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文学理论界冲破了封闭性的蒙昧，享受了放眼全球的兴奋，在强烈的落伍感的驱迫下，文学理论界把最大的热情献给了西方理论，一波又一波的新理论被当作普罗米修斯的火种引进，强烈地表现出饥不择食的贪婪，其更新速度之快，可能是创造了吉尼斯纪录，这可以从急于改变弱势文化处境的心态得到解释。20世纪80年代的“新名词大轰炸”的实质乃是抢占话语的制高点，在话语解放中体验节日的狂欢，由之而产生的最乐观的预期乃是“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最短时间与世界文论最高水平接轨，在学术前沿平等对话中，展示中国文学理论的更新和建构。然而，多年的实践证明这种乐观主义多少带着空想的性质。平等对话的起码要求，乃是有话可对，也就是具有自己的、不同于对方的话，如果所说和对方一样，那就是废话。问题在于许多热闹非凡的话语都不是自家的，问题是人家的，大前提是人家的，方法是人家的。将西方文论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充其量不过是为之举出中国的例子而已。这就不成其为对话。

　　西方文论不管什么流派均以对权威的质疑挑战为荣，故天马行空，以原创性和亚原创性为生命，我国学人则鲜有把西方权威当作对手（rival）进行质疑和挑战，故只能疲惫地追踪。在这一点上，倒是美国人比我们清醒，在他们从欧洲引进大量思想资源以后是有所质疑的。刘亚猛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说起，被我国理论界奉为圭臬的美国理论家J. 希利斯·米勒对1960年代以来从欧洲大陆的大规模引进的理论进行了反思，得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结论：理论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超脱大度”（“impersonal and universal”），而是跟它萌发生长的那个语境所具有的“独特时、地、文化和语言”盘根错节、难解难分。又如，在将理论从其“原址”迁移到一个陌生语境时，人们不管费多大的劲总还是无法将它从固有的“语言和文化根基”完全剥离。“那些试图吸收外异理论，使之在本土发挥新功用的人引进的其实可能是一匹特洛伊木马，或者是一种计算机病毒，反过来控制了机内原有的程序，使之服务于某些异己利益，产生破坏性效果”。

　　我们引进的那些西方理论，我们热情追随的“大师”，是不是“一匹特洛伊木马，或者是一种计算机病毒” 呢 ？是不是“反过来控制了机内原有的程序”，对我们的理论建构“产生破坏性效果”呢？是值得深长思之的。乔纳森·卡勒说过，作为理论，其本身的准则就是反思。难道我们接受乔纳森·卡勒就不该反思吗？而反思的起码条件就不是俯首帖耳，而是站起来，理直气壮地对西方文论进行质疑，提出西方人没有提出的问题，迫使其接招、就范，此乃改变一代人被动状况的惟一道路。

　　西方文论所表现出来的智商被认为可以列入当代最高层次。这一点是否毋庸置疑，姑且不论，和他们对话必须有相应档次的智商，则可以肯定。但是，“最高层次”是多方面的组成，不是铁板一块，不可能各个方面都是绝对平衡的，其不平衡正是我们应该分析的对象。最明显的乃是在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方面，他们发挥到极致，这是他们的强项。这一点，可能是世界的共识。要和他们的强项对话，对之发出质疑和挑战，难度是比较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许多工作，怀着最大的耐心期待着震撼性的成果。问题是，他们有没有弱项呢？我相信，没有一种学术文化群体是没有弱项的。最为明显的就是他们在文学审美价值方面表现得极其软弱。第一，号称“文学理论”却宣称文学实体并不存在，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文学》，乔纳森·卡勒在《文学理论导论》坦然如此宣称。事情荒唐到这种地步，除了用“危机”，很难用任何其他话语来概括，这样的危机对两千多年来西方文学理论来说如果不敢说是绝后的，至少可以说是空前的。无视于西方文学理论如此之危局，就看不到我们的机遇。第二，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宣称，对于具体文学作品的解读的“束手无策”是宿命的，因为，文学理论只在乎概念的严密和自洽，并不提供审美趣味的评判。第三，他们绝对执著于从定义出发的学术方法，当文学不断变动的内涵一时难以全面概括出定义，便宣称作为外延的文学不存在。事实上，由于语言作为声音符号的局限性，一切事物和概念的内涵都有定义所不可穷尽之丰富性，并不能因此而否决外延的存在。第四，他们的理论预设涵盖世界文学，可是他们对东方，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和理论却一无所知，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他们的理论雄心是不相称的。西方文论失足的地方，正是我们的出发点，从这里对他们的理论（从俄国形式主义到美国新批评，从文学虚无主义的解构主义到结构主义，从读者中心论到叙述学）进行系统的疏理和批判，在他们徒叹奈何的空白中，建构起文学文本解读学，驾驭着他们所没有的理论和资源，与他们对话，迫使他们和我们接轨，在文学文本的解读方面和他们一较高下，也许这正是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大好机遇。

    （实习编辑：李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