也可以被临时说明的环节，诗也因此成为一种临时的诗。把弗罗斯特视为一个美国陶渊明，是一种理解力方面的寒碜现象。并且，弗罗斯特的自然观更接近霍布斯而非华兹华斯。一个现代诗人的机会是，可以既反华兹华斯也反拜伦。一系列综合的、仍需观察的逆反过程，产生了这位依然未被充分理解的现代诗人，并不追问终极事物，而是代之以临时的诗。倘若在绝对主义者眼中，只有终极事物可称为意义，处在局限位置的诗则有意维护意义的缺失状态。在叵测的进化过程中，一个反复表示不直视终极（一次次成为明确或隐晦的主题）的诗人——譬如拜伦在《该隐》中的直视——仅仅愿意廓清当前临时成形的时刻、事态或局面，并且主动接受终极事物的缺失。终极事物曾经化身为鸣啭的小鸟，邀请过他，不过他宣布不去，他要等待城邦的邀请，装作一个新维吉尔（尽管他更接近卢奇安）随时动身去对国家力量发表审慎的肯定（这会让艾略特酸楚不已）。应该注意到，诗人对有限性的认同会在这些讲演时刻成为国家的视角，国家通过诗人表达它所能做和不能做的，表达责任的范围，以及有利的谦逊。就此而言，弗罗斯特确实又接替了华兹华斯。
继拜伦《该隐》以后，弗罗斯特的极尽刻薄的《理性假面剧》和《仁慈假面剧》（后者是对约拿事迹的喜剧性重写）是20世纪诗体创造中为数甚少重写旧约主题的诗剧。不过，《该隐》简明率直，也是更为伟大的。《理性假面剧》和《仁慈假面剧》则是贫嘴和变异的。作为贵族主义和民主观念的矛盾体，拜伦允许语言不应占据的空白，允许难以定论的东西（并非含混）并使之明确。明确的东西并不是同质化的，在词和词、诗行与诗行的一系列连结变动中，也在一种新的联系中，容有个人化的解释与暗示，但这主要是一种标记空白——空白的卢西弗和空白的“真”——的书写；并且，在一首原创性的诗中，空白始终不会是给定的。拜伦怀疑诗人对语言的独占，认为语言上的最高独占会导致形上学胡说——直接或间接装点帝国力量的最高象征——认为那是庸俗的，他也许是诗人中较早具有这种维特根斯坦式警惕的人。这是一个困境：诗并不是对自身可能性的独占，但放弃独占的诗也许会坠入矛盾和分崩的命运。尽管在诗艺支撑之下，这将有可能利于某个有限的阶段、可疑事实或议题的价值。全心全意拥抱最高象征、关注超越主题的雪莱（对华兹华斯保留认同，有时跟着拜伦反对几句）观察到，拜伦作为一个怀疑主义者和具有加尔文式严厉理念的人的矛盾，并遗憾地认为这限制了拜伦——正如歌德、夏多布里昂、普希金均认为拜伦是一个被限制的诗人。雪莱——其但丁化的长诗影响了20世纪最伟大的意大利诗人帕索里尼——信任希望的复活与新生的可能性，并积极肯定基督。拜伦与雪莱之间的一种重要区别，是旧约诗人和新约诗人的区别。
另一方面，一如弥尔顿的地狱训示，诗意味着振作，也即危机状态中的动力生成，受到魔鬼的影响，一如事物受到不宜比喻的部分的影响。拜伦进一步深化了“振作”这一主题：对于主体性的生成而言必需的振作，把振作者带向毁灭。在一首长诗怎样立足于深渊中的振作与视力方面，《该隐》也许是继《失乐园》之后最为浓缩的再现。振作与视力，作为受到魔鬼影响的动力推动着诗行进展，并生成为一系列异常明晰又难以定论的时刻：
“卢西弗
所以，我爱或不爱，你是无法看出的
除去一些庞大而普通的目标，遭遇上
这些目标，特殊的事物必定消融如雪。
该隐
雪！那是什么？”
（《该隐》第二幕）
如果在今天，一个严肃的诗人再次就卢西弗写作，他也许首先会想到，提到卢西弗并不预先使一首诗变得重要，但他的任务并不因为审慎的现代感而减轻，他不仅要对那并未给定的空白提供一次自己的更新，也要再一次面对该隐的提问：什么是卢西弗所说的雪——这是一种新东西，也是一种语言的未来可能性濒临展露的时刻，是停顿在此的拜伦留给我们的空白。
根据《创世纪》，该隐杀死兄弟亚伯是人类第一宗凶杀案。不论是引起护教诗人抵制还是被敌基督者追认，也许都不是理解这篇诗剧的途径。仅仅把《该隐》理解为替凶杀辩护——如某些超现实主义教条所鼓励的——只会引向对“卢西弗效应”的重复的理解。并且，拜伦属于不会在处理极端主题时歇斯底里的那种文化的诗人，这种语言的贵族主义——如果不说是英雄主义的话——也许会让一部分现代读者不悦，因为没有任何一次破坏性的变形，同时，又是一个簇新的变体。在《该隐》可能引起的各种理解中，其中一种也许与今天我们的境况有关：《该隐》是一首关于控制的诗。卢西弗既进行教唆又做出教导，施加影响也晓以真实，由此振荡在诗行进展过程中的悖论是：一个洗脑的过程也是一个激活大脑的过程。我不想遵守《圣经》去理解这部诗剧——这会让我周围时隐时现的基督教朋友和解经家不悦——我希望《该隐》首先可以被读作一首书写大脑控制与分裂之家的诗。
该隐的形象意味着脱离天父——君父——同胞兄弟所代表的帝国系统的意愿。如果把该隐的行为理解为一次被力量感唤起的决断，这也是人类第一次反家庭的决断。可以把这篇诗剧，理解为对《曼弗雷德》的修正和深化，也是对大不列颠帝国系统（代表“人世”）的看法的一次极端表达。认为拜伦是一位先知书作者会是突兀和令人惊疑的，但因为对远古事物的回忆（在《该隐》中，卢西弗宣称我们以及我们身边的地球事物，只是一种更为庞大的生命体的残骸），对被国家力量深深介入过的自然状态的关注，对暂时还作为万物尺度的“人”的未来变化的看法，拜伦可以被视为先知文学的一位继承者。《该隐》作为一种先知书，也许并不比威廉·布莱克的先知书更缺乏资格。不过，拜伦的贵族自尊心从未把他带向任何一次耶利米式的狂笑，而仅仅是——提到它，有时又对此做出戏拟性质的揶揄。他并不是犹豫者，但他是怀疑主义者。这位矛盾的诗人，并没有走得那么远到脱离先知呼告之声的传统，但他的怀疑主义把他留在近处，一个邻近现实主义的位置，却又并不离我们近到足以成为一个现代诗人。文学中总有一些并非僵死的部分，不会完全被占有为当代史。在今天，理解这种距离也许会再次变得重要。
3、《唐·璜》，诗学光谱
长诗第一章，当少年唐·璜把乱成一团的捉奸者们和女人锁在花园里，吹着口哨，裸身走进夜色时，情欲的唐·璜就结束了。朱利亚的动人书信，是长诗对这个少年的告别，也是长诗对家庭困境的告别。尔后是海难，其间发生的抓阄吃人求生行为适合用作桑德尔“公正”论题的案例。以后，长诗的游历和目光都是政治性的。经历各个章节，诗人依次披露对西班牙、阿拉伯世界、海盗力量、俄罗斯以及英国的看法，并为我们绘制了几种治理者：海盗首领、苏丹、俄罗斯女皇、大不列颠主流阶层人士。现实治理——空间的转移——处境的变故，构成一个未完成的命运的迷宫。最后，这首未完成的长诗停顿在一个鬼魂面前。诗行在战争画卷与人物漫画的转换，仿佛在德拉克洛瓦与霍加斯之间的转换，犹如一套内置于现实的透镜。只有很少的情欲，很少的希冀。没有未来蓝图，没有答案。
一种歧视是，把文学视为一种停止——认为理论哲学、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上将会进行下去的东西，诗的话语可以自作停止。这种停止——正如在《唐·璜》中贯穿始终的声音——带着一丝“就这样吧”的玩世不恭，不时在诗行进展中起到暂停和反讽等修辞作用，使蓬勃起来的事件概括和沉思性质的章节蓦然停止于突降法。突降法的优点至少是：将人拽出正确性，那是一种令人不知不觉对其唯唯诺诺的正确性。不过，在诗行濒临梅菲斯特般的窃窃耳语时，谈话的音乐又会随意转折——
“我现在想严肃起来了；——是时候了
因为目前笑被人认为太严肃；
对恶开的玩笑，被美德称为罪过
而且被批判性地认为含有毒素；
此外，悲痛是崇高事物的源泉
纵然长久了多半会使我们疲倦；
因为我的诗句将飞得又高又庄严
就像一座古庙逐渐缩成一根柱子。”
和重述浮士德、重述哈姆雷特一样，作为一种重述的《唐·璜》表明诗人既是创新者，也是重述者。重述意味着一种加入或参加，也意味着在重述中更新。并且，《唐·璜》还可以被理解为一卷诗学综述，是贺拉斯《诗艺》的一次更为丰富的近代改写。
2006年在新疆伊犁科尔金雪山牧场的一个夜晚，我和两个哈萨克人、一个汉族同伴一起，守着帐篷里的火盆，煮茶闲聊，无聊的驱使下，人们甚至提议我读一段书，即使是读诗他们也愿意忍受。我翻开带在身边的朱译《唐·璜》，请他们随意给我一个页码，我好从那一页读起。同伴说——火光在他黝黑发胖的脸上闪烁——“就从开头读起”。拜伦《唐·璜》第一章，恰好有一段关于“诗的开头”的诗句。诗人说，现代诗人们向荷马学习，诗都“从中间写起”；但他自己仍然遵循“开头就是开头”，叙述人物的因由来源、他们在海陆之上的运动与世系。
这里，一个隐含的问题是：诗是从哪里写起的？从一首诗的开端，可以乘机考察作者说话时所处的位置——或者更尖锐一些：他能力的程度。他的事情是从哪里做起的？今天的作者可能更为“结尾的意义”而紧张，仿佛约定俗成，结尾会决定作者的身份待遇。如果对一个诗人加以考察，哪里是一首诗的起点，诗人的思维惯性首先要被回顾一番。并且，也可以考察他过去的起点是否一直受到浮泛的钳制。另一方面，“诗之开头”也会引申出对“诗之角度”的观察，我们现有的角度，也许可以数出几种并不复杂的类型。既然现有的角度不够，那么在此时此刻，可以考虑一些更主动的角度，一些不易完成、容易授人以柄，极为欠缺但也最少被参与的角度：伟大的角度。常有的误解认为，伟大的角度是“不具体”的角度，但正是伟大的角度促进并拓宽了对“具体”的理解。另一个误解是，伟大的角度具有神话般的自动扞卫自己的功能，具有顺理成章的自动再生的功能，但情况也许同该误解相反，伟大的角度需要作者的主动帮助，没有这种帮助，它无法实现。
拜伦《唐·璜》是语言“随机应变”的常读常新的例证。在一个发生着种种变故、不安的经验世界之中“想到哪就说到哪”，为后来的奥登所钦羡。梅里美在评价普希金时，赞扬后者的诗作“立即直接谈事情本身”，但在普希金的表现中，并不能忽视来自拜伦的一面。《青铜骑士》和《叶甫根尼·奥涅金》的作者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城市诗人，一向推崇进行了各种建设性活动的彼得大帝。拜伦是被逐出城邦的世界主义者，持普世观念，但是对世事抱有极为现实的看法，不信任任何一位君主。此外，还应注意到，拜伦的现实主义带有英国博物学家的目光，人是动物性与政治性的奇怪中间现象，可以把叶卡捷琳娜二世——这位如《唐·璜》所称“巨大，丰腴，残忍”的女性君主，视为歌德“永恒女性”的反例。
只要力量和行为的可能性一经消耗，从不忽视欢愉的人面对变化，《唐·璜》的诗节就往往具有马基雅维利色彩。“寻求治理”——这一受到挫败的意图，始终在《唐·璜》中或隐或显。不过，拜伦并不像那个失意的政治哲人（也是一位有关变化和欲望的喜剧性的叙事长诗与诗剧作者），后者希望自己克制情感、隐藏在系统内部发挥影响力。拜伦更情绪化，也更突出。他不会去写马基雅维利的驴和歌德的狐狸，他的关于变化的诗不是变色龙的诗。拜伦好像对动物不感兴趣，在《唐·璜》和其他作品中看不到关于动物的书写，哪怕是雪莱和济慈的诗化鸟类。《唐·璜》的变化也不是卡尔·施彼特勒——一个被遗忘的伟大诗人——的伊里斯：彩虹之神，在它的挑逗下众神推推搡搡地盲动，仿佛他们只是一些极端的人类，眼球像肥皂泡那样反射着星云般的幻影。在《唐·璜》中，人在变化中喑哑而实际，变化本身并不被遐想，并且，变化时常表现为控制手段的反常生效或控制手段的失败。
过去许多时光中，朱维基译《唐·璜》是我得到的一种陪伴。与其说每次重读“仍有发现”，不如说，诗行的进展仍像初读时，给我仿佛永不会释放殆尽的变化感——
“一种用韵文写就的北极光
照耀这冰冷荒芜的土地。”
这意味着，《唐·璜》是一种渐变的经验光谱，诗行进展本身即变幻的北极光，这种渐变性使素材离开原有的现实主义空间，走向时间。重读《唐·璜》，也意味着告别初读时的大脑皮层刺激，参与到一次未完成的谈话中，相比前者，我想，后者也许更与我、也与我自己的写作的未来有关。由于时间的介入，作品是离开自我之后产生的一定距离。我相信，十年之后读这首未完成的长诗，族群、运动和城市仍然会在2024年的时空继续，再次蜕去前现代的和21世纪头十年的外壳，驶向未知领域。诗行像射线，向未知延伸，我不知道它会延伸到哪里、以及我最终会被带往何处，这使我好奇和愉悦。
4、拜伦与“局限性”观念
如果说“理想是一种最重要的人类观念”，这类表达在今天必须处在一层当前逻辑和语汇的保护中。关于理想的语法已经变得异常困难。或者，它必须扭曲以顺应挑剔的语境。在传统的审查之外，理想的语法还必须受到定见的审查。这些因素，都迫使理想的表达需要依托于时常表现为异常出色、同时又可以视之为一种病症的言语技术。
近代是催生和关注“理想”观念的时期。与之相伴随的是，即使在近代，理念——尤其是关于社会变革的理念被认为是不得体的，是一种负面的平民心理，一如伏尔泰对卢梭的态度——在前者眼中，后者的一切想法：包括自然观、教育、社会变革及形而上学等各方面的看法，都被视为不得体，是平民的僭越，令人不快。经验主义则是一种贵族态度，认为某种“理想”即使是荒谬、不恰当的，至少应当是令人愉悦的。雪莱认同卢梭式的平民立场——并且在《生命的凯旋》中将后者当作自己的维吉尔。雪莱，这位至为奇特的理想主义诗人，不会被阶层意识、“愉悦”和经验主义所构成的主流品味所真心接受，他也没有一篇像《恰尔德·哈洛尔德》那样愉悦城邦里的人们并建立声誉的早期作品。
雪莱设想了一个理想结构，对现有世界产生纠正作用。显然更欣赏伏尔泰的拜伦不信任理想的纠正作用，他选择现实，并且认为现实事物已经可以说明自身。这一说明自身的范围并不能够，也无需高出现实从而达到理念的高度——他不信任柏拉图。在拜伦作品的建构中“理想”并不起主要作用，但是他仍然生活在一个能够同情并理解理想的时代。
拜伦也不信任愿望这一形式，虽然人类愿望是诗人的传统素材。拜伦的趣味和情感关乎一个看起来迥异于雪莱的主题：与其说是愿望，不如说是愿望的消耗，并且，这些消耗正好产生在一系列不乏优点的设想和意义中。拜伦的素材并不是愿望，而是无法避免、各种各样、又可能统统会变得一无是处的愿望是如何生存和存续的。与其说，人类将抛弃或经过“愿望”这种东西，不如说它正在变化成另外的形式。这是拜伦诗作的一层意涵，也是他的困顿。这是雪莱不理解的，因为在同样急遽的生命中，雪莱没有更多注意到、或者没有选择从这一角度去发现“内涵”，对于雪莱式的诗，这也不具有建设作用，正如其理想对于拜伦式的诗不具有建设作用。他们其实互不理解。在他们彼此眼中，对方都具有某种类型的庸俗。雪莱说：“我与他（指拜伦）这样的两个人之间总潜伏着疑心与傲气，这毒害着我与他交流的自由。”（1821年8月12日致玛丽·雪莱）拜伦的抗拒属于现实王国而不是理想王国，当政治手段利用宗教与道德作为伪装时，他会怒不可遏。对于诗体写作的看法，拜伦也不像雪莱那么高度理想化，前者不只一次在诗中说，也许真理并不是最终要达到的所在。这种观点也影响了年轻的尼采。
拜伦也许是近代作者中比较提前明确这一点的：并不探求无限，而是了解可以了解的领域，并且把伪善视为阻碍人类理解历史的主要因素。受到拜伦影响的司汤达，在《卿奇一家》中写到：“我曾多次听见拜伦勋爵说过的名言：‘This age of cant’（翻译成：‘这言不由衷的时代’）。这种伪善非常讨厌，实际上又骗不了人，却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蠢人有话可说——他们感到公愤的是，有人竟敢说这样的话，竟敢取笑这样正经的事，等等。其缺点是大大缩小了历史的领域。”
拜伦不作超出世事的幻想，他显得只关心自己的贵族自我的各种品质与力量——或者是对力量的期待——在现实领域的实现，他不是，也不信任柏拉图主义者。当歌德称拜伦的一个优点是具有“健全的常识”，这意味着拜伦更为活络、世俗化动用现实中的关系结构，作为建构作品的素材。他显得是一个把现实事务作为自我实现的工具与场所的个人主义者，对现象既保持近距离考察（带有冒险意味），也保持鸟瞰的态度——他需要环境的变故、大范围的运动现象来使自己处在后一种态度。并不是不能整理出这种态度的观念背景。在拜伦的书信中，近距离考察既表现为与女人的关系的细节，也表现为对地震与战事的概括性的只言片语。不过，他来不及“穿越时代和个人的所有外壳和残渣”，完全成为一个体验现实动力的人，以及，一个营帐中的人。
《歌德谈话录》中的观点，认为拜伦的竞争对象是莎士比亚，由于这一竞争对象太过显要而容易显出拜伦一方的失败，故拜伦在名义上提出的来源是蒲伯，作为自己的幌子。歌德认为，这是一个可见、可信的来源，而且也更实际一些。先不论这是否太低估蒲伯，如果说，拜伦并未严肃对待蒲伯，后者对于拜伦的诗体创造没有除了幌子以外的意义，这是不太可能的。文学史告诉我们，对《群愚史诗》作者的认识一直起落不定、兴趣断断续续；即使英国人自己，对这位诗人的评价也举棋不定（虽然约翰逊推崇他），何况彼时对英国文学的认识还有局限的德国人。在歌德发表看法的时期，对蒲伯的评价还不清晰，认识还未形成。这样，歌德也就不理解拜伦与蒲伯之间存在着的联系。不尽是巧合，拜伦的文学声名也经受了与蒲伯相似的命运。
夏多布里昂——另一个大地旅行者——的片面理解仅囿于《恰尔德·哈洛尔德》，但他正确指出拜伦遭遇的边缘化，以及在法国产生了相比祖国和其他国家更多的影响。罗素在他的“哲学史”中，专就拜伦写了该书最无必要、也最为低俗的一章。在同时代作者纷纷得到现代批评体系的指认之后，拜伦巍峨的身影在幕后隐而不显，作为一个“源头诗人”，他的声音通过尼采的观点、奥登的自传叙事长诗《致拜伦勋爵的信》、布罗茨基的一些诗作间接传递给我们。我们需要从对现代趣味的专注、以及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偏见中转移注意力，幡然意识到一项未完善但宽宏奇突的成就，就像在生活中获得一种新的距离，看见现实的骨骼结构一样。拜伦写下的关于人类常态的叙事长诗《唐·璜》和一种反常态的诗剧《该隐》，留存的主要信息也许是：为诗人提供动力的一切，必然导致对既有王国的撄犯。诗——甚或一种未来文学——必然是对既有王国的撄犯。另一方面，诗人并不能摆脱历史，文学的声音由死人的声音、变动现实中的生者的声音与未来之声构成，诗人必须把所有那些死人转化成未来的人。
（编辑：李万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