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斌

　　人文精神可以讨论的范围很广，笔者因关注于文学领域，故无法深刻地谈及文学之外的。与其对其他领域指手画脚说些过于外行的话，窃以为不如仅就文学领域的现象来谈谈自己的看法，况且篇幅的限制也不容许笔者有更多的“话说”。

　　在文学艺术领域，笔者最想谈论的一个话题莫过于“不许批判”。

　　文学批评是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分析阐释，能够对作家的创作、读者的阅读与鉴赏等起到积极的作用。然而最近一些年文学批评奉行的是“表扬主义”路线，少见“批评”。作家们被鲜花掌声惯坏了，一些文学研究者也养成了慷慨唱颂歌的惯性言论。只有文艺表扬、缺少文艺指摘式的批评，就难以发挥文学批评应有的功能，文学很难有真实的更大的进步——尽管表面的繁荣很能迷惑人们的眼睛！文坛现在需要的不是表扬而是批评的声音。这个浮躁的时代，哪有那么多的大师和史诗？

　　《文学报》的“新批评”栏目自创设以来刊发了不少批评文章，批评文章拒绝以往的“表扬主义”评论模式，本着学理进行艺术的指摘，言辞犀利，尽管不能说每篇文章、每一个观点、每一句话完全切中肯棨，却也不是“莫须有”的攻击。对于吹捧之风严重的当今文坛来说，“新批评”功莫大焉——这在文学商品化过于严重的商品经济大浪潮中，对于那些为了银子而疲于奔命不断粗制滥造的赶写式创作来说，意义更大。“新批评”当然得罪了那些习惯于接受鲜花掌声、习惯于听取阿谀之辞的作家，某些评论家也表达了不同的意见。

　　《收获》杂志的两位人士便表达了对于“新批评”的不同意见，只是因为严重不满，所以有些言论难免失之偏颇。李建军的批评文章我几乎都读过，不是扣帽子就完事大吉的，而是有理有据，批评得虽然尖锐，却是有的放矢。这样尖锐的批评是必要的，因为在吹捧的风气之中，很多作家自以为是、我行我素，狂妄到根本不理会他人和颜悦色的劝告与温文尔雅的建议。没有文艺的批判，没有文艺上严厉的批判，怎会奏效？怎能对表扬主义的风气形成反拨，怎能惊醒作家极端自大的迷梦？

　　如果还允许在学术的领域内有不同的声音，而不是完全压制异己的言论，那么不同观点的理性争鸣当然是必要的，不管争鸣者的任何一方有没有显赫的地位、高贵的身份或吓人的头衔。在此，我还想以《莫言批判》这本书所遭受的“不许批判”式的言辞攻击，来谈谈当下文学批评中人文精神的某种缺失。

　　我与程桂婷本着学术的良知，本着对于文学的执著热爱，编辑出版了学术评论集《莫言批判》。该书完全以艺术的准则来评判莫言的作品，彰显了可贵的反思精神，发出了理性的批判声音。如阎浩岗所言：“并非出于‘看谁发达就灭谁’的‘仇富’心理”，“听惯了一片颂扬，再听听另一面的声音，对读者、对莫言本人，都不是坏事”。该书出版后，引起了众多读者的支持与赞同——无论对于文学创作，还是对于学术批评，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希望通过批评的声音推动文学真正的进步，而不是“皇帝新衣”式的繁荣。即便对于莫言本人，我们以为也是必要的。一个作家如果经不起质疑，经不起文艺的批判，只愿意接受大众盲目的吹捧，不能接受批评的意见，不能正视自己的创作问题，那么，他很难写出真正震撼人的灵魂的佳作，也不会有流传千古的篇章。

　　为了使读者了解我们编书的目的以及《莫言批判》一书的性质等相关问题，我在新浪博客中写有文章来说明。然而，何勇海、“春祺”等很多人怀着一种先入为主之见，从奖项出发而不是从文学本身出发，在不读书不调查不思考的情形之下，对《莫言批判》一书妄加指责，甚至个别人加以人身攻击和谩骂。学者陈树义对此说：“多年来，无论是文学圈内圈外人，大家对文学批评的不满和诟病不绝于耳，但一当有点批评意识和风骨的文章面世，又遭到讽刺或围剿。这个恶劣的文学生态环境，即便鲁师爷在世怕也难应付与抵挡。”

　　我期待理性的反驳却不能容忍恶意的非理性的攻击，不能为了博个虚怀若谷、博大胸襟、大师风范等等高级雅号而唾面自干，故而写有博文，激烈反驳了一些荒谬言论：“红眼病”、“自我炒作”、“得不到诺奖没有资格评论莫言”、“批判是文革遗风”、“只有批判，没有肯定”、“群殴莫言”、“棒杀莫言”，等等。这些恶意攻击言论盲目为“权威”、“大师”辩护的姿态非常明显，无非是压制批评的言论，以为小人物不能批评大人物。他们如果能够从批判的声音中得到启示，那将有益于文学批评环境的改善，夸大些梦想、往大了说，有益于国民性的进步、文明的进步——我认为比编《莫言批判》还要有意义。

　　不管人们对于人文精神的理解存在多大的不同，然而自由、平等、理性等无疑会得到一致的高度认同。那些没有独立思想、惯于依附权威者，有意或者无意之中成为自由、平等、理性、文明的绊脚石，成为愚昧、野蛮与粗暴门下的打手。

　　（编辑：李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