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赵树理一直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这种独特性并不在于他写出了多么伟大的作品，而在于他并不像丁玲、周立波、柳青、浩然等作家那样清晰明朗，容易归类。或者也可以说，他一直就是以难以归类或另类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的。而这种另类性，仅仅从其文学创作本身出发又很难说得清楚。于是，许多时候，我们都需要把赵树理的活动置于文学场域之外那个更大的社会空间里，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学场域之内。唯其如此，赵树理的所作所为才能在内外呼应中有一个更稳妥的着落。
正是在这一视阈中，赵树理的身份认定、身份认同和身份困境才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本文将聚焦于此，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面对这一问题，以期能有新的思考。
进退失据：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可以先从政治身份说起。
赵树理是党员，也是干部，前者是实打实的，后者则介于虚实之间。如果从1926年第一次秘密入党算起，赵树理显然可以算作一位老党员。而作为党员，他一方面需要接受党组织的规训；另一方面，当他后来成为作家之后，他也就必须自觉地把党性原则置于文学原则之上。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风行1970年代之前的译名）中指出：“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全体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毛泽东在延安《讲话》中曾部分引用了列宁的这一说法，强调了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为“齿轮和螺丝钉”在革命机器中的作用。赵树理作为《讲话》的熟读者和《讲话》精神的践行者，应该是熟知文艺的这一功能的。他的那句广为人知的为文原则——“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后半句便是这种文艺功能的体现，也可以说是他党性原则的体现。换句话说，假如赵树理不是党员，他的思想境界或许就无法达到这一高度。想一想同一时期活跃在法国文坛的萨特，他虽号称自己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其“介入”姿态与赵树理的写作实践异曲同工，但他在1947年却思考过如下问题：“作家加入共产党是否好事？如果作家出于公民的信念和对文学的恶心而加入共产党，这样很好，他作出了选择。但是他能否在变成共产党人的同时仍是作家？”但这样的问题是不大可能被赵树理思考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党员。
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面是，党员身份也让赵树理获得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视角，这样他才能够从内部时时用党性眼光打量农村里的干部，从而发现那些被人忽略的的问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无论是《邪不压正》还是《三里湾》，开会（比如整党会、支委会等等）往往构成了小说中人物短兵相接的重要情节，于是，我们才会听到如下话语从人物之口中呼啸而出——小宝说：“我这个党员该开除，他这个党员就还该当支委？”元孩说：“有你这种党员，咱这党还怎么见人啦？”组长说：“共产党的规定，是不是小党员走社会主义道路，大党员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话语来自最基层，反映了基层党员对党、党性、党员标准的朴素理解，其中自然也融入了赵树理对党员队伍是否纯洁的深刻关切。正是因为他意识到并呈现了这一问题，《邪不压正》才遭到了批评，赵树理也不得不解释这篇小说创作的初衷：“我在写那篇东西的时候把重点放在不正确的干部和流氓上，同时又想说明受了冤枉的中农作何观感，故对小昌、小旦和聚财写得比较突出一点。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很容易和贫农相混。”虽然早在1947年12月毛泽东就已指出：“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而将近一年之后（《邪不压正》完成于1948年10月）赵树理才在小说中呈现了这一局面，但我更倾向于把这一发现看作是赵树理亲自参加土改的经验教训所得。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这一发现固然谈不上惊心动魄，但我以为，假如没有党员身份的“内视角”，赵树理或许很难洞悉这一秘密。
如果说党员身份让赵树理在文学场域之内有了如上作为，那么，在文学场域之外，这一身份也在塑造着他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赵树理的儿子赵二湖回忆：“我爸那时已经红极一时，是八大的党代表，是人大代表，还是政协委员，他的组织观念特别强，下乡回来，只要一放下挎包，就到作协，给党组去报到。他不是巴结领导，而是出自于本能的一种组织纪律观念。作家们像他这样的非常少。”这里回忆的是赵树理在1950年代的情景，而赵树理本人的做法也验证了此说不虚。尤其是公社化和大跃进开始之后，他不得不以“写信”的方式向地委书记、省委书记等上级领导汇报工作，呈现他在农村发现的问题。现存的四封最重要的信件分别是写给赵军（长治地委书记）、邵荃麟（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和陈伯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旗》杂志总编辑）的，它们既是检讨自己作为作家的失职（如为何写不成小说），更是他通过“组织渠道”给党的部门领导提交的“意见书”。在写给邵荃麟一信的末尾，赵树理特意附上一笔：“如有机会见到中央管农村工作的同志，请把我的意见转报他们一下。”在给陈伯达的第二封信中，赵树理又这样写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但写不成小说，也找不到点对国计民生有补的事，因此我才把写小说的主意打消，来把我在农业方面（现阶段的）一些体会写成了意见书式的文章寄给你。”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着名的“万言书”，8月20日赵树理则给陈伯达写了《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的“意见书”。这种惊人的相似只能说明农村、农业和农民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它们被彭、赵二人在不同的地域同时看到并不得不秉笔直书。而他们的下场自然也是相似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中被打成“反党分子”，赵树理则成为“右倾”的典型，在作协党组的整风会上遭批判，被帮教，最终不得不屈服“认罪”。在11月23日写给“荃麟同志并转党组”的信中，赵树理这样写道：
我于18日在党组整风会议会场上的发言中，对中央决议、粮产、食堂三事说了无原则的话，经你和好多同志们提出批评，使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全党服从中央是每个党员起码的常识，把中央明了的事随便加以猜测，且引为辩解的理由，是党所不能允许的。别人是那样说了我也会起来反对，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右倾立场（固执已见的农民立场）竟会说出那样的话来，实在不像多年党龄的党员。为了严肃党纪，我愿接受党的严厉处分。
这场整风会虽然是由作协党组召开的，但所涉及的问题与赵树理的作家身份已几无关系。而从这封信的内容和遣词造句的形式上看，也是赵树理在向党认错，话里话外突出和强调的都是他的党员身份。于是，问题也就变得明朗起来：当他不写小说而向领导写信时，他其实已彻底移身至文学场域之外，完全以另一套话语表达了他作为一个党员的担心和忧虑。而当他的言行越过了当时的政治底线时，遭到批判也便成为顺理成章之举。所有的这一切，大体上都可看作政治举动而并非文学行为。
为什么赵树理会如此行事呢？首先还是因为他是党员。在“文革”开始后的第三份检查中，赵树理曾如此检讨过自己：“我之所以好向有关领导方面提建议，原因也正在这里。一个共产党员在工作中看出问题不说，是自由主义，到处乱说更是自由主义，所以只好找领导。”这就意味着他这样做自认为是在尽党员之责。但更深层的原因或许在于，作为党员的赵树理，其潜意识中觉得自己拥有一种与党商榷的权利。因为早在他第一次准备入党时，就曾找介绍人之一王春讨价还价：“入党可以，但不能绝对服从党的命令，只有我认为合理的命令我才接受。”王春虽然及时制止了赵树理的这种想法，但这样一种“病毒”或许已潜伏于他的身体之中，一旦遇到合适的时机便会发作起来。
其次，我们就必须提到赵树理的干部身份了。关于干部，赵树理曾有如此解读：“干部者，群众之骨干也。干部一定要比群众强，要有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锻炼。”这应该只是他对干部的朴素理解。而在他小说所塑造和描摹出来的干部形象中，其内涵则要丰富许多。例如，在《李有才板话》中，上面下来的有两类干部，一类是章工作员，另一类是老杨同志。前者走马观花，有点官僚主义；后者既能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马上融入群众之中，同时又雷厉风行，敢作敢当，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村里久拖不决的问题。所以赵树理才说，干部中“章工作员式的人多，老杨式的人少，应该提倡老杨式的作法。”而当他在1960年前后实际上已陷入一种创作困境时，依然写出了《实干家潘永福》这样的纪实文学作品。这其实依然是他通过呈现一个好干部的形象而进行的一次写作突围。从老杨到潘永福，他们在赵树理笔下都具有如下共性特征：一、官位不高（老杨同志是县农会主席，潘永福从村长当到了县委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却能亲近基层，能为老百姓办实事。二、干群关系融洽，他们在群众中仿佛盐溶于水而不是油浮于水。三、他们本身就是农民出身，有做一手好农活的本事，同时又非常朴实，完全没有干部的架式。比如，“老杨同志到场子里什么都通，拿起什么家具来都会用，特别是好扬家，……大家都说‘真是一张好木锨’（就是说他用木锨用得好）。”潘永福同志的“衣服比他打短工时代好一点，但也还不超过翻身农民，和民工在一起，光凭衣服你还不会发现他是干部。按他应得的干部待遇，下厂矿或工地可以骑骡子（因为山里行车不便，所以有此规定），但是他在百里之内，要不带笨重的东西，他仍是要步行的。”可以看出，这样的干部与赵树理本人的习性、气质息息相通，甚至其中都有他本人的影子。显然，赵树理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希望，他们也成为赵树理心中理想干部的化身。而从赵树理最后主动请缨，到山西阳城、晋城两地担任县委干部的情况看，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他向其作品中的老杨和潘永福行的一种致敬礼。他塑造了他们，他们又成了他追模的榜样。
但实际上，作为干部的赵树理，其所作所为的重要程度都要远远高于老杨同志和潘永福，同时，他也遇到了老杨与潘永福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据赵树理自述，1949年前，他虽短暂地担任过区特派员、县公道团团长等职，但更多的时候是在报纸或杂志做编辑。1949年进京后，他曾担任过工人出版社社长（1949），文化部戏剧改进剧曲艺处处长（1949），《说说唱唱》主编（1950）等职务，但时间都不长。1953年他到中宣部文艺处，“无名义和职务，仍写作”，同年冬天进中国作家协会，“住会写作，不任其他职务”。1958年12月，他“匆匆跑到太原，请求省委安排工作”，省委任命他为阳城县书记处书记，任职时间一年左右。1965年3月，赵树理举家离京不久，就被山西省委任命为晋城县委副书记，分管文化工作。但一年多之后，“文革”爆发，他也开始了反复被批斗的岁月。
从以上简要梳理中可以看出，赵树理除1958年和1965年在基层有实际的职务外，其他更多的时候只可算作徒有虚名的“京官”，或者也可泛泛称作文化干部。作为这样一种形式的干部，他在1950－60年代一方面频繁“下乡”，不断重新回到他生活过的晋东南地区，以便能在农村中发现问题，从而更好地打造他的“问题小说”；另一方面，这种“干部下乡”也是他了解民生、民情和农业问题的重要渠道。但实际上，写进小说中的“问题”是非常有限的，且因文学化处理后常常会变形走样；更多的“问题”则无法进入小说，只能以“短平快”的方式向上反映，以求被迅速关注乃至解决。这时候，他的这种干部身份就发挥作用了。赵树理曾经认真思考过他的这种角色扮演：
老实说，在那二年，我估计我这个党员的具体作用就在于能向各级领导反映一些情况，提出几个问题，在比较熟悉的问题上也尽可能提一点解决问题的具体建议。我觉得只要能及时反映真实情况，协助领导及时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也算是对党的一点贡献。我为什么这样估计自己的作用呢？第一，我觉得当时接近基层的干部缺乏调查研究的精神和向党说老实话的精神，好多重要问题很不容易上达。第二，我常把自己戏称之谓“通天彻地”的干部——其实这种说法还不全面，应该说是“通天彻地而又无固定岗位”的干部。这种干部在那时候宜于充当向上反映情况的角色——易于了解下情，又可以毫无保留地向上反映。
这里虽是检讨者言，但可以看出赵树理既说得实在，对自己的分析也非常到位。所谓“通天”，应该是指他能够直接与邵荃麟、周扬、陈伯达以及级别更高的中央领导通上话；所谓“彻地”，自然是他比一般“下去”的干部更了解农村情况。这样，在底层与高层之间（或者借用官方话语，是在党和人民之间），赵树理就把自己想象成了一个中介、一条纽带。然而，这种角色又是很不好当的，许多时候他都不得不夹在中间，乃至瞻前顾后，左思右想。比如，关于粮食问题，他曾经如此表述过自己的这种二难处境：“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想是矛盾的——在县地两级因任务紧张而发愁的时候我站在国家方面，可是一见到增了产的地方，仍吃不到更多的粮食，我又站到农民方面。但是在发言时候，恰好与此相反——在地县委讨论收购问题时候我常是为农民争口粮的，而当农民对收购过多表示不满时，我却又是说服农民应当如何关心国家的。”正是在这样的两难处境中，赵树理变得进退失据了。
这种进退失据感自然不是单靠政治身份就可以解释清楚的，这样我们也就不得面对赵树理那种与农民相关的民间身份了。
内外有别：站在农民一边的双重考虑
之所以把农民看作赵树理的民间身份，是因为从世俗的层面看，“进城”之后赵树理已不再是农民而是国家干部。这样，他才会有“专业化以后，我在农村没有户口了”，“有些事情人家就没有向你说的必要了”之类的感慨。然而，这种身份的转换不但没有影响到赵树理，反而让他对农民有了更多的关怀与体贴。而要想说清楚这一问题，依然需要从文学场域内外入手。
赵树理“进城”不久，就有了“脱离群众”的惶恐与焦虑，也有了“决心到群众中去”的表态。而在赵树理的个人辞典中，群众实际上是可以等同于农民的。也就是说，赵树理所谓的到群众中去，实际上就是通过“下乡”，到农村去，到民间去。而事实上，从1950年代初直至“文革”爆发，赵树理先是不断地频繁“下乡”，后来干脆举家迁出京城，回到省城太原，接着又到故乡晋城任职，越来越走向了更接地气的农村大地。即便如此，他还觉得不够彻底，因为“我觉得最理想的办法是在一定的地方立个户口，和农民过一样的生活，与农民的关系才更密切，不然，至少也要到一个核算单位去，不一定要有什么名义，但必须有做主人的思想，不能做客人。”这种说法显然不是做秀，而就应该是赵树理最真实的想法，是他想让自己（也包括写农村的作家）完全融入农民之中的真情表白。
当赵树理如此行事时，他的民间身份便得以凸显，他与农民、农村的天然联系也开始走向前台。赵树理说：“我是在农村中长大的，而且在参加革命以前，家庭是个下降的中农，因此摸得着农民的底。这是我自以为幸的先天条件。”类似的说法也出现在他1950年代之后的各类场合中。而由于他对农民如此熟悉，以至于“当他们一个人刚要开口说话，我大体上能推测出他要说什么——有时候和他开玩笑，能预先替他说出或接他的后半句话。”这种自信自然来自于他对农民生活与习性的了如指掌，也更在于他一到农民中间，立刻就成了其中的一分子，丝毫没有生疏隔膜之感。
在这里，我之所以如此强调赵树理的农民身份，是想说明如下两个问题：其一，借助于这一身份的亲和性，赵树理便可以像老杨同志那样深入群众之中，有效地开展工作。这种如鱼得水的局面一方面让他对农业社的情况了然于心，另一方面也增强了他的自信心，以至于他干脆把自己看作了农业问题专家。赵二湖回忆说：“同样是写农村，他和马烽、浩然、柳青都不一样。首先赵树理认为他是个农业专家，不是科学上的，是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方面的专家。他一直在想，以什么形式来搞农业生产，为什么他对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有那么多看法想法，他一直在想，中国的农业以怎样一种方式组织起来最合理最能发挥效率。并且贫富之间，不要拉开太大的距离。”可以想见，当赵树理如此思考农业问题时，他也就有了对农业、农民问题发言的底气。而他对“农业专家”的自许或自我体认，实际上又衍生出另一种民间身份。这种身份不是来自于官方或科研机构的认定，而是来自于他在农村摸爬滚打积累起来的活生生经验。这种经验或许还谈不上有多么科学，但毕竟比那些来自于书本和空想的东西要踏实可靠。
其二，也正是因为赵树理的这种身份，老百姓才会把他当成自家人，向他打开天窗说亮话。于是农村问题对于赵树理不再是隔雾看花，朦朦胧胧，而是有了清晰的显影。赵树理说：“去到农村，农村就是我的家，这个家我从小一直就没有断过联系；”“我们的村子是一个大队，三个小队，不及一百户人家。我到生产队，群众把我当作他们一个圈子里的人，我既不是支书，又不是队长，但我又像什么都是，那里的干部有什么事情都愿意和我商量，要我出些点子；群众也愿意我在。比如我隔了一个时期回去一次，大家总会想办法召集大会要我讲些什么。”农民能够向赵树理敞开心扉，谈天说地，意味着赵树理拥有了一条深入细致地了解民生、民情的重要渠道，也意味着当他给长治地委写信，上书邵荃麟和陈伯达时，表面上看谈的都是宏观的见事不见人的问题，但支撑这些问题的很可能是张三李四王麻子向赵树理的倾诉。而由于这些问题事先已被民情和民意浸泡过，当它们被赵树理整理和表述出来时也就有了特别的份量。
可以说，正是这种民间身份的作用和驱使，才让赵树理的情感天平倒向了农民一边。而无论是为农民争口粮还是认为农民负担重，都可看作赵树理民间身份的觉醒。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年的山西省委书记王谦对赵树理与马烽的一个比较性评价才值得重视：“马烽和赵树理不一样。马烽是为党而写农民；赵树理是为农民而写农民。所以当党和农民利益一致的时候，他们俩人似乎没有什么差别。而当党和农民利益不一致时，马烽是站在党的一边，而赵树理是站在农民的一边。”而据赵二湖言，王谦如此比较马与赵其实是在夸前者而贬后者，其隐含的意思是关键时刻赵树理不能与党保持一致。但或许这种批评之言才更能见出赵树理最真实的农民身份和农民立场。而阅读赵树理最后的检讨之言，我们也会发现其落脚处恰恰也是他在反思自己的小农意识，这与王谦的批评构成了有趣的对照：“检查我自己这几年的世界观，就是小天小地钻在农村找一些问题唧唧喳喳以为是什么塌天大事。……这是从前的个体农民小手工业者眼光短浅、不识大体的思想意识的表现。”今天看来，这种“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检讨无论是出于真心还是违心，都正好佐证了赵树理农民身份和农民意识的根深蒂固。
但是，话说回来，所谓“站在农民一边”，所谓“农民利益的代言人”，我以为只有在文学场域之外才是可以成立的。而一旦移身文学场域之内并形成所谓的“问题小说”，赵树理是否还能完全站在农民一边，便要打上一个问号了。试举两例。
据杜润生回忆，中共中央于1951年9月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时，曾邀熟悉农村的赵树理参会。会议上，赵树理“反映农民不愿意参加合作社，连互助组也不愿意参加”。而陈伯达则批评说：“这纯粹是资本主义思想嘛！”争论汇报给毛泽东后，“毛重视赵树理的意见”，于是对决议的初稿作了修订：把注重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提前，把劳动互助的积极性置后，并特别强调：“要按照自愿和互利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但也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折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而在其他人记述的文字中，这次会议则有了更多的细节：“会议讨论期间，各方代表基本上唱的是一个调子，都说农业合作化好，唯独赵树理唱了反调。他不管上头的精神，也不管会场的气氛，更不管其他发言人的基本倾向，而是如实地、有根有据地、有一般有典型地反映了各类农民的心理和愿望：‘石（实）打石（实）地说，老百姓有了土地翻了身，真心感谢救星共产党。但并不愿意急着交出土地走合作化道路，都愿意一家一户，自自在在地干几年，然后再走集体化道路。’陈伯达听了赵树理的发言，惊而复怒，批评赵树理的观点不仅是右倾保守，简直是对合作化运动的攻击。”
可以看出，在这次会议上，赵树理不畏权势，据理力争，无疑扮演着农民利益代言人的角色。但来年四月，他到山西平顺县川底村深入生活，1953年年初，他则制定了本年度的创作计划：“上半年写一篇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小说，主题是反映办社过程中集体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大约二十万字。”1953年3月至1954年10月，经过断断续续的写作，他终于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问题的长篇小说《三里湾》。在这部小说中，赵树理并没有坚持他在1951年会议发言时的基本立场，而是顺着当时的政治或政策东风，极力标举“入社”之好，同时批评范登高等人的个体经济本位的思想。赵树理后来说，他之所以要写《三里湾》，“是感到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农业合作社应不应该扩大，对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和对扩大农业社有抵触的人，应该怎样批评。因为当时有些地方正在收缩农业社，但我觉得社还是应该扩大，于是又写这篇小说。”为什么在会议上赵树理代表农民反对尽快搞合作社，而两三年之后他在小说中呈现的却是另一种样子？当他把翻得高、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全部归入被批评、被帮教的系列中后，他的小说还能代表农民利益吗？
第二个事例则更耐人寻味。大概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赵树理就意识到农村存在着严重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农民缺粮。于是他在1956年8月给长治地委书记赵军写信，并把缺粮问题放在所有问题的首位：
一、供应粮食不足：每人每月供应三十八斤粗粮，扣购细粮，不足维持一个人的生活——有儿童之户尚可，只有大人的户不敢吃饱或只敢吃稀的，到地里工作无气力。在产粮区可以享到三定之利，而产棉区则否，这问题在过去提过，但得不到解决。不论说多少理由，真正饿了肚子是容易使人恼火的事。在转入高级社的时候，说了好多优越性，但事实上饿了肚子，思想是不易打通的。
当赵树理罗列出七个问题之后，他又进一步追问：“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最后他又直指一些干部工作不力：“又要靠群众完成任务，又不给群众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没有把群众当成‘人’来看待的。”这封信可谓疾言厉色，其想群众之想，急群众之所急的迫切心情溢于言表。而这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吃不泡或饿肚子已被赵树理发现，并被他作为一个重中之重的问题提了出来。此后，这个问题便成为赵树理的一块心病，既延续在他给邵荃麟和陈伯达的信中，也成为他在各种会议（尤以1962年的“大连会议”为最）上发言的主要内容之一。
有趣的是，就在赵树理频繁向上反映农民吃不饱时，他也写出了一篇《“锻炼锻炼”》（1958）的小说，而其中塑造出的两个落后人物之一便有外号为“吃不饱”的李宝珠。在赵树理的描摹中，李宝珠三十来岁，比“小腿疼”年轻，长相也不错，但她既好吃懒做，也全面控制了家里的经济大权，且支使得丈夫张信团团转。这样，当她制定的家庭“政策”全面执行后，张信就成了她的长工。“自从实行粮食统购以来，她是时常喊叫吃不饱的。她的吃法是张信上了地她先把面条煮得吃了，再把汤里下几颗米熬两碗糊糊粥让张信回来吃。另外做些火烧干饼锁在箱里，张信不在的时候几时想吃几时吃。队里动员她参加劳动时候，她却说‘粮食不够吃，每顿只能等张信吃完了刮个空锅，实在劳动不了。’”时间一长，张信碗里的风景（有时粥里会有一两根没捞尽的面条）就被人发现了。于是队长张太和有一次跟张信说：“我看‘吃不饱’这个外号给你加上还比较正确，因为你只能吃一根面条。”
时代的大环境是农民们普遍吃不饱，这在赵树理那里早已是心知肚明，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也成了赵树理奔走呼号的主要动力。然而，小说中李宝珠的“吃不饱”却是装出来的，她本人实际上并不存在吃不饱问题。我总觉得，“吃不饱”作为人物外号并非空穴来风，而就是外部现实世界真实情况投在赵树理心灵世界的一道暗影，但为什么进入小说之后，“吃不饱”却脱离了客观事象，变成一种调侃落后人物的标签了呢？在“吃不饱”从现实世界到文学世界的转辙改道中，究竟隐含着怎样的症候或秘密？
其实，这是一个很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但我依然想借助于赵树理的文化身份，试析一二。
相反相成：书生本色与作家初心
如前所述，在谈到赵树理的文化身份时，包括席扬、钱理群在内的一些学者都曾把这种身份定位成知识分子，而赵树理本人恰恰也说过：“我虽出身农村，但究竟还不是农业生产者而是知识分子。”宽泛而言，如此定位似说得过去，但问题是，当这些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把西方知识分子的价值理念代入其中，便会与赵树理的身份形成某种错位。因此，这一问题还需要稍加辨析。
自左拉的《我控诉》以来，西方已形成了一种知识分子传统。在这种传统中，怀疑意识、介入意识和批判意识已是知识分子的基本义项，而追求正义、守护理念、批判社会和谴责权势则是他们的日常工作。萨义德曾把知识分子概括为“对权势说真话”的人，可以说是准确地抓住了西方知识分子的共性特征。“五四”以来，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同时也通过鲁迅、胡适等人的身体力行，中国实际上也形成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新传统。这种传统既有“道尊于势”，“从道不从君”等传统文化精神元素的支撑，也有西方知识分子价值理念的灌注，其刚健之气、挺拔之姿同样令人尊敬。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传统并没有很顺畅地落实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实际行动中，许多时候，它只是知识分子心中的一个美好意象。
与此同时，在20世纪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知识分子也形成了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定义与表达，这就是《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那种解释：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而由于自《讲话》以来，毛泽东既强调知识分子要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也在不断批评或批判知识分子自身存在的问题，于是知识分子的动摇性、软弱性、小资调乃至无知识等等便不断被显影、放大，以致知识分子成了“成问题”的人，成了被团结、教育的对象。而经过“思想改造”、“反右”和“文革”等运动之后，西方知识分子那种价值理念和操守已荡然无存，存在的只是汉语词典中释义的那种知识分子了。
把赵树理的文化身份代入到这两种语境之中，我们可能会发现他两边不靠。即他虽然也是“五四”精神的继承者，但他与鲁迅那代人的知识分子性相比，已处在一种弱化的状态。虽然他那种为民请命的举动颇有“对权势说真话”之风，但就其知识和价值谱系而言，他所接通的主要还不是西方知识分子的那个传统。另一方面，又因其农民出身，他似乎也不在毛泽东所反复批判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之内。也就是说，虽然他自许为知识分子，但他作为知识分子只是在词典的意义上才是可以成立的。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我以为任何借助于西方知识分子话语来为赵树理定位的言论，或许都有拔高之嫌。
那么，又该如何确认赵树理的这一文化身份呢？我觉得书生（也就是后来席扬“降调”而言的“读书人”）可能是一个较好的选择。而作为一介书生，赵树理更多接通的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与士人传统。据赵树理自述，他从六岁起，便“由祖父教念三字经和一些封建、宗教道德格言”，九周岁开始，又被其父亲送入私塾读书一年。高小毕业那年，赵树理买到一本江神童的《四书白话解说》，此书实为一位接受过王阳明学说的老古董先生所作，其思想为儒佛相混之物。“这恰好合乎我从祖父那里接受的那一套，于是视为神圣之言，每日早起，向着书面上的小孩子照片稽首为礼，然后正襟危坐来读，并且照在《大学》一书中的指示，结合着那些道理来反省自己”。三年中，“对这部书的礼读没有间断过”。虽然在革命年代这些思想全被赵树理看作封建思想和糊涂思想，是被马列主义“打垮”的对象，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包括赵树理所检讨的“‘人格至上’（在这以前，我以为革命的力量是要完全凭‘人格’来团结的）”在内的儒家思想和士人传统无疑已深深植入他的记忆之中，成为他后来建构人格结构模式和为人处世的重要参照。
另一方面，更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文化对赵树理的长期熏陶和打造。赵树理对民间文化的偏爱是众所周知的，他甚至“热爱到了近于偏执的程度”，以至于有了与“五四”之后的各种新文艺“比一比看的想法”。但以往研究者在面对这一问题时，其重点往往聚焦于赵树理的文学作品，以此论证民间文化如何成就了赵树理小说的独特样式，却忽略了民间文化对赵树理本人的人格结构的打造。而在我看来，后者的影响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几近于无形，但也唯其如此，就更值得引起学界的关注。
于是，有必要引入芮德菲尔德所谓的大、小传统之分进一步分析。在芮氏看来：“大传统是在学堂或庙堂之内培育出来的，而小传统是自发地萌发出来的，然后它就在它诞生的那些乡村社区的无知的群众生活里摸爬滚打挣扎着持续下去。”而在后来者的解读中，大传统相当于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小传统则相当于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前者属于上层知识阶层，较易集中于城市；后者则属于没有受过教育的一般民众，主要“以农民为主体，基本上是在农村传衍的”。而在我看来，小传统之所以能够延续，关键在于它通过民间文化或说唱文学把大传统中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传播了开去，从而让底层民众拥有了一系列与全社会通行的行为准则不差上下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因此，尽管底层民众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他们依然能够明事理，通人情，从善如流，疾恶如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明白赵树理如下说法的深刻之处：“一个文盲，在理解高深的事物方面固然有很大的限制，但文盲不一定是‘理’盲、‘事’盲，因而也不一定是‘艺’盲。一个人长到几十岁，很少是白吃饭的。……而文学艺术在他们的生活中，往往或多或少已经成为构成部分，有的甚至精通了某种民间艺术。”
除去“文盲”与赵树理不符外，我们甚至可以说，赵树理为农民的这番辩护之词也完全可以看作一种自况之语。也就是说，赵树理本人其实也是通过民间文化的耳濡目染使其在“理”、“事”和“艺”方面拨云见日的。而他本人对评书、鼓词等曲艺形式的偏爱，对看戏、听戏、唱戏的痴迷乃至后来主编《说说唱唱》并亲自写戏的种种举动，一方面可以佐证民间说唱文学对他的影响之深，另一方面亦可说明其所作所为依然是对那种小传统的进一步拓展与延伸。而就在与这种小传统的亲密接触中，赵树理的人格、修养、旨趣与关怀，也就更多与民间文化的滋养焊接在一起。
因此，在对赵树理书生身份的塑造上，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大、小传统一并发力的结果。而作为书生，他的价值观中既有“士志于道”、“民贵君轻”的儒家思想，甚至也有“慈悲为本”、“普度众生”的佛家思想（赵树理谈及青少年时期曾从其祖父那里学来了吃素、拜佛、敬惜字纸、慈心于物等）。同时，又因为他自幼便有一种“不通世故的呆气”，及至长大成人后又是很容易发展成一种书生气或书呆子气的。有学者指出：“书生气，是一种不识时务、不会做人、不善处世、不懂分寸、缺乏现实感的表现。”还有学者认为：“书呆子的真定义不是‘只会抱书本’、‘纸上谈兵’，不是这个意思，是他事事‘看不开’、‘想不通’，人家早已明白奥妙、一笑置之的事情，他却十分认真地争执、计较——还带着不平和‘义愤’！旁人窃笑，他还自以为是立德立功立言。”验之于赵树理1949年之后在文学场外的所作所为，这种评价移植到他身上也大体不差。这样，儒性佛性书生气，就可以让我们在解释赵树理为什么会不停地上书、把农民利益看得重于一切时增加一个维度。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三纲五常”、“士为知己者死”等等也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于是，在赵树理的书生意气中，便有了相反相成的指向：一方面是为民而呼，不顾一切；另一方面是为党分忧，精忠报国。赵二湖说：“深受儒家教育的赵树理对党的‘愚忠’，‘武死战，文死谏’的精神多少影响了他的态度。”知子莫若父，知父亦莫若子。这种判断我以为是很有一些道理的。
那么，又该如何看待赵树理作为作家的这一文化身份呢？细究起来，这一问题或许更耐人寻味。赵树理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他写出了那些独一无二的小说，这样，作家身份就在其所有身份中占据着一个最重要的位置。但对于这一身份，赵树理恰恰并不看重。他曾经说过：“我下乡以后就把写作暂且搁过，一心参加工作。我这样想：虽然暂时不能写出东西来，但在另一方面还是做了些工作，这对建设社会主义也有帮助。假如我们下到哪个公社，因为我们和群众一道做了工作，找着了增产关键，粮食多打了几万斤，我觉得这不是件小事；虽然这时没有写出精神食粮，生产出来物质食粮也不错。”这里的说法还比较委婉，而在康濯的记忆和转述中，赵树理表达得就更直接了。当一位下乡的作家感叹有个把月没写一个字时，“老赵连忙接过话道：‘你是说没写创作？可是这个把月，你在农村做了多少具体工作啊！’他不管人家的话是出自无心，而仍然十分严肃地说：‘写一篇小说，还不定受不受农民欢迎；做一天农村工作，就准有一天的效果，这不是更有意义么！可惜我这个人没有组织才能，不会做行政工作，组织上又非叫我搞创作；要不然，我还真想搞一辈子农村工作呢！只怕那样我能起的作用，至少也不会比搞写作小！’”
很显然，在赵树理的价值观念中，文艺工作是低于农村工作的，自然，作家身份也就无法高过他所自封的农业专家身份了。而他几次要求从作协调到农业部去工作的愿望，他在多次讲演中念叨作家“专业”不如“业余”具有优势的思考（例如：“我总觉得搞创作，专业不如业余。专业以后，不容易接触生活。”），他不仅劝说女儿赵广建回乡参加生产劳动，而且还在小说内外为贾鸿年（《卖烟叶》中主人公）和夏可为指出的那条出路（只有扎根农村踏实务农才是正路，小小年纪光想着成名成家跳出农门则是歪门邪道），无不旁证出赵树理对体力劳动的看重，对脑力劳动以及舞文弄墨的轻视。而在我看来，赵树理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想法，其原因或许非常复杂。其中既有他农村工作的偏爱，也有他对劳动至上以及由此关联的农民美德（如勤劳）的崇敬，更有他对那种希望事事立竿见影式的革命功利主义的期待。除此之外，当他的小说不能见容于主流意识形态而屡遭批评时，是不是也隐含着他对写作的某种失望？无论是哪种原因主宰着他，我们所见到的都是一个不得不正视的事实：这位在1949年被定为“方向”的作家却在1949年之后逐渐找不到“方向”，甚至差不多迷失了“方向”，以至于他没办法不遭遇写作困境以至于越写越少。当“文革”之初晋城给赵树理贴出许多大字报后，他曾经说过：“这时候戏也停改了，乡也不便再下。每天除了听一听学毛选的青年们的报告，便读了一本《欧阳海之歌》，这些新人新书给我的启发是我已经了解不了新人，再没有从事写作的资格了。”这自然是痛心之言，而赵树理也就是带着这样一种困惑和遗憾永远告别了他的作家身份。
当然，在他无法写作之前，他也断断续续勉为其难地写作着。而一旦他意识到自己是在写小说或写戏剧时，作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回到了他的身上，这时候，“不忘初心”或许就成为他的本能反应。赵树理说过：“我在抗日战争初期是作农村宣传员工作的，后来作了职业的写作者只能说是‘转业’。从作这种工作中来的作者，往往都要求配合当前政治宣传任务，而且要求速效。”由此看来，赵树理的“初心”就是他的“宣传员”情结，以及由此生成的“配合政治”的意识和希望立竿见影的“速效”效果。而这种写作思路和方案又集中体现在他所谓的“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上。在这个至为凝炼的表达中，“老百姓喜欢看”主要涉及怎样写，而通过赵树理对通俗化、大众化、口语化等方面的执着追求，这一问题已得到妥善解决。“政治上起作用”自然涉及到写什么，同时也需要作者把自己的是非观、爱憎感渗透到他笔下的人物那里，从而产生一种“劝人”之效。只有如此这般之后，政治上才可能起到一些作用。赵树理曾经说过：
俗话常说：“说书唱戏是劝人哩！”这是对的。我们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说评书就是讲小说），都是劝人的。……凡是写小说的，都想把他自己认为好的人写得叫人同情，把他自己认为坏的人写得叫人反对。你说这还不是劝人是干什么？说老实话：要不是为了劝人，我们的小说就可以不写。
在我看来，所谓的“劝人说”似可看作“政治上起作用”的降调处理和艺术化表达。也就是说，“政治上起作用”，其落脚点实际上是人，是劝人向善，甚至是通过劝说，使人的思想观念吻合或趋近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于是，尽管赵树理的小说也揭示了农村所存在的问题，但他的写作重心依然“是要借着评东家长、论西家短来劝人的”。而当他习惯了这种写作路径之后，“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也就成为了一种“程式”或“配方”。在商业性的大众文化生产中存在着“标准化”和“配方”问题，实际上，在赵树理的政治意图比较明确的大众化写作中，也存在着这样一种“程式化”的套路。可以说，无论是他在1949年之前写出来的那些成名之作，还是1949年之后完成的代表性作品，其实都在这样一种套路之中。
由此看来，即便在赵树理的文化身份内部，也无法不形成一种矛盾冲突：当他面对文学之外的现实景象时，他会奋笔疾书，发出“不把人当人”的呼吁，这时候书生本色便跃然纸上；当他回到文学之中准备营造他的小说时，“劝人”的理念又会主导他的思想，这时候作家兼宣传员的角色扮演就会被一次次唤醒。而这种矛盾，也恰恰构成了赵树理及其小说的迷人之处和失败之处。
和事不表理：身份的撕裂与缝合
1990年代以来，身份、身份政治、身份认同、自我认同等等已成为西方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显学。在身份理论的观照下，许多问题获得了新认识和新理解。但当我们面对赵树理的身份问题时，依然有“剪不断，理还乱”之感。这意味着赵树理的身份既有彼时彼地的复杂性，又有无法被西方理论框定的中国特色。尽管如此，我依然想依据上文梳理，试图对赵树理的三重身份及其交往互动予以总体性的评说。
在毛泽东时代，政治无疑是人们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而政治也通过中共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体现在更加具体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1953年，毛泽东在谈及农村互助合作时特别指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吗？”正是在这一思路指引下，中共出台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随后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等等，既是这条总路线的延伸（尽管后来不再提“过渡”），又在很大程度上面向农村，于是广大农村成为“改造”的重点区域，落后的农民也成为“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的重点人群。因为对于农民，毛泽东早已形成过如下判断：“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这意味着在教育、改造农民与建设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绝对的逻辑关系。
概而言之，这就是赵树理所处的历史语境和政治环境。在这样一种语境和环境中，作为党员的赵树理在政治上不可谓不过硬。他曾经说过：“有的人在参加革命前，对党只有几分感情，参加革命后，必须积极补课，发展成热恋，要不，就有可能发生‘离婚’的悲剧。这就好比是旧式结婚，结婚时谈不上爱情，结婚后才发生了感情，这就叫做先结婚，后恋爱。”这种运用民间智慧的通俗化解读，一方面既有“劝人”的特殊效果，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赵树理对个人与党之关系的朴素理解：一个人入党不仅仅意味着“结婚”，而且要发展成忠贞的爱情，唯其如此，二者的关系才牢不可破。而从赵树理对政治形势的紧跟慢赶中，从他老是检讨更熟悉旧人旧事却写不好新人新事的焦虑中，也可看出他对党的赤胆忠心。于是当他在“文革”中被红卫兵看作“反党分子”时，他才会义正辞严地为自己辩解：“我自己是共产党员，怎么还能自己反对自己的党呢？”“我不反党，我赵树理永远不会反党！党培养教育我几十年，我热爱党，信任党。”这应该就是赵树理的肺腑之言。因此，在政治身份认同上，赵树理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
那么，关于民间身份，赵树理又是如何对待的呢？在这一层面，情况似乎要复杂一些。赵树理虽然检讨过自己身上的小农意识，也想真心摆脱这种意识和观念与党保持一致，但他过去在农村的经历，每每遭遇到的农村现实问题，又不时提醒着他的民间身份。格罗塞曾引伏尔泰的话说：“‘只有记忆才能建立起身份，即您个人的相同性。’我今天的身份很明显是来自于我昨天的经历，以及它在我身体和意识中留下的痕迹。大大小小的‘我想起’都是‘我’的建构部分。”赵树理曾无数次地“想起”自己的农民出身，也不断以“下乡”或“回家看看”的方式充实和温习着他与农村的情感关联——“隔一段不来家乡看看，心里头怪想念的慌。”“离的时间过久了，就有些牵肠挂肚，坐卧不宁，眼不明，手不灵，老怕说的写的离开了农民的心气儿。每次回来走走，神经的感应很灵敏，一听音乐，很入耳；一看石头，也开花！”——可以说，无论赵树理是否意识到他自己的民间身份，他这种与农民、农村浓得化不开的感情都让他的这一重身份有了实实在在的着落。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李洁非才把农民看作是赵树理的“宗教”。既然是宗教，也就意味着赵树理与农民的关系并非是一个逻辑或理性层面就可以解释清楚的问题。农民之于赵树理，自然首先是父老乡亲，但更是他情感的寄托之所，灵魂的皈依之地。因此，在民间身份认同上，赵树理同样不存在任何问题。
可以说，在赵树理谱写的身份乐章中，正是这两者奏出了认同的最强音。然而，当这两种身份在赵树理那里安营扎寨时，它们并不能总是相安无事。其原因在于，当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出现问题甚至形成重大的决策错误时，党依然需要全体党员与它保持一致。所谓“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既是对党员的要求，也是一条无法突破的政治纪律。但政策问题和决策错误无疑又会殃及底层，使农民成为直接的受害者。而在此情况下，赵树理就必须做出究竟是站在党这边还是农民那边的二难选择。选择前者是安全的，不会面临受批之苦和牢狱之灾，但他的良心却会感到不安；选择后者是冒险之举，需要胆量和勇气，其后果是扞卫了心中的道德律令却无法与党同心同德。这是讲政治和重民意的矛盾，是党性与人性之间的冲突，甚至是赵树理心中“自我”与“本我”的交战。在文学场域之外，他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是写信、上书、大会说小会讲，以期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如此做法，他既是在替农民说话，又觉得是在尽党员之责。但这样一来，其话语一方面具有很强的僭越性和冒犯性，又明显违背了政治纪律。这就难怪赵树理在“文革”之初的第二份检查中会专门谈及“身份与纪律”问题了：
在工作中看到问题不说固然是自由主义，但应该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通过一定的组织系统正式提出。我的错误在于不知自己懂得多少，又不知天高地厚，在各级领导同志面前妄自尊大，有时像个检查员，大言不惭乱议论一通；有时像个疯子乱开一顿玩笑，连自己也摸不清自己究竟是什么身份。
很可能这是赵树理第一次直面自己的身份问题。他把自己比作“检查员”甚至“疯子”，倒也十分贴切。因为当那么多党的干部或装聋作哑或人云亦云时，正是他还大睁着“检查员”的眼睛，以便看清事情的真相；而他的越级上报也确实几近于“疯狂”，非常人所能企及。然而，也正如鲍曼所言：当“一个人不能确信如何将自己安置于明显的行为风格和模式中”时，或者是，“当一个人不能确信自身的归属时就会想到身份”。此前赵树理似乎从未在意过自己的身份，当他终于“想到”自己的身份时，恰恰面临着受批判的重压，他自身的归属成了问题，他也遇到了严重的身份危机。而那句“连自己也摸不清自己究竟是什么身份”，既是检讨之词，最终也成了无法验明正身的悲凉之语。
如果说赵树理的政治身份与民间身份存在着矛盾和冲突，那么文化身份又在其身份认同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如前所述，此身份中书生与作家的实际行为指向，本身就是矛盾的统一体。当赵树理在文学场域之外活动时，书生意气协助其民间身份仗义执言，民间身份自然也注入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底蕴。然而具体到作为作家的赵树理，则又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因此，当我们谈及作家这一文化身份时，我倾向于把它看作赵树理政治身份与民间身份的调解者。为了说清楚这一问题，这里需要提及“问题小说”。
“问题小说”是赵树理本人对自己小说做法的一种概括，但仔细推敲，所谓的“问题”又是大有讲究的。赵树理说过：“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这一说法既是对他1949年之前所写小说的一种解释，也预示了他今后的写作路径。于是他写《三里湾》，是为了解决“农业合作社应不应该扩大”的问题；写《“锻炼锻炼”》，是“想批评中农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是大的政治政策方面问题的回响，另一方面又与农村工作需要紧密相连。这样，问题固然确实是问题，但生成问题的来源却是“事”而不是“人”。或者更准确地说，贴近政治主旋律的“事”更容易生成诉诸于小说的问题，而游走于民间中的“人”虽然也问题多多，但这种问题可以进入赵树理的现实视野，却很难走进他的文学框架。赵树理认为他的小说缺点是“重事轻人”，沈从文指出《三里湾》“描写人物不深入”，“有三分之一是乡村合作诸名词，累人得很”，这主要涉及写法问题。但在我看来，“重事轻人”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且也是取材角度和主题提炼的限度问题。因为它既圈定了赵树理问题意识的重心所在，也规定了形成问题的方向和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所有这些，都意味着“问题小说”不可能触及现实中更严重的问题。因此，尽管缺粮饿肚吃不饱是1950年代中后期农村问题中的重中之重，但赵树理只是让它进入到了文学之外的书信中，却并没有把它提炼成“问题小说”的主题。与其说这是当时的政治形势或赵树理的党性原则阻止了他的“揭露”之念，毋宁说是“问题小说”本身阻挡了他把此问题推进到文学领域的步伐。实在说来，“问题小说”虽从“问题”出发，但其“问题框架”的设计或构造是不具备接纳如此重大问题的能力的。这就好比土高炉无论建得如何精制，它也无法炼出成吨的钢铁。
这样，尽管赵树理的小说依然不能见容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小说中的小说家言与现实中的赵树理言相比，已温和了许多。而且，即便是批评，其角度已经转移，其锋芒已经弱化，其力度也已大大降低。而由此打造出来的作家身份，自然也就与他的党员、农民身份有了重要区别：如果说政治身份与民间身份不时处在矛盾的两极，那么作为作家的文化身份则处在一个居间调停的位置——往上看，显然要顾及政治政策；往下瞧，自然又不得不顾及民间实情。这两种趋力纠缠在一起，各行其道又各有其理。而一旦它们被带入小说之中，赵树理又总能通过对外界信息的重新编码，对故事情节的重新设计，化解矛盾，平息纠纷，就像他最初把现实中岳冬至被打死的悲剧故事讲述成“小二黑结婚”的大团圆喜剧一样。这其实也是他对自己政治身份与民间身份引发争端的象征性解决。在《“锻炼锻炼”》中，社主任王聚海以及他的“和事不表理”原本是赵树理的批评对象，但已有研究者发现，“真正有人性的干部却是这个人”。而实际上，越到后来，赵树理也越是成了王聚海式的人物。当他的政治身份与民间身份剑拔弩张时，作为作家的文化身份就开始充当“和事佬”的角色了。
然而，如此解决问题，赵树理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尴尬、困惑和痛苦。赵二湖说：“在他身上，有两个原则是不可突破的：一是和党保持一致；二是不胡编乱写，实事求是。那个时代，这二者本身就是个自相矛盾的东西，赵树理也始终在这种矛盾中纠结、苦恼着。越到后期，这种纠结就越多地反映在其作品中，不批评他认为该批评的东西，但要歌颂他要歌颂的东西（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等等）。”席扬则如此描述他的痛苦：“赵树理并非不想‘两面讨好’，然而赵树理所要兼顾的‘政治’与‘农民’二者之间的潜在冲突，不但无助于他在身份坚守时获得价值理性的神圣感，而且主体在卫护已有的‘中间人’知识者身份所需要的内心平衡也终将失去。”而在我看来，这种尴尬与痛苦表面上是身份的撕裂与缝合问题，实际上是价值立场和写作立场的坚守与摇摆问题，最终则演变成了赵树理小说文本中的种种症候：故事的走向不再清晰，主题的呈现比较含混，政治话语既跟不上节奏，民间话语也踩不到步点……。这样，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也就成了那个时代“成问题”的典型文本，他本人则成为作家队伍中除不尽的余数，成为“同一性”美学与文学中“非同一性”（non-identity）的顽固堡垒。时至今日，他的所作所为依然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