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7年“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发起至今，中国现代文学已经整整走过一百年的发展历程；如影随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自然也具有了一个世纪的历史。正如清代阮元在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的序文中所言：“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可以说，对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的“时机已经成熟”。然而，至今尚未出现一部系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著作。由之，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便凸显出不言而喻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从学术史的视野回溯历史，既可以汲取丰富的学术资源，也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新的问题。
早在清末民初，学术史研究一度颇具规模，章太炎、严复、王国维、梁启超、胡适、刘师培等的学术史研究令人瞩目。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更是学术史研究的经典著作。不过，这时期的学术史涉及文学较少，非文学学术史；初步具有现代文学学术史视野的论著，从1920年代才开始出现。1930、40年代，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等文学史类著作均有部分涉及到学术史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学科建制的确立，现代文学研究逐渐学科化、体制化，而学术化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淡化甚至中断。新时期以来，从作家重评到文学史重写，从文学思潮的扩展到研究史的梳理，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理性、系统性日益加强。如王瑶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樊骏《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包括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在内的“学术史研究丛书”等，都从不同层面丰富了现代文学学术史研究视域。
不过，总体上看，一直以来涉及“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的成果多不成体系，散见于文学史、文学思潮史的研究中，单篇论文亦有涉及，但多碎片化。并且大多成果并未区分学术史与学术批评史、学术史与“研究之研究”、学术史与学科史之间的差异，在研究上多有重合与交叉等等。相对而言，本文所提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无论在思想内涵，还是在体系建构上都将是一个探索性的前沿课题。
一 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的基本研究范畴
过去，古典文学和史学研究等领域都有着较活跃的学术史研究，而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史研究即便在“合法性”的基本层面上，未曾得到充分的肯定。虽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面对的是处在“正在进行时”状态的研究对象，但这一学科毕竟已经“不再年轻”。无论是其他学科对现代文学学术史价值的质疑，还是现代文学学者对于本学科学术史价值的困惑，这些都不应该成为继续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障碍。更重要的是应该切实地建构起关于现代文学学术史的基本内涵与研究范畴。
在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的研究方法与思路上，应该从“文学学术”流变的视角，来进一步确立研究基点与研究范畴的边界。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应与其他学科的学术史区分开来，从“文学学术史”的角度切入，确立自己的研究边界，创立“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的基本研究范畴。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的研究还应与过去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与文学思潮史区别开，确立自己“学术史”的角度。这包含了从外围廓清到内在理路的清理的基本研究思路。
从外围廓清入手，问题的关注点首先落在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与其他学科学术史的区别。在现代以前，文史哲不分家所形成的学术研究方法和模式决定了不可能有比较精细的人文学科学术史。随着近代大学教育的发展，近代学科体制的建立以及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学科之间的壁垒逐渐增厚，基于一种学科内部研究的方式、方法成为可能。当然，学科之间的相对独立并不等于隔绝，尤其是在近代以来各种文学观念和社会思潮转型，各学科之间的交叉学习和方法的借用是过渡时期的一种重要现象。
如从生物进化论角度进行文学进化论解析的梁启超、胡适、鲁迅等大家，他们同时也是历史学者和哲学研究者等等。这种身份的复杂也就兼具了前述所言学术背景以及知识结构的复杂。又由于其受西方教育和社会思潮的浸染，在这一方面显得尤为突出。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究起步阶段面临的正常现象。所不同的是，在理清和延展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前史的同时，需要对于究竟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历史以及什么是哲学等问题进行回答。因此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的第一个问题则退回到对于文学研究本身的追问。所以在兼具了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甚或是哲学思想文本的现代中国，这样的辨析显得极为必要。
有学者对学术史研究的对象进行了大致的定义与辨析：“学术史的研究对象是学术在以往发展历程中的事件、成果以及与其有关历史状况组成的连续性轨迹。”并且“学术史的内容非常广泛，单就人文科学分，它包括哲学史、史学史、文学史、思想史、经济学史等专门的研究。”“事实上，许多专门史研究本身属于学术性质，但其研究对象并不完全为学术，例如文学史的研究对象多为属于思维的文艺现象，思想史的研究对象除学术思想外还有政治思想、法制思想、宗教思想、军事思想等，虽然都与研究历代学术现象的学术史有内容上的交叉，而研究方法、考察重点、探讨视角、立论架构均有区别，不能彼此替代。”这里指出，以文学史为研究内容的学术史研究既属于学术史研究的一部分，又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学术史研究，应该有着自身独特的方法和范畴。那么文学的学术史研究究竟是什么？
韦勒克等在《文学理论》一书中，开宗明义：“我们必须首先区别文学和文学研究。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事情：文学是创造性的，是一种艺术；而文学研究，如果称为科学不太确切的话，也应该说是一门知识或学问。”从学术史研究作为“研究的研究”的认知层面，文学的学术史研究则可以称得上是对一门知识或学问的再认知，其直接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带有研究性或者说学问性的文本，但其内核始终离不开创造性的文学作品。
所以从文学到文学研究再到作为文学学术史的研究，它是一种以文学文本为核心的递进式的研究，这就与以历史客观事实或逻辑活动等为核心的一般意义上的学术史研究有着本质的不同。与此同时，作为方法的研究路径和考察视角也决定了文学学术史研究不同于历史、哲学等的学术研究。因为文学作为创造性的艺术活动，必然要对现实进行主观的虚构和想象。因此，在现代文学学术史的研究方式上，主观情态的模拟以及文学体验性的感知等行为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这种途径再加上具有科学因素的定量分析、归纳和综合的逻辑推演等方式的介入，既增加了文学学术史的复杂性，同时也构成了它独有的学术特点。相较历史研究的求真，文学研究的“真”更接近于思想和精神上的“真”，恰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诗比历史更普遍，更真实”，甚至更富有哲学意味。
如果说上述学科学术史的区别是学术史研究的外围廓清，那么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的研究与传统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或文学思潮史加以区别，则是对文学研究进行内部清理的必然要求。
从研究的层级上来讲，学术史的研究对象既包括作家作品论、追踪性的文学批评文本，也包括更加综合性的文学理论言说、文学史、思潮史、批评史等。因此，文学的学术史研究不仅要对上述内容进行“研究的研究”，同时也要清理非学术的研究在学术史研究中的混杂。从狭义的角度出发，学术史研究强调“学术”的学理性、系统性与内在的逻辑性。能够进入学术史视野的主要是文学研究与评论、文学史、思潮史、批评史中与“学术”相关的内容。这不但取决于文学研究者的学术史观念，也要确立研究的内涵与边界。相比于从社会思潮等方面介入文学思潮的研究，在学理上是相通的，但是在实际的研究情形中文学并不等于社会。因此在社会思潮等看似可以解释的方法原理等，在文学研究中有可能失去行之有效的解释力。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需要找到作为其独特研究谱系或框架的研究范式，而这也正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关键所在。
文学史、思潮史等研究的对象并不完全是文学的学术研究。虽然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涉及对学术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大，如文学思潮扩展到整个社会思潮，文学史扩展到整个社会史或政治史。不可否认，这种扩张是一种整体视域下学术研究的方法策略，但是需要警惕的是文学的独立个性以及文学研究所需照顾到文学作为整个文学学术研究的中心的学科属性，因此在一系列的学术史研究中虽然看似与文学相关的学术研究，但实际上已经脱离了文学学术研究的范畴。譬如刘勇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几点思考》一文中注意到，
陈平原对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书加以推介，并且将其纳入到其主编的“学术史文丛”之中。“特别是该书研究的主要对象——上海的百货大楼、咖啡馆、歌舞厅、跑马场、亭子间等都市洋场特定的商业场所或文化空间，《东方杂志》《良友》画报等大众阅读刊物，以及电影院、电影明星、电影观众等大众文化产物——是与以往文学史研究以经典文本为主要对象很不相同的。”虽然从大文学史的角度来讲，李欧梵的研究确实扩展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和范畴，但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研究的本质来看，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与其说研究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不如说是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研究更为贴切。进而言之，有些具有一定开拓意义的研究并没有抓住学术史研究作为“研究的研究”的根本要义，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学术史研究显得漫无边际，不利于学术史研究边界以及学术史基本范畴的确立。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究不仅需要领域的扩大，更需要的是质的提纯与升华。
二 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研究的体系建构
与其他学科的学术研究相较而言，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研究处于不断调试和开拓的动态过程之中。当然，这只是一种表层现象的流动与繁荣，作为学术史研究，因为有着“研究之研究”的称谓，因此更加地注重抛开学术研究的外在层面而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自身的一些内部研究，而这也往往成为学术研究具有稳定性和学术范式特性的前提。从这一角度来讲，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究首先是一种由内而外，自身生发出的一种学术研究现象。不同于外在的前提和方法的介入，它的生长点始终牢牢地根植于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中国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也因此在更多地脱离了社会实际状况而进入学术研究本身的古典文学，其很容易形成一以贯之的学术研究的方法。而作为虽然“不再年轻”但是相比较古典文学而言依然年轻并且不断生长和延展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而言，其不仅要关照中国现代已经产生的文学文本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更要关注当下文学发生的现状，并且提供文学发展的未来趋向的动态可能性。因此，这种由内而外是一种学术研究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研究思路和研究逻辑，而自身生发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究不断扩展和深入的动力源泉。
是否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的丰富以及动态性等特点，对于其研究就很难把握和理解，并失去了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和路径？答案是否定的。丰富并不等于纠结不清，动态并不等于无迹可寻。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究来讲，依然有其可供把握和理解的路径。那么从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究这一学科领域来讲，笔者认为应该对讨论对象的学术范式有一个谱系性的探究和梳理。如果要给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下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的话，它指的是：“中国现代作家与学者研究现代文学创作与文学现象所体现出的学术范式的特点及其演变，而学术范式包括研究者的知识资源、问题意识之所在，及其研究所显示出的学术方法和价值理念。”总体上它应该包括对于研究对象之问题系统、知识系统、方法系统和价值系统这四个层面的挖掘、梳理、辨析和揭示；进而言之，还需要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展示四个层面的系统的互动关系，构架起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结构体系。
问题系统、知识系统、方法系统和价值系统这四个层面的划分与辨析，对于学术史研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们分别指向研究者的学术动因、思想资源、言说理路和研究目的。四者之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叉，有时也不易完全剥离，但从学术史研究的理论深度和内在要求来说，四个层面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之所以从这四个层面建构学术史研究的体系，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过去我们往往不言自明地将这不同的层面混淆。比如有时将研究对象的问题意识等同于知识资源，将方法思路混同于价值指向，或者将知识与方法等量齐观，等等。譬如“科学”这一概念，在“五四”文化先驱者与现代作家那里，有时是作为知识资源来言说，有时是作为价值追求来倡导，而有时则会从学术方法的层面上来使用。这时候，如果不清醒地洞察其内在逻辑的来龙去脉，不认真地辨析出“科学”概念是在哪一个学术层面上运行的，就难以把问题说清楚。正是这一原因，造成了我们的研究常常被概念牵着鼻子走，陷于概念的纠结之中不能自拔的现象。就此而言，我认为在现代文学学术史的研究中，概念本身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去追踪概念是如何在学术史的不同层面之间运行的；理论本身也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去挖掘理论是怎样在这不同层面上被使用和被转换的。
就第一个层面的学术问题系统而言，问题意识总是潜在地规约着言说者一系列学术活动的思想方向和逻辑理路。中国现代文学的出现总是面临解决实际问题需要而生产的一种文学形态，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谈论问题，更不可能仅仅关注文本本身而进行学术史的研究，因为众多的问题不仅规约和引导着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究的方向，而且给学术研究提供动力机制，也只有这样，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研究才能更好地贴近文学本身，贴近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以及学术研究的整体氛围，感知和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发生发展的历史流变。正如梁启超所观察的那样：“新学问发生之第一步，是要将信仰的对象一变为研究的对象。既成为研究的对象，则因问题引起问题，自然有无限的生发。”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五四”时期和19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研究不仅成为“显学”，而且成为引导和驱动社会思潮向纵深领域开掘的领跑者。
由于问题的导向以及解决问题的需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体系研究的第二个层面上，知识资源总是我们不可避免的选取和采用的重要对象。从知识资源的构成上讲，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构成知识资源的材料及其形式。另一个是知识如何呈现在我们的研究视野中。前者是我们研究的重要依据，除了日常所熟悉的文学文本、作者的手稿等等之外，在新媒体语境下，对于文学文本的生产和流通，文学的影视化和数字化对于文学的影响和作用都成为我们现在学术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也就是学术研究不仅要趋于真实客观地反映学术生态的一般情况，还要注重文学文本多样化形态。对于知识如何呈现在我们的研究视野中，应该也有两方面的来源，一方面是研究者自身的学术资源和知识背景的构成，决定了在研究过程中对于文学文本的取舍以及价值高低的判定，这成了学术研究个性化特征的重要理论来源。另一方面则是与新媒介有关的文学文本的生产过程，不仅涉及出版的商业化操作之于学术研究的知识多寡的选取，还有出版者、编选者等等诸多个体的研究心态一一包含其中，这也为丰富学术研究生态的同时，增添了一定复杂性。在这一点上，看似死的文字也有了活力和研究的价值。
从学术问题的导引到学术资源的选取，这两个层面的学术研究更多的是呈现在表层结构的意义上，对于学术方法以及学术价值的呈现则更有着较深意味的思想价值。首先，方法和价值的呈现是学术研究逻辑链条的终端，对于方法和价值的意义则体现在一系列问题的追问和知识资源的选取过程中。相较于问题和知识而言，其表现得更为隐蔽，需要逻辑关系的演练将其概括和提炼出来。
其次，对于学术方法而言，此方法非彼方法，不是任何带有方法的理论皆可以进入学术研究的场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研究来说，需要经过学科的检验和实际经验判断，成为行之有效的，有利于揭示现代文学学术研究真相的方法才可以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学术方法，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重要的判别标准之一。
再次，在方法与资源的互动关系上，方法仅仅成为对于学术资源选取的一种态度，恰如胡适在论述“五四”新文学的意义时所标举的“评判的态度”，换言之，作为方法的学术资源只是我们研究学术的一种路径而已，如果将方法上升到绝对的价值层面，那么不仅学术研究沦为方法论研究的工具，而且从根本上丧失文学研究的个性和独立性。
最后，在价值层面，由于方法的运用有可能会成为价值导向的最终路径，当两者相互协作产生不断纠葛之时，尤其是方法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并且不能满足所需价值观念的生产之时，方法的意义则会降低，价值的意义则会凸显。一方面需要区别什么是学术方法和什么是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则需要在这种差距之中寻找学术研究的独特性。因为学术研究并不是完全遵循学术逻辑链条，相应的，它不仅有各自学术研究的独特性，同时也有相互影响作用之后产生的非学术性产物。所以，不断调试和应用体系性的学术研究，不断发现学术研究新的生长点成为学术研究的可能。因为我们的学术研究不单是为弥合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断裂和分散，为其提供研究的方向和有依据的解释，更是为学术研究提供动力支持和不断开拓新的学术研究空间的重要支柱。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术史研究体系的构建，不仅应该成为学术研究者共同追求的目标，也是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真正走向成熟的标志。
三 互动体系视角下现代文学学术史的流变
当立足文学本身去进行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的建构，学术体系的学术价值则会大大地凸显。一方面，对于重新审视和认识传统的学术研究有着更为全面和系统的实践性，另一方面，这种探索也保持了学术研究的活力和前瞻性。
纵观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在学术发生和发展的脉络上，学术体系所表现出的系统性有了动态的感知力。清末民初的学术体系，在学术问题的认识上基本处于先导的作用，引领了此一时期学术研究的动态流变。
无论是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古典学术研究路径，还是王国维、梁启超等人的新观念和新方法的借鉴，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学术问题所主导的学术体系的建构运行。此时的中国并不缺少传统的经学研究，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传统经学所建构起来的学术体系一度阻碍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因此，鲁迅提出的“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并不仅是1920年代的问题，而且是长久以来的学术研究的一种现实。从清末开始的“学术救国”理论是建立在中国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现实基础上，从“实业救国”到“学术救国”只是不同门类专业人士所采取的方式的不同，但都是来源于这一现实所产生的痛感效应。也因此，在学术体系的建构中，学术问题始终主导着学术体系的运行，而学术方法的选择则是这种问题意识指导下一种具体的研究路径。所以在大规模的中西新旧方法的论争中，学术体系的元问题意识决定了不可能产生根本上的分歧，正如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言中“正告天下”，“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他总结道：“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由是观之，中国学术近代转型的最根本原因则在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
民国建立之后，“学术救国”的问题意识逐渐淡化，而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学术建国”的方法意识突显。从清末以来的中西学术方法论争，在“五四”以后逐渐转换为“全盘西化”的学术方法，无论是留学欧美的新青年团体和学衡派诸君，还是留学日本的创造社同人，在学术努力方向上的一致成为一大亮点。不用说此一时期主导文坛的力量多为留学生所占据，单就学术研究而言，学术方法的西化成为最根本的驱动力。胡适等人终身服膺的实证主义、学衡派诸君所臣服的新人文主义以及后期创造社同人所遵循的马克思主义等方法成为“五四”后期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术研究的重要特色。相对于清末民初一元化的学术问题意识的导向，多种方法的竞争则源于不同学术价值理念的需要，而学术价值的不同使得在学术方法的选取上产生了诸多的差异。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理论建设集》导言中回顾文学革命所走过的道路，总结道：文学革命的作战方略，简单说来，只有“用白话作文作诗”一条是最基本的。这一条中心理论，有两个方面，一面要推倒旧文学，一面要建立白话为一切文学的工具。在那破坏的方面，我们当时采用的作战方法是“历史进化的文学观”……
这种理念先行、学术价值为导向的体系建构正是在对文学发展的方向进行前瞻之后的路径选取，“用白话作文作诗”的文学理念使得在方法的选取上采用“历史进化的文学观”是当时普遍采用的一种路径。无独有偶，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力图“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而这“进行的线索”正是进化论影响的结果。但是主导这一方法的原因则在于“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的现实原因，或者我们仍可以将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的解释援引过来，“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又，“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无论是查漏补缺也好，还是“启蒙主义”也罢，从小说创作到小说研究的路径上，学术价值的主导成为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方法取径的重要源动力是不争的事实。
在此基础之上，同为留美归国的学衡派诸君则更倾向于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一方面白壁德新人文主义观念的兴起源于对欧美等国家流行的实用主义、科学主义等方法的一种反拨。尤其是对人文科学而言，过度强调科学化的方法和研究丧失了学术价值的感性光芒，因此借用白壁德人文主义对欧美实用主义等科学方法的反拨恰恰适应了学衡派归国后对国内实证主义、进化论等科学思维方法的一种批判需要。另一方面，相对于实证主义以及进化论等科学方法之于学术研究、社会改造以及制度设计等方面的贡献，新人文主义方法的引入和使用只是停留在纯理论层面的研究，对于社会改造和教育改革等方面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学衡派诸君回国时间正处于“五四”文学革命落潮阶段，而且进化论等科学思维方法所表现出的狂飙突进的革命形式出现了一些弊端，也为中国新人文主义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两方面结合起来，学衡派对新人文主义的推崇正是选择了从纯理论层面对新文化运动进行批判，这种批判也正是学术价值主导下对学术方法选择的一种结果。
而有着异曲同工之用的后期创造社、太阳社等人直呼“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普遍地，而且不可逃避地是宣传；有时无意识地，然而常时故意地是宣传。”又言，“我们的作家，是‘为革命而文学’，不是‘为文学而革命’。我们的作品，是‘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所以从一开始在学术观念上的差异导致在学术方法的选择上创造社与太阳社等同人掀起的“革命文学”浪潮更倾向于通过社会改造来完成文学革命。因此，无论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认识层面之于文学革命的理论诉求，还是从时代和社会之于文学革命的现实要求，都不可避免地将文学纳入到社会改造的洪流之中，这也是1920年代后期直至抗战结束文学扮演的角色的重要原因。
当然，从1930年代到抗战结束，仍然有一部分人从文学自身的感受和理解出发，在资源体系上将“五四”以来所出现的文学现象诸如问题小说、新诗研究、小说创作等都视作新文学研究的对象，而且努力将社会问题化作文学问题来对待，因此，这种学术体系的建构更多的是从知识资源的角度来进行个体性的学术研究，也往往形成学术研究独具个性化色彩的学术风格。如沈从文的“情绪的体操”与“体操的情绪”等文学观念，梁实秋等人的“人性论”以及李健吾批评的人性理论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学术研究的体系性在学术价值的主导下表现得更加明显，这种主导一方面表现为学术价值的预设，另一方面表现为学术价值的建构。“十七年”期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不仅得益于学术研究从1920、30年代开始的“左翼”文艺运动努力建构起来的学术研究脉络，更受益于以学术价值预设为导向的学术方法选择的唯一性，马克思主义成为唯一的学术研究方法，只能沿此方向朝着更深层次的领域迈进。因此，这种学术体系的建构是以非纯粹学理性学术价值的导向为主导，进而形成了1950至1970年代文学学术史的单一化。其中虽偶有创新，但总体而言基本处于一种学术史的停滞状态。
进入新时期以来，学理性学术价值逐渐焕发应有的精神和思想魅力，在结构体系中置换原有的不合理的学术价值主导位置，引领了从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中期思想解放和文学思潮的风尚。但是这种学术价值先导的学术体系也存在着一种先天不足，尤其是延续“文革”时期口号标语式的方法，往往显得空洞无物，学术价值在一定时期内比较容易穷尽。换言之，学术价值的内在精神的焕发与学术资源、学术方法等体系内部发展的不均衡性引起1980年代中期对于学术方法的重视，需要学术方法的更新为其增值。因此，1985年的文学“方法年”和1986年的“观念年”以及1980年代中期开始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应运而生。告别了革命和理想的1980年代中后期，学术明显地朝着学术资源和学术方法两个重要方面转向。不断引进和应用的西方文艺理论方法，走马灯式地在中国上演一轮。与此同时，思想淡出和学问凸显成为当时重要的转换标志。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文化心理的崛起，学术价值的缺失所引起的问题在1990年代产生了影响剧烈的反思，“人文精神大讨论”只是其中重要的一个体现。随之而来的“现代性”体验在20世纪末期擎起学术价值的大旗，从学术问题和学术方法两个方面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对学术资源的重新认定，对学术价值的重新厘定，一方面延续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的余绪，另一方面重建学术体系内部各方面的平衡关系。这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从命名到研究较为稳定的一种学术范式。
概而言之，学术体系的建立之于具体的学术研究仍然有不可避免的学术生长点所不能囊括，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建构，这样的探讨无疑有着系统性重新检视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的可能，为学术研究的发展提供一种前瞻性的探索。并且学术体系内部各方面的组合始终处于一种动态流变的过程，适应于随时而变的学术动态，较之于单纯的静态学术研究而言，无疑，体系性的建立有着更为全面和客观的研究态度，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自身发展呈现出的结果的必然趋势。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