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下中国青年写作的社会情境和以往时代具有本质性的差异。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物质生存条件和生活境遇日渐现代，社会全方位又千疮百孔地进入全球一体化，物质以最坚硬的方式改变了东方中国的生存样态，小农经济和自给自足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偏僻角落都无法藏身，被规划成所谓现代的村庄和流动在大都市的农民工们，成为隐藏在中国都市文化暗夜中的巨大阴影，也成为中国社会现代性方案最为锥心的疼痛。时间以无声而炫目的方式让所有能够操持汉字的写作者们进入一个迥异于传统的现代，即便是蚁族，他们在城乡结合部的蜗居中也以最世界化的网络方式表达他们对于当下中国生存的感知。
中国当下的青年写作者远离学而优则仕的古典人生样态，也不同于近百年中国社会外辱内乱的苦难境遇，同时也日渐远离政治、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桎梏下板结固化的思维模式，写作者们被抛入传统到现代的社会巨大转型中，个体盲目地置身于无序而焦虑的生活流之中。这些人是时光中的闲逛者，是生活夹缝中的观察者，是波涛汹涌资本浪潮中的溃败者，是城乡结合部逡巡于光明与阴暗的流浪者……而对于这些人来说，当下中国社会狂想般无极限的现实存在，真的如波德莱尔所言“一切对我都成为寓言”。由此从文学史背景而言，中国青年写作者与古典文学兴观群怨、怡情养性的诗教传统断裂，写作既无法直接和庙堂国家接轨，又无法真正回到自娱自乐的文人文化状态。1990年代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文学则进入新写实的日常性书写，但是中国社会远未进入“历史的终结”，现代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方面依然有着众多未完成方案，从现代国民个体来说，国民劣根性非但没有根除，反而有了新的发展，国民们普遍重商轻学，重钱轻义，重GDP轻礼义廉耻，而文学似乎也自动终结对于宏大整体社会经验的反思和内省，全方位进入中国社会最为个人化的生存图景，“一地鸡毛”式的叙事冲动和叙事文本充斥着文学写作。小林们的“日常性”被喻为灰色的庸常的乃至无意义的生存样态。因为难以找到市民庸俗生存的价值诉求，新写实呈现出一地鸡毛式的零散与琐碎，文本的深度和意义被消平。新写实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开始了一个无法清晰判别流派和现象的时期，正是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1970、1980年代作家开始出场，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赋予近二十年中国青年写作新的文学意味和审美价值追求。对于在哲学文化意识上倾向于历史循环论和时空轮回的民族来说，中国当代文学最近二十年的写作中，时间终于显示出其线性、不可逆的现代性特征。也可以这样说，当下中国青年写作开始显露出了中国当代文学自身的现代性美学特征，且在更大范围内将持续对汉语写作产生质变性的影响。
二
从代际来考察作家往往为人所诟病，但中国近三十年社会急遽变革，从这种变革带来精神结构裂变的角度，代际划分有着文化身份与精神共同体的意味。中国当下纯文学写作尤其是期刊写作的主力是中青年作家，或者可以说主要是大批的70后作家以及一部分80后作家。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工作者，有着十年在当代文学现场深度介入的经历， 目睹70后成长的共同情感与精神体验，看到了80后整个青春文学高潮，也见证了70后作家夹缝中的突围。当下坚持文学写作，尤其是期刊写作的作者，大多是70后作家。青春文学作为一种类型文学写作会一直存在，但是作为一种特定文化现象的80后青春文学写作热潮已经退去。当下依然坚持写作的70、80作家都可以放在中国青年写作的范畴里。中国发展太快，以年龄划分写作有一定合理性，十年中会产生几代不同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的写作者。70后作家自身文学追求较为纯粹，知识结构相对合理。这一批人的精神成长期在1990年代，那是一个通过商品经济和个人化方式去政治化的时代。对于写作者来说，把文学放在较为常态的姿态来打量，对于中西方文化有着平等的接受。中国50年代包括60年代很多作家，他们在看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的时候是仰视，依然是通过对于西方叙事技术的借鉴来重新叙写中国。但是70后代这一代人采取的是一种平视，以一种平常心看古今中外的传统与继承。同时70后有一个特别大的知识结构缺陷，这一缺陷恰恰不是西方文化，而和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隔膜与断裂。所以他们的写作一旦写到进入历史或者进入现实宏大题材往往不能如50年代作家那样，有强大主流意识形态支撑坚实的历史与意义共识。50年代作家和共和国一起成长，先天带有宏大叙事特征。60年代作家则在挣脱前辈作家影响焦虑过程中，热衷于先锋探索。当下重要的中青年作家无疑都吸取了先锋文学的丰厚养分。先锋文学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小说形式上的一次反叛，同时解构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束缚。但是先锋作家主体膨胀，并不是说先锋就一定具有作家个人性，先锋文学恰恰缺乏正在成长的中国现代人的主体性——或者说现代人格在1980年代先锋文学中依然阙如。70后作家开始注重现代日常和个体生存经验的审美维度，而现代日常经验的文学性和审美维度的转换则是一个较为漫长的培育过程。而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越来越陷入被物质遮蔽的境遇，我们怎样去直击被遮蔽之后的个体精神生活？艺术不是发现幽暗，而是在幽暗区域挣扎，在探索中抵达光亮。我们如何找到现代性悖论中光亮性东西，包括意象，也包括意境。这些都是当下中国青年作家一直做的文学工作。70后作家及其文本没有得到特别深入而及时的阐释，也没有建立起和文学史同步的意义价值体系。因为50年代、60年代作家（尤其50年代作家）他们成长和文学史同步，优秀作品刊发出来以后立刻就会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进而进入文学史。当下中国青年写作也有很多好作品，但是好作品往往被芜杂的文学现象所遮蔽，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批评家的确必须有着高度的经典和文学史意识，认真梳理出 70后作家的经典性文本，使之进入文学史。70后作家中短篇写作非常有特点，他们并不是特别追求短篇技术层面的炉火纯青，而是更注重让主体进入个体精神空间，这个精神空间又是日常化的，在日常的文学性叙事中试图赋予现代生存某种诗学意味。
三
日常性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天然具备诗意，所谓荷锄晚归的劳作和把酒话桑麻的闲聊都具备采菊东篱的闲适韵味。然而，这种诗意仅仅是贵族文人阶层远观的凝视和遥想。中国传统社会又有着严格的文官制度以及由此滋生的君臣父子长幼尊卑的等级制度，引车卖浆者流和诗礼簪缨之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同一个层面，器物文化实质上是贵族文化，与普罗大众无关。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就是普通人基本权利的获得，随着社会日渐富裕，大众文化崛起，大多数人过着几乎同质的现代日常生活，日常性成为现代生活永恒的过程和结果。然而在新写实小说那里，温饱的日常并没有呈现出任何审美性，反而在庸常中陷入难以自拔的零度书写和无意义叙事。现代人在日渐告别饥饿和战争的日常中既无法体验苦难又无法获得更多的幸福感，现代病由此产生，而现代人的精神病症和现代物质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生存苦难以及苦难叙事并未终结，但是更多后苦难时代成长的个体无疑将视域从民族国家几十年的苦难经历延伸至当下现代个体平庸生存的具体镜像中，并企图对这种新的现代生存方式进行打量与剖析，描述其中被物化的现代人日常的生活图景与精神困境。如果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最近二十年的中国青年写作恰恰在新写实之后赋予当代写作清晰的个体存在感，这种个人主体性日渐在一个审美现代性的维度上开始了对于中国当下生存的文学性叙事。西方审美现代性表现为以生命与感性为主体性立法，从而达到反对理性绝对权威与传统道德的目的，以审美的原则来代替一切其他的精神与社会原则，以审美为中心、将审美视为最高价值，表现了一种游戏式的心态，或称为及时行乐意识。这些是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现代物欲世界开出的“恶之花”。与此相对应，我们再来解读中国当下青年写作时，就会时时发现中国文学的审美现代性绝对不是西方审美现代性的翻版，恰恰走上和西方审美现代性不同的路向。现代物质主义生存方式无疑是人被“物化”的过程，具体到近二十年的中国社会，即人们为了挣钱而出卖劳动力、身体甚至于灵魂的过程。中国作家无法用游戏笔墨与及时行乐精神来解构被物化的人和人群，写作依然在坚硬的现实情境中游走，但是的确又有了新质的变化。新写实是对于庸常生活本身的叙事，没有个体的主体意识，而当下青年写作更专注于城市平民、农民工、个体劳动者日常个体生存精神状态的叙写；对于乡土的描写从家族史的视角转换成了对于乡村伦理和底层政治的寓言和反讽；从对于都市刺激性印象和美女欲望的叙写转换成都市漂泊感的倾情叙事；小巷人物志消融在县城追新求异又无聊乏味的庸常世界中……中国社会中人被“物化的过程”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恶之花”的象征寓意，个体游戏式的及时行乐的审美维度在强大的社会现实面前无法立足，中国青年写作对于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的摹写更多等同于“乡村流变的剧痛”、“农民进城的屈辱遭际”、“漂在北上广大都市”、“庸常的县城经验”等等。一大批70后作家如李师江、冯唐、尹丽川、丁天、金仁顺、魏微、朱文颖、盛可以、慕容雪村、刘玉栋、陈家桥、田耳、朱山坡、东君、孔亚雷、李约热、李修文、戴来、安妮宝贝在各类叙事呈现传统到现代转型中的乡土和城市的文学镜像。更为年轻的一批作家，如李浩、徐则臣、乔叶、鲁敏、张楚、黄咏梅、杨怡芬、瓦当、王棵、次仁罗布、石一枫、王十月、计文君、周萱璞、李骏虎、盛琼、付秀莹、薛舒、滕肖澜、路内、黄孝阳等，他们以复调的方式参与转型时期文学多声部的合唱。
中国传统审美经验其实是以乡土社会为审美对象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无疑都是乡村风物。然而，随着中国乡土社会的裂变，仅仅对于过去乡土净化式的回忆毕竟无法抵达当下乡土社会最为幽深的区域，于是“底层写作”以标签的符号意义表明传统乡土及其民情风俗的式微与终结。（尽管我本人对于“底层”概念保持警惕，但是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概括，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从社会基层政权选举的闹剧，到表现农村政治经济环境的闭塞压抑。资本在吞噬乡土伦理风俗的同时，现代文明的基本常识依然在遥远的乡村阙如。刘荣书《王国》塑造了以君王般横行乡里的村干部，在乡土政治的王国中，集权与专制气息弥散在一个个巡逻的暗夜中，而其中中国乡土社会的伦理和道德秩序早已轰然坍塌。作为个体人在摆脱农村底层政治和经济挤压的同时，暂时获得一定程度所谓自由的城市生活，而更为功利主义和冷漠无情的现代资本与流水线又开始了新一轮对于人性的逼压。王十月的《国家订单》、《无碑》等作品塑造了典型的农民工的生活状态。文本里有着众多日常生存的具象摹写，打工者艰苦的日常生活，卑贱的社会地位，令人愤慨的人身歧视，人与人之间的龃龉，利益上的矛盾冲突乃至龌龊的人性，甚至于描写了孤立无援的罢工行为，展示了众多底层民众作为人的劣根性，同时也对于涉世未深的农村青年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在对于打工生活具象的摹写中，作者希望能够为无数打工者寻找城市的精神家园。对于一部分向往都市生活的外出打工者来说，迁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回望身后的故乡已经身影模糊，可是城市之门仅仅打开一个小缝，而且代表着物质主义喧嚣下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无数个外来务工人员埋葬了他们的青春，这种无言的沉默的被埋葬的青春换来几十年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社会对于这群无名者的奉献与付出并没有相应的呼应与回报，这些文字是对这种被遗忘的人们的诗意祭奠。新写实的“庸常”在这里被转换成为对于庸常生存的间离，文本不再描叙庸常本身，而是进入庸常内部去发现平庸个体的生存境遇，这种生存境遇是庸常的，但是小说却试图赋予小人物更多对于自身生存状态的自知与自觉，由此才会在“底层”标签中凸显出一定“人”的温度和被物化过程中“人的精神向度”。中国广大乡土依然作为现代性未完成的方案广泛存在，人身心摇动不安，情感混乱迷惑，灵魂下沉挣扎。农民进城和大学生在城市的屈辱遭际一样成为新的问题小说，这些和社会同步的写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双向解构了对于“现代文明”的认知——所谓的“进步”依然是一个必须被不断质疑和重新估量的词语。
中国人对于城市的想象乃至于在城市中实际的生存经验迥异于欧美社会，具有新旧杂糅的复杂特征。徐则臣的北漂系列呈现出了别样的叙事视角，北漂一族为了挣钱而出卖劳力以至于有着轻微的违法行为，这些在文本中被赋予了小说的合法性。小说文本呈现出了一个更为干净、纯粹、日常的中国人当代生存状态，一个有别于苦难和残酷人生经历的中国叙事。如果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小说试图从政治伤痕中恢复“人”的基本内涵，1990年代以来小说是对“人”食色性的集中展现，那么徐则臣则用他的北京系列小说呈现出一个个“现代人”的自我认知。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数以亿计进城的淘金者可以汇聚成一个巨大的奔跑的人。这个从乡土出走的巨人漂在中国的大中城市，吸引他们的是现代城市和城市生存方式：个体的、自我的、封闭的，冷漠的，又各自相安的私人化生活。贫富差依旧触目惊心，然而却被混迹于快餐店、超市、百货公司甚至于公园景点的人流冲淡，且在无数的霓虹灯和广告的暗示下，人人都觉得自己正在或将要拥有机遇与财富，成为城市的主人。无数个中国人都是这样一个个拥堵在现代性时间维度上的淘金者。这些淘金者乐于摆脱乡土伦理羁绊，迷恋现代都市，既是时代的主流人群又是当下主流社会的边缘人。而当下中国文学中所呈现的都市边缘人的生存样态和西方城市迥然有别，这里没有西方现代都市的常见病——冷漠、麻木乃至变态，而是充斥着城市平民的现实、凡俗和坦率，也在狡诈和欺骗中透着某种不加掩饰的热情与冲动，有着一种义无反顾的任性和盲目乐观。京漂一族的边缘人生与转型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同构，所谓边缘人物却承载着叙述中国转型期移民现代梦的重新寻找。徐则臣的北京系列小说折射了当下中国人主流价值观念的嬗变。文本没有极度变形扭曲的身体与欲望描写，而是温和叙述了一代青年的群体性价值共识，刻画了一个个走入无法预测未来的当代中国青年的背影。
县城作为中国城市和广大乡土的连接点，能够映射众多属于中国的时代精神特质。在当下中国，温饱之后的庸常生活折磨着无法畅想的理想主义，对于没有历史感的一代人来说，既无回到旧时代的可能，也无法投入一个新时代，于是对于无意义和庸常的叙事成为一种时代情绪，在当下小说的叙事空间中如幽灵般游荡。曹寇《在县城》通过两对年轻人无聊生活状态的叙述，一方面集中体现出自我和个体生存在当下的凸显与张扬，一方面无疑阐释了现代孤独个体怅惘的永恒主题——“最远的旅行是从一个人的心到另一个人的心”。然而中国的县级城市尚未完成现代性方案，个体也只能在逃离现实的偷情中体现出对于他人五十步笑百步的庸常，人物无所事事的情感纠葛也无法抵达人性的幽暗或光亮处。对于中国最基本政治单元的县城来说，人际、血缘和裙带关系才是根深蒂固的物质和精神存在方式。曹寇以“在县城”作为障眼法，其实描写了试图逃离县域庸常生活的渴望，而这种逃离又无法具备切实的目标和价值意义诉求，由此才会在两性纠葛中走入人性的卑微和人情的陌路。正如中国现状远非代际和断裂所能解释的一样，县城生活也远非如此个人化和简单化，而是具备了阐释中国人精神景观的诸多可能性。传统与现代在县域以一种最触目的戏剧性方式存在，并给我们提供非常直观的“人间悲喜剧”。然而作为最具备现实阐释力度的县域生存及其政治经济和精神情感叙事依然在当下写作中阙如。
四
对于西方文化而言，现时代是上帝死了，人重新找回自己的时代。人对自我的认同确立了现代个体的合法性，而文化的自我表达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实现的。对于西方社会而言，对人的理性、情感、意志和艺术创新的肯定表明了现代个体合法性认同的确立，中国的现时代是一个与西方现时代迥然不同过程，似乎更应该表述为代表天和天命的帝制瓦解，儒家伦理体系渐次衰微，中国人开始试图找回个体自我的时代。在前现代社会也存在对理性、情感、意志和艺术创新的肯定，但多注重于群体。所以在中国人的现代性体验中，对于个体的尤其是感性个体的寻找，是一个试图走出群体，而又往往依赖于群体的颇为曲折和艰难的过程。对于一个重群体轻个人的文化来说，对于198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伤痕、反思、寻根、改革文学所对应的人则是：我们是有伤痕的、反思的、寻找传统的、改革的一代人，“我们”的观念深入人心，也在情感和价值诉求上有着一代人宏大叙事的高韬和满足。毋庸置疑，作为现代个体的人依然没有出现。如果说先锋小说最大的意义在于终结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理想主义价值诉求，那么1990年代以来新写实主义对于城市平民生存的叙事则开始了对中国现代社会世俗生存合法性的言说。这是一种从宏大叙事转入个人化生存的描写，政治压力消解之后，凡人灰色生存并无多少精神诉求，同时也缺乏乡土社会心理的道义支撑，“活着”是目的、过程也同时是意义本身。然而，事情总是会起变化的。在社会物质日渐丰裕的同时，从买房买车、喝咖啡、K歌到各类娱乐活动的大众化和日常化，中国社会世俗生活日渐繁荣。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这种对于日常生存的鸡零狗碎的关注一步步逼近现代城市生存的核心——物质的、消费的、享乐主义的个人生存悄然兴起。中国人在经历了近现代无数次殖民、战乱、政治运动之后，终于以常态现代人的心态去考虑自己的日常生活，对于现代生存的温和态度成为一种价值共识。小林们 已然从“灰色生活”中走出来，发现个体也能“繁荣地活着”。当然这种繁荣的世俗生存是以精英文化日渐萎缩、大众文化兴起和个体精神空间日益逼仄为代价的。
70后写作最突出的价值和意义在于重建世俗生活精神的合法性，完成新写实所未能完成的对于世俗生活精神特质的呈现，寻求中国现代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意义和价值诉求。他们试图对现代生活日常经验进行文学的考量和审美体验，不管这种叙事现阶段达到什么深度和水准，这种有别于前代写作的审美追求和价值诉求无疑让中国人开始真正思考现代科技和物质对于人的身体和灵魂的重塑与变形。无论是踟蹰于传统和现代两端，执守传统乡土的守望，还是无根的彷徨于无地，70后写作更多集中在世俗生存的精神价值估量和审美意蕴追求层面上。因为当下文学创作依然处于动态发展中， 下面选取本年度几个文本，以此来呈现近期中国青年写作部分新的特点，这三个点分别是个体自身生存状态精神合法性的追问，弱智个体人的尊严问题，老人作为独立个体的精神情感归宿。
当下中国生活之喧闹繁荣，只要看看夏天夜晚的大排档就可以深知个体生活的市井繁荣。日常繁荣生活的背后，个体如何反思？石一枫《地球之眼》以第一人称叙事纵深进入当下生存的红尘闹剧，通过安小南不寻常的人生选择和心路历程，以及有别于精致利己主义的价值选择，虚构了一个直面自身价值伦理困境的现代中国人。安小南的出现让当代青年在物质主义的夹缝中看到个体的挣扎与呼喊。小说叙事从城市经验的肉身沉沦和灵魂坠落中超拔，建构一种反物质主义的城市经验叙事。同时敏若在《世界是你的》设置了任晶和肖彦两个可以互为对照的人物镜像，在名利的前台光艳照人，还是在安静的学院心斋而忘我？在碎片化又一体化的时代，世界究竟是谁的？对于功利主义的当下来说，隐者或许更能够静观世道人心。
在文学作品中，当傻子不再被当做一种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或者社会政治历史的边缘叙述者，而是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出现时，作家对于他们的关注和摹写，无疑才和现代人的精神痛感叙事接轨，从而在人性层面提供了更为丰盈的场景与人物。一个社会对待弱智群体的态度实质上折射出人们真正的文明程度和教养水准。钟求是《找北京》、孙频《圣婴》、雷默《傻子和玻璃瓶》不约而同将视角对准了弱智者的个体命运。钟求是笔下的远巧智力永远停留在四岁，在母亲远娘和其他人的呵护下，精神生活在情感氤氲中有着某种超越智商的丰满。远巧获得了作为一个青年女子和一个人的尊重，那盘觉新的录像带带着流光的悲欣交集，让人性在刹那间走向柔软与悲悯。孙频《圣婴》中的母女则更多现实生存利益谋划中的心机和阴郁。作为漂浮在城市中谋生的男性“他”——面对肥胖的智障女孩和阴鸷强悍的母亲，“他”屈服于苟活而进入这个没有多少温情的“家”。因为没有爱与温情，小说中的人物最终在冷漠中面对人性的不堪与残忍。
当现代文明遭遇传统人性人情的时候，如何面对自己灵魂深处的道德律令？《傻子与玻璃瓶》无疑是从启蒙叙事的某种回归，这原本是一个香雪般奔赴城市文明的故事，然而现代文明的光亮却在结尾处戛然而灭，替代启蒙的是对于最古老人情的认同和皈依。同样雷默在《追火车的人》中塑造了一个俨然二十四孝图中孝子贤孙的程啸，他为着逝去父亲身体的完整性做出了让人难以理解的种种行为。放在当下语境中，雷默对于所谓现代文明反叛的叙事策略无疑是值得考量的，这种“反动”的叙事模式是对于当下道德与伦理失衡的警醒与反思。同时在传统伦理坍塌的当下，老龄化及其相关问题成为继留守儿童之后，更为隐秘的社会暗疾存在。姚鄂梅《傍晚的尖叫》叙述两个老年已婚妇女从各自厌倦的婚姻家庭中出走，这种出走是对几十年忍耐庸常、琐碎与不堪的一种反抗，虽然带着急迫中的狼狈和辛酸，却有着一股坚韧中的硬气和悍然。然而发生在傍晚的尖叫往往很快就会被即将到来的黑暗所吞噬，老年妇人们也在与家人的爱恨纠葛中黯然神伤。这些对于中国老人的叙事远离传统伦理框架中的中和与隐忍，而是注入了更多个人主体性欲求，充分诉说作为现代人的精神情感状体，社会身份重压下的日常也因为这种疏离的抗争而显示出无可争议的人性深度和文学向度。
现代日常经验和个体世俗生存的合法性在遭遇大时代的战争、饥荒的时候，往往会沦落为草芥和浮尘，因此不可否认，现代社会转型及其审美性时常在纤弱和变态的个人性中游走，个体人性之维或者幽深晦暗，或者刚健阳光，或者混沌不明……现代日常生存的精神合法性如何与整体社会经验更多结合起来，又如何通过恰当的小说形式来呈现人类记忆的碎片，这些对于中国青年写作来说依然是一个正在完成的方案。
五
谈论中国当下的青年写作，有着一个面对文学史还是面对作家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文的论述更多是面向作家（如果面向文学史的话，当代文学几十年的白话文写作或者在经典化的过程中被无限拔高，或者在白话文学发展的脉络中被垃圾化。而当下更为紧迫的是面向作家的文学批评）。对于当下青年作家来说，个人才华在刚刚进入写作的时候是最重要的因素。当写作从自发状态进入自觉状态之后，才华成为一种写作的背景和精神特质，而写作技术、学养、眼界、对整体性社会经验的把握则成为一个成熟作家所应具备的职业品质，才能真正成为作家。作家之间自然有着各种类别的分野。各类作家（经典作家（伪经典作家）、通俗文学作家、畅销书作家、类型文学作家等等）在人类精神谱系中的价值和意义具有很大的不同。青年写作只有将写作本身和直接的功利主义分开，具有个体精神的独立性，才有可能写出重要作品，继而成为重要作家。
才华是写作的通行证，但是仅仅是单一路径的行走。作为一个时代中人，广泛的阅读是自然和必要的，当我们在一个相当宽泛的意义上去看写作和阅读的时候，我们才能分辨出自己真正的爱好，才能最终从文字的海洋中游弋而出，奔向真正的经典，包括评价经典和写出经典。一个没有一定知识储备和基本阅读量的写作者，会出现两种状态：一种是根据别人的阅读谱系去读书和写作，他的写作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发现自我和照亮他者的写作；一种是成为某种片面深刻的写作者，趣味上的偏好带来写作和阅读上的偏见乃至陋见。没有较大的阅读量则没有真正的分辨能力，没有辨识写作精神特质和经验的作家，对于现实经验的整体感知和把握会存在着相当多的缺失。从现象上来说，社会现实生活纷繁复杂瞬息万变，其实类似于巨兽，这头巨兽无论如何都让真正面对现实生存的人心存畏惧、惊恐也满怀敬畏。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其实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何选择？在这个时代，做一个巨兽型的作家很难，因为现代媒体和大众传播已经充当了这样的角色，这头巨兽浑身披挂着海量的图文信息躁动不安，对于个体来说，成为巨兽已经似乎不可能，资本的全球化、现代国家制度本身的日益体制化，现代文化经验整体的同质和板结……这个世界缺乏的不是对于社会巨像的摹写，而是对于整体社会经验的反思、警醒和发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选择急速而行的飞鸟更具有现实意义。如果是鹰隼，就会有着锐利的眼神，直击大地上可言说之物，如果是百灵鸟，可以吟唱属于个人和时代精神镜像的诗句，如果是孔雀，会呈现出汉语汉字和当下作家心中之象的五色斑斓，如果是麻雀，会在清晨和黄昏振一群群飞过地球的边缘，寻找振翅而飞的路径和暮归的巢穴……
参考文献：
丹尼-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张旭东编，生活读书三联书店 1998年。
瓦尔特-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
徐则臣：《水边书》，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天上人间》，新星出版社，2009年。
《人民文学》2015年1期-6期。
《十月》2015年1期-6期。
《收获》2015年1期-6期。
（实习编辑：葛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