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上海电影节最佳纪录片《我的诗篇》，关于那些诗歌以及影片创作者们。
在第18届上海电影节上，《我的诗篇》摘取了金爵奖。已自杀离世的富士康工人许立志、服装厂女工邬霞、少数民族工人吉克阿优、30年的煤矿工人老井、爆破工陈年喜，以及获得国际华文诗歌奖的打工者乌鸟鸟，这6位工人诗人身上不凡的经验，经过一年时间，在镜头里映成了一个个中国“深处”的故事。
“今夜的蛙鸣太凄凉，我听着听着就失眠，因为看似我有两个家，可我心一直在漂”。吉克阿优《清溪，允许我在这里安个家》
“我谈到血，也是出于无奈/我也想谈谈风花雪月/谈谈前朝的历史/酒中的诗词/可现实让我只能谈到血”。许立志《我谈到血》
“地心太黑，太封闭，兄弟们/不要在此悄然低泣了”。老井《矿难遗址》
2013年12月，北京江湖酒吧举办了一场工人民谣演唱会。这些由打工者自己组成的乐队唱着自创的歌，关于他们的劳动与爱情，也关于对苦痛和不公正的愤怒。
一名叫许多的工人歌手演唱了自己的原创歌曲《生活就是一场战斗》：
生活就是一场战斗\你要意志坚定
不怕牺牲\异乡的月亮总睁着眼睛\野草般的我们生来就倔强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聚在一起是一团火\散开之后是满天的星星
许多，1970年代生人。高中毕业后前往北京打工，后在音乐学校学习摇滚。他在地铁卖唱时遇到了些特别的工友，与他们一同前往工地为工人歌唱。许多后来谈到这段经历时说：“那一瞬间，我好像突然明白了，这里才是我唱歌的地方，我也明白了自己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家，只是要靠双手来养活自己的劳动者、打工者。那是种子找到土壤的感觉。”
2014年9月，90后富士康工人许立志在深圳龙华坠楼身亡。他曾在富士康做过三年流水线工人，9月26日，他再度与富士康签订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9月30日，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媒体很快发觉，他是一名优秀的年轻诗人，他大部分的作品都在描写工作的无意义、病痛以及死亡：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在这个加班的夜晚\垂直降落，轻轻一响\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就像在此之前\某个相同的夜晚\有个人掉在地上
如果许立志是许多，有一群和他意气相投的文艺青年，他们会不会把诗歌谱成曲，唱给那些相同命运的人？那么，许立志是不是不会选择死亡？这或许并不是一个好问题，毕竟关于死亡，我们有太多不可言说更不可假设之处。
但在2015年6月，一部关于工人文艺的电影上映：《我的诗篇》。其中出现了许多的歌，也出现了许立志的诗，他们的命运被并置了。
当代工人诗人的写作
与命运中痛感紧密相连
从2012年起，诗评人秦晓宇逐渐发现，在当代中国诗坛存在着一个来自底层的民间诗人群体，其数量达上万人之多。这些本业为水手、工人、小商贩的诗人，已通过互联网形成了自己的社区和交往圈子，并有民间出版物流通。2013年的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以“当代中文诗歌”为主题，秦晓宇发现，20位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中获得诗歌节网络选票最多的一首诗《纸上还乡》，来自一位蓝领打工者郭金牛。“富士康十三连跳”后，富士康龙华工厂安装了大量防跳网，郭金牛是承担此项目的建筑工人。他写下了悼亡富士康工友的诗篇《纸上还乡》：
少年划出一道直线，那么快\一道闪电只目击到，前半部分\地球，比龙华镇略大，迎面撞来
打动读者的不仅是这首诗歌的技巧，更是其带有冲击力的经验。
中国工业建设在改革开放后的大规模展开以代工工厂为主体。这种劳动组织形式将大量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青壮年劳动力吸纳至沿海工厂，他们在数量上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最大多数，也是生活境况上真正的底层。从中诞生出了一批对文学语言成熟自觉，同时具备自身语言个性的当代工人诗人，他们的写作与自身命运中最迫切的痛感紧密相连。作为为数不多的、依然孜孜于向公众传播诗歌之美的人，秦晓宇甚至认为，他们的写作对于中国现有的诗歌文化构成了突破，它将构成通向时代真相的“诗性证词” ：
“工人诗人们在中国的现实深处摸爬滚打，必然有很多的困境、遭遇、磨难，感触良多。因为他们写诗，他们就会思考自己的处境，由自己处境慢慢也会思考自己周围这个群体的命运，也会观察底层中国。只要他写作，而且追求更好的写作，那么慢慢地，他的写作就会在血肉经验的基础上，有一种诗性证词的价值，那可能就会和许多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诗歌写法拉开距离。”
诗歌和这个社会互相漠视已久，秦晓宇由此找到了一个联系彼此的可能性：“诗歌本身是有能量的，只是没有被引爆出来。”他以海子的诗歌举例，海子为与他生活相关的乡亲和底层人写作，他曾为自己诗歌做出带有传统知识分子的阐释：“为底层的生存作证是诗的责任，是我的良知。”以诗歌为业的秦晓宇同时笃信修辞本身：“古典诗歌可以证明诗歌能量是存在的。诗歌是一种微妙的温柔敦厚的能量，它更深地作用于你的心灵。”底层的证言事关社会正义与历史真相，那些通过社会报道和田野调查呈现的大白话，与工人自身通过反思和提炼后呈现的修辞，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可构成一个更为丰富和完整的底层形象：他们并非人们想象中在物质和精神上双重贫困的群体。
“这是个冒险的事儿，收益会很小”
2014年3月，财经作家吴晓波在《读书》杂志读到了秦晓宇关于鹿特丹诗歌节的文章《共此诗歌时刻》，他从“工人诗歌”中发觉了其潜藏的社会能量，于是联系了秦晓宇。“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走进过数以百计的车间，陪同我的一律是董事长、总裁或地方行政长官，当我从那一条条生产线上快速走过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过，那些背对着我的、默默工作着的男男女女，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怎样的情绪，他们怎么看待这个时代和自己的命运。”
吴晓波向秦晓宇建议，编一部记录三十年以来工人诗歌创作的诗歌总集，但仅依靠出版是不够的。吴晓波为工人诗歌的传播设计了诸多项目，比如拍摄工人诗人和公众人物阅读诗歌的视频放在网上。在拍摄过程中，主创团队诞生了一个想法，展现工人的生活环境，让他们在其中朗诵自己富含经验的诗句，这样的视觉呈现将引起更大的震撼。这个想法继而延伸为一部记录当代中国工人生活状态的长篇纪录片。导演吴飞跃和制片人蔡庆增成为这个计划的担纲者，影片共需400余万元资金，他们是拍摄者也是最早的出资人。制片人蔡庆增如是描述影片启动时的心态：“大家的共识是，这是个冒险的事儿，收益会很小。但一方面我们觉得选题很好，做好了会有很强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这些诗歌也打动了我们，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影片完成后，导演吴飞跃在上映前期回忆其拍摄过程，感慨这一次走向现场的拍摄让他与团队成员、工人诗人“成为了生死之交”。这次拍摄同样给了他一个反观自身经验的机会：“我是福建晋江农村出来的，家乡有很多服装业的民营工厂。有次在义乌，我们带着小骄傲的心情去参观圣诞球全球生产第二大工厂。结果一推门，就看到一排排的女工在给小球上颜色——那里密不透风、气味刺鼻，所有女工一直重复一个动作，我当时就很崩溃。”
2014年11月，90后诗人许立志坠楼身亡。与之前那些无声消逝的生命不同，许立志充斥着苦与血的诗句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开来。《我的诗篇》临时增加了一个计划：通过网络为许立志诗集《新的一天》众筹出版经费。这一原计划筹资6万元的出版计划后筹资到近14万元。2015年1月，在拍摄出预告片后，《我的诗篇》电影开始通过京东网发起众筹，并向爱奇艺售出独家网络版权，这两个部分共募集到40余万元资金。
2014年底，秦晓宇联络到正在筹备打工春晚的许多，希望在北京皮村工人之家举办一场工人诗歌朗诵会。许多后来回忆这个过程时称：“对知识分子，我还是保持一贯的警惕，一是看他们的立场是否真正和工人站在一起，二是看他们是否真的知行合一在做事。所以我们答应了。”2015年2月“我的诗篇——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在皮村举行，同时通过互联网完成了全程视频直播。这次线下活动被南方周末、文汇报、澎湃新闻、新华每日电讯等数十家媒体报道。继而从2015年3月起，开始有数家公司找到《我的诗篇》剧组商谈合作。最终剧组与一家做贵金属交易的公司达成合作。至此，《我的诗篇》的拍摄资金有了保障。
媒体是整个计划推进过程中的关键一环。五一劳动节前后，工人诗歌在主流媒体的曝光率达到高峰。4月28日，习近平在五一劳动节讲话中提出：“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始终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根本力量。那种无视我国工人阶级成长进步的观点，那种无视我国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的观点，那种以为科技进步条件下工人阶级越来越无足轻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有害的。”5月1日至3日，片中的几位工人诗人登上了五一劳动节期间的《新闻联播》。
随着媒体影响力的扩大，批评与争议开始浮出水面。5月，天津大剧院院长通过创作组邀请打工诗人们前往天津，采取一些实验性的舞台形式组织一场工人诗歌朗诵会，却因无人问津一再延后。举办后，《新京报》连续发出数篇文章，质疑商业化运作是否异化和消解了工人诗歌本具有的反抗意义。秦晓宇与数名工人诗人撰文，并通过“我的诗篇”公众号和澎湃新闻网站进行反驳。工人歌手许多也加入了讨论，他多次谈起他对于“工人美学”的标准：粗糙本身并不是问题，甚至它可能是构成这种美学的一部分；重点在于表达的内容是工人的自觉。
秦晓宇亦曾谈起工人的自觉，其中涉及他对于工人苦难诉说的理解：“每一个诗人都会有一些各方面的写作：真正的欢乐和宁静、对事物的客观处理，也有艰难苦恨与沉痛。但如果我有意无意对于他们的苦难强调得多了，就会像鲁迅说的‘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让真正的工人群体的处境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反思。以及他们自己的自觉——自觉就能引起改变。你越搏斗，就说明你生命的质量更高，虽然未必更快乐。诗人会让你觉得，没有尊严的生活是不值得一过的。”秦晓宇的思路最后在某种程度上说服了他的拍档吴飞跃，他不赞同表现太多工人生活的灰色一面，更希望能以平等的视角去看清这个群体的喜怒哀乐，哪怕是苦中作乐。“整个过程中，我发现我想象中的那种色彩斑斓并不存在，主基调是灰色的，我们能找到的亮色的比例很小。这里有一个认识上的明确化。” “我们能坐在这里，是牺牲掉了很多人的。”吴飞跃最后说。
（编辑：王日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