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想见识些稀奇古怪的人和事，如果你不怕被这些稀奇古怪的人和事所纠缠和折磨，如果你还有点把握能坚持住说得过去的思维能力，以便看得出这些稀奇古怪的人和事的稀奇古怪之处，那么你就写诗吧。在多数人看来，写诗是件容易的事：一张纸、一枝笔、一点灵感，一点青春就足够了；但我要对此稍做补充：诗歌写作可能像个黑洞，它会把你吸人其中。一旦你开始写诗，你和世界的关系就有了变化，世界本身也改变了：黄色的橘子变成了蓝色的，而蓝色的天空变成了红色的。你觉得你好像被施了魔法，你的场也变了，你的光晕也变了，你觉得你就要发疯。这时，你不知道，疯子们在朝你靠近和聚拢。疯子们都是些敏感的人。他们发现了你的场的变化。他们心想，那是什么？那儿发生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事？于是他们就来了。
来人在我面前坐下，却什么都不说。我知道他有话要说。他的脸已经憋红了，他脸上的疙瘩一粒粒涨得像石榴籽。我以为他见了我紧张，以前也曾有人在我面前紧张得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所以我把脸转开，不看他，好让他放松。他叹口气，说：“我要跟你谈点儿大事。”噢，他不结巴，我自做多情了。他终于鼓足了勇气，开口说话：“中国诗人全都太小气，太没出息，上不知天，下不知地，只能写写身边小事。”我想他是把我也包括在了“没出息”的诗人中。面对一个瞧不起我的人，我尴尬地问他都读过哪些人的诗。他说他没读过多少诗，因为他的家乡(宁夏某地)文化闭塞，找不到什么书。然后他反问我，难道一个人非得读过许多诗才能写诗吗？他问得对，但我没法回答，于是我们沉默下来。他忽然用力地说：“现在我的脑子已飞到了九大行星的边缘！”
我吓出一身冷汗。我虽不知道九大行星的边缘在哪儿，但显然坐在我对面的是个胸怀宇宙的人。他开始谈论宇宙、宇宙的毁灭、诗歌作为一种拯救的力量，等等。他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没边儿，把我这点儿正常的思维能力全唤醒了，自然我们也就越谈越拧。他在屋里激动地走来走去，他质问我是不是一个诗人，否则怎么会不理解他的话。话说到这个分上，我也有点忍不住了，我只好警告他：“你不要弄得比我还有个性！”
像这种“脑子飞到了九大行星边缘”的人我还见过几位。有一位来自山东，是海子的崇拜者。海子去世以后他跑来找我，说要写《海子传》。他递给我一张名片，名片的背面印着：“我是宇宙的大门。我是天地间惟一的沟通者。”就这两句话便使我决定不能信任这个怪物。他问我练不练气功。我说不练。“不练气功你怎么能理解海子？”我说我对海子的理解至少比你多。他急了：“要不是看在海子的分上，我非揍你一顿！”我说如果你看不到我头上在冒紫气(的确有人说过我头上有紫气上升，在河北邯郸)，你就动手吧！他被我说蒙了，忽然意识到他功力不够，因为他看不到我头上的紫气。于是他缓和下来，又回到气功与诗歌写作的话题。“不练气功你就不可能参悟宇宙天地，”他说。“那么看来爱因斯坦也是个气功修练者，不知他练的是哪门功？”听我此言，他转身摔门而去。
这件事发生过之后，我时常在内心向海子默祷：海子老弟，别再让你那些疯疯癫癫的崇拜者再来折磨我了。他们崇拜的是你，可他们纠缠的是我。他们既不懂你的诗歌，也不懂我的诗歌。他们只是在败坏诗歌的名声。由于这些家伙，“诗人”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变成了可疑的人，已经变成了被嘲笑的对象……但海子看来还是要把他的玩笑继续跟我并下去。
一日我在家中坐，有人敲门。我打开门，一位神色慌张的陌生人站在我面前。“可找到你了！”他像找到了组织。我把他让进屋，但想不起我们以前是否见过面。他提醒我记不记得一年前的一天傍晚，他拿着刚从书店里买来的《海子诗全编》等在我学校的门口要我签名。哦，是有这么回事。那天天色已晚，我从外面返回学校，被他叫住。当时我为他居然在校门口等了我三个小时而感动，便借着学校传达室的灯光给他在书的扉页上默写了一段海子的诗歌……见我想起他来，他不再慌张，他开始说服我确信我们上次见面和这次见面都是天定的事。他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他要给我讲点儿不一般的事了。
果然，他问我：“你能不能安排我见一下赵朴初？”我怎么可能安排他见赵朴初？我自己都没见过赵朴初。“你怎么可能没见过赵朴初？”他不信，“你们都是文化人，又都住在北京！”我承认他这话说得还有点儿逻辑。“可我真不认识赵朴初。你要见赵朴初干吗？”他说那次我们见面之后他回到家乡陕西某地。有天晚上他忽然记起了他的前世，他把天地间所有的问题都想清楚了，也就是说他开悟了。他家乡的和尚建议他到北京走走，所以他决定到北京来找赵朴初面谈。见我一脸疑惑，他表示他不相信我对往世、来世之类的事一无所知。“那天我找你签字，海子就站在你身边，你没看见？”我说没有。他不信。我说了一百遍没有，他大失所望。他从沙发上站起身来，自言自语道：“我走了”，但没说“再见”。他似乎不屑于跟我这个俗人来那些俗套套。他走了,带着一脸不屑。他那张慌慌张张的二十四五岁的脸表明他怀里揣着个大秘密。
从前我会毫不犹豫地称这些人为“诗歌疯子”。但是现在，经验告诉我，这些人不是疯子，充其量是些假疯子。假疯子待人接物的法宝之一是，一见面先给你一个下马威，让你觉得他不一般，你必须认真对待他的每句话。他把他的观念或幻觉强加给你，使你的礼貌、你的教养、你的基本理性因为失灵而显得可笑。由于长期沉浸在文学、艺术的氛围之中，我并非不曾体验过，我并非不能理解诗人、艺术家那种来自生命核心的焦虑。这种焦虑一旦患上幽闭症，就会表现为具有破坏、颠覆倾向的疯癫和臆想。这种疯癫和臆想对于艺术、思想上的创造力的好处，已经通过它们作用于格列柯、尼采、洛特雷阿蒙、梵·高、策兰等人。当然，精神上的疯癫一旦变成病理上的疯狂，使得基本的思想能力遭到破坏，疯癫或疯狂的魅力也便随之消逝，在这方面，晚年的荷尔德林是一个例证。
如果上述各位算得上真疯子的话，那么在真疯子和假疯子之间显然存在着一些根本的差别：首先，真疯子并不以疯癫为荣，反倒是那些假疯子努力向别人标榜自己的“疯癫”。其次，尽管真疯子和假疯子都有自大和谦卑的两面，但真疯子从不以自，大来掩饰谦卑，也就是说，他们不懂得像耍阴谋一样给你来个下马威。第三，除非他们精神上的疯癫变成了病理上的疯狂，真疯子的疯癫总是对事不对人，而对于所爱之人，他们温和一派，对于陌生人，他们冷漠有加。第四，真疯子的语言方式是自言自语，他们外向的暴力时刻来源于他们高度的幽闭，因此从根本上说，他们不是以语言为手段的侵略者和征服者。
我见过的真疯子不多，其中有一位给我留下了印象。这是一个女人，山西太原人，三十来岁，有些文化，写诗，可以用“姣好”来形容她的相貌。我们在北京的一个改稿会上见过一面。那天我讲完课，一些学员来找我留地址。待学员们散去，她走上前来对我说：，“您讲的课对我很有启发。能不能请您给我的几首诗提提意见？”她把几首诗摆到我面前，我看了看，并不太好，一般文学青年的水平。我提出几条意见。她说“谢谢”，然后从兜里掏出来个钥匙链。“我有一份小礼物送给您，您能收下吗？”钥匙链算不上什么贵重的礼物，又见她很诚恳，我便收下了。
我本以为这是一个极普通的钥匙链，没想到收下它我便也收下了这个姣好、诚恳的女人的有病的大脑。半年以后，当我已忘记了这个女人时，忽然收到她的一封信，信上写着：“本女王现诏你进山西，封你为伯爵。”。她的信是由当时在《诗刊》工作的批评家唐晓渡转给我的。我把信的内容讲给他听，他说他也收到了这女人的一封内容相同的信：也诏他进山西，也要封他为伯爵。我提起半年前这女人曾送我一 个钥匙链，他说这个女人当时也送了他一个钥匙链。于是我们俩 “伯爵”在文联大楼里不禁哈哈大笑。
《诗刊》编辑、诗人邹静之给我讲过另一个疯子的事。有一段时间，他每天都能收到一封电报。电报内容与一般言简意赅，诸如“李克明5月19日乘666次车到京请接站”之类的东西不同，而是具有一种抒情性的缥缥缈缈，比如“秋天来了，树叶红了”。这种违反常识的电报让人摸不着头脑，让人觉得自己被一个躲在暗处的、意图不明的人给盯上了。静之的不安一天比一天强烈：“每天你桌上都摆着这样一封电报，你想想那会是什么感觉！”随着静之的不安逐渐变成恐怖，恐怖的电报就来了：“我在逃亡。有人要在密林里杀死我。”
此后的电报一封比一封血腥。静之努力控制自己，不去读桌上那血淋淋的电报，但鬼使神差，他又总是控制不住，他觉得自己正被一步步拖向疯狂。但后来电报不来了，静之松下一口气，可同时内心也有了些空落落，觉得一个故事没有结尾。
一天，静之在文联大楼里的《诗刊》编辑部接待了一位浙江青年诗歌作者。那人间静之：我拍给你的那些电报你都收到了吗？静之大吃一惊，原来那些血淋淋的电报都是眼前这个人拍的。可看他的样子，正经的文学青年，老实巴交，不像个爱搞恶作剧的家伙。那人与静之聊了半天诗歌与诗坛，一切正常，只在临告别时脸上露出了狡猾的，也可以说是白痴的，也可以说是疯狂的微笑。他低声对静之说：“我留在《诗刊》的稿费你就随便花吧！”此人曾给《诗刊》投过许多稿，但从未在《诗刊》上发表过，哪儿来的稿费！这下静之看得清清楚楚：一个疯子！
疯子并不使人厌烦。他们是一些精神上的失败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谁又不是失败者)，他们并非有意要搅得别人心绪不宁。理智健全的人在面对他们的时候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真正使人厌烦的是那些目的明确的装疯卖傻之徒。诗歌圈子里这类货色不少，有的成了名，有的没成名。他们太了解在诗歌圈子里如何打界外球。他们太了解如何把自己打扮得超常一些。他们按照李白、柳永、雪莱、拜伦、波德莱尔的样子来设计自己。他们肯定，不疯不癫就不叫诗人。看看看看，诗歌毁了多少人啊！在我刚开始写诗时，我也迷恋过超常行为。我曾凭一个人的行为举止来判断他是不是一个诗人，我把超常的行为举止作为热情来看待。结果我过高估计了某些人。那些人的诗歌写得如此之差，其原因在于，他们不具备超常的思维，而仅仅把"超常"归结为超常的生活方式，这种“归结”本身恰恰太不超常了。
不错，在超常的思维和超常的生活方式之间，的确存在相当密切的联系(古人称兼备此两者的为“狷介之士”)，但超常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超常的思维作基础，那么这超常的生活方式便必是学来的和做出来的，并且最终是不真实的。在这个时代，生活方式成了头等大事，不论对于诗人还是其他人，均莫不如此。生活方式在整个文化中地位的浮升，意味着生命本质的消散和思想精神的崩溃。这样，在一部分人眼里，文学就成了对于生活方式的书写，超常的文学就成了对超常的生活方式的书写，而为了写超常的文学，生活方式便必须超常，生活方式超常了，文学还能不超常吗？一个写作与生活的怪圈由此形成，这导致了对于生活本身的遮蔽。海德格尔有一句口号：“人的诗意的栖居”，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么何谓“诗意”？是超常的生活方式吗？由于人们对“诗意”的不同理解，“人的诗意的栖居”实际上是一句废话。在“诗意”的名下栖居着多少庸才和笨蛋！他们把自己装扮得比诗人还诗人。如果他们不来纠缠你，那就由他们去吧，如果他们敲你的门，你就记住：凡是太像诗人的肯定不是诗人，至少不是好诗人。
那时我还在新华社工作，一个电话把我叫到传达室。一个矮个子在那儿等我。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反问：“这重要吗？”这句反问逼出了我的庸俗相。我自惭形秽，无地白容；我算哪门子诗人？我就该呆在办公室，端着架子不下楼，让他自己去爬楼梯。是啊，他叫什么不重要，可他干嘛非得找一个叫"西川"的人？不过，尽管我心里波涛翻滚，我还是坚持住了我爹妈教我的礼貌待人。我请他去我办公室，可他一屁股坐在了传达室的沙发上：“咱们就这儿聊吧！”我真恨不能潇洒的是我而不是他。他开始诉说他的苦闷、他的愤怒，他向我抱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人心，他痛斥了这个国家、这个文明。我坐在一边，没有插嘴的余地。
传达室里人来人往，别人听到我们的聊天(更准确地说是他的独白)，都朝我们这边瞟。但事已至此，我只好假装没看到别人的目光。独白者说完了，胸中的郁闷排泄掉了(这叫不叫“直抒胸臆”？)，安静了一会儿。我以为他要告辞，但他的屁股还挺沉，他又向我打听起我认识和不认识的诗人的近况：这个人是不是离婚了？那个人是不是还没有男朋友？某某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某某的老婆为什么要自杀？某某是不是就要得诺贝尔奖了？此人如此喜好打探别人的隐私，如此不把自己当外人，简直像个特务，于是我决定一概回答“不知道”。“你该下班了吧？”我说“对”。我把一下午的时间白白搭在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身上，或者说这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白白侵略了我一下午。我们两人走出传达室。分手的时候，他冒出一句：“一个人。还活着，躯体已经发臭了！”这句话骂得还算精彩，尽管他骂的是我。我不知道他这是从哪儿抄来的，还是他事先已准备好，待我们分手时把这句话捅给我。总之，他比我更像个诗人。
什么鸟诗人，全是毛毛虫，连张打油那样自得其乐的诗人他们都赶不上。可他们一个个神色匆匆，神神秘秘，脑子里乱七八糟，全是干大事的样子。他们走东家串西家，觉得天命在我，侵略你一回，搅和你一顿，那是让你见识一下何谓“不羁”。他们倒是“不羁”了个够，咱们干嘛非得蹲班挣钱由他们侵略和搅和？对付这样的人，一个两个我还凑和，人来得多了，我就不得不有所反抗。我在办公室的门上贴出告示：“来人谈话不得超过一小时，饭食自理。”可在多数情况下，这告示贴了等于没贴，没人在乎。
只有一个人，把头探进我的办公室，问能不能占用我“半小时”。我立刻喜上心头，心想毕竟不都是毛毛虫。为了表达我对他的感激之情，我带他去了咖啡厅。他说他写诗，可主要搞政治。搞政治就搞政治吧，雪莱、拜伦也搞政治，李白、杜甫也想当官。我们在咖啡厅里坐定，他从双肩挎里掏出几首诗要我指正。我照例夸他写得不错。他一高兴，又从挎包里掏出一本16开黄色封面的油印杂志。我以为是本文学刊物，打开一看，才知道那是本政治刊物。青年政治精英我见过的不多，但也不少，绝大多数是白痴，一腔热血，一脑子理想，自私自利，自以为是，拿哲学来搞政治，拿文学来搞政治，虽说这也没什么不可以，可他们就是不知道何谓“政治”。
其实话说回来，只要我对付得了，我还是能够面对别人的疯癫、超常、怪诞与张狂，我甚至能够欣赏这一切，只要他疯癫有道，超常有道，怪诞有道，张狂有道。麻烦就麻烦在许多人就是没这个“道”。所以有人疯癫到杀人，超常到欺骗，怪诞到一朗诵诗歌就满脸泪花，张狂到要拿着《我微笑着走向生活》这样的儿歌去斯德哥尔摩。
龙吟这个人我虽然没见过，但见过他那三册煌煌巨着《龙吟抒情诗选》。在每一册诗选的封面勒口上都赫然印着：“龙吟，中国当代著名诗人、外交家、天才家(天才也有个“家”吗？)，亚洲第二个泰戈尔(这泰戈尔真害了不少中国诗人，每一个能歌颂两句真善美的人都觉得他是泰戈尔的嫡传)……”
三册《龙吟抒情诗选》中共收入87幅照片(每册29幅)，照片中包括某些国家领导人的题字(不知是真是假)，题字内容不外乎“国家的光荣，民族的骄傲”，“振兴家乡文化事业”之类：有两幅照片我印象极深，一幅根据照片说明，是龙吟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可照片中只有龙吟一人坐在沙发上，美国记者坐在了照片之外。所以我们不知道是否真有个什么吃错了药的美国记者坐在他对面。也许有，但不是美国记者，而是爪哇记者。另一幅是著名诗人龙吟与家人的合影。他家人口真多，大姑小姨站了两排，两排人后面是龙吟家在乡下的几间瓦房。照片下面注着："著名诗人龙吟与著名女诗人秋水与龙吟家人合影。"
龙吟在照片中站在第一排左首，那么秋水就该是那个站在右首的女人。可我不知道中国还有这么个名叫“秋水”的“著名女诗人”，遂向友人讨教。友人笑我愚：“那是他老婆！”还真有人觉得“诗人”之名怪值钱的。我随便翻了翻这三册书中的一册，见其中收有许多龙吟的赠人之作，所赠之人，要么臧克家，要么贺敬之！我记住了他赠贺敬之诗中的一句：“一天不登门您就把电话拨响。”这说的是他天天去贺敬之家讨教，贺敬之爱惜他的才华，所以他一日不去，贺敬之就给他打电话，以解惦念之苦。如果臧、贺二老真认识龙吟此人(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我建议他们好好管教这个骗子，别让他毁了二老的清誉。傍《龙吟抒情诗选》这样的书居然也能在我华夏大地上出版，实属荒唐之至，而最具象征色彩的是该书出版单位乃中国盲文出版社。
骗子的骗术各有千秋，可他们在欺世盗名这一点上又把牛吹得太相似。有一位专写阴道、阴蒂、阴唇、乳房、肛门和阴茎的骗子，曾在他为之打工的一份杂志上宣布自己是中国当代“四大文化巨人”之一。我曾疑惑该杂志是否还有几个正儿八经的编辑，怎么会编出这么一期让人笑掉大牙的杂志。有知情者告诉我，那是这个阴道诗人乘众编辑打盹之机自己跑到印刷厂去撇下了原已编好的稿件，换上了他的私货。待杂志印出来，所有编辑全傻了眼。可他们不愿赔钱暂停一期，于是这期杂志便运到了市面上。
如果说龙吟和这位阴道诗人吹牛行骗还是为个名(想出名也不失为一种追求)，那么，有一位骗到了我头上的骗子，我就不明白他的动机了。他像所有我见过的假疯子一样懂得给我来个下马威。他一踏进我的屋门就感叹了一句：“圣诞树被人砍走了。”这句话弄得我完全晕了头。我对他说：“好歹我也是个诗人，没见过你这样的，你给我好好说话。”他这才报上家门，自称叫丁当，西安人氏。西安是有个诗人叫丁当，属《他们》杂志一派，我从未见过。我想不管人家是哪一派，既然人家好心来看我，我就不能怠慢人家。
时至中午，我留他家中便饭。记得那天我们吃的是面条。他吃饭倒不挑三捡四，吃完后还伸出舌头把碗舔了个干净，大概学的是哪个少数民族的样。我暗自称奇，觉得人家真像个诗人，走南闯北，什么吃饭的样都见过，而我，蜗居北京，还要为五斗米折腰。我正害臊之际，见他用舔过的碗盛了碗开水，兑上点儿酱油弄了碗汤。他吸了一口说“鲜”，然后把碗端到我面前让我也尝尝。这下我认输到底了：你是诗人我不是还不成吗？饭后我们又聊起些诗坛上的人物趣事，他知道的还真多。他临走，我送给他一册我和友人一起办的小杂志《倾向》。他还要走了我一张照片。我一个大男人，送人照片干什么？可他态度坚决，说要把照片带回西安让朋友们看看西川长什么样。话说到这个地步，我也不得不给了，否则叫不识抬举。
如果这个丁当就此回了西安，那一切便都顺顺当当。但没过几天，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打来电话，说他们扣住一个骗子。那人自称是诗人陈东东，还拿出陈东东的一首诗作为证据。东东的那首诗就刊登在《倾向》上，偏巧我也送过那位清华的学生一册《倾向》。于是假丁当、假陈东东露了馅。清华的学生看在此人也算文学青年的分上，并没有难为他，收了他的《倾向》和我的照片，便把他放了。但他似乎并未从此改弦易辙，而是骗上了瘾。一日，云南《滇池》编辑米思及打电话到骆一禾家，问他西川是否来了云南，因为编辑部来了一个人，自称叫西川，而且他所说的西川的情况都对，但米思及还是觉得那人身上有什么地方不对劲。骆一禾告诉米思及西川并未去云南：“昨天我们还在一块儿。”那个假西川后来的下落如何，我不得而知。不过再后来陈东东又给我讲过一件事，极像此人所为。某日东东接到一封信，内蒙某地一个女孩子写来的。信写得情意绵绵：“东东你还记得那天我冒着大雨送你上火车的情景吗？”到说起这件事为止，东东还从未去过内蒙。东东说他真冤，什么好事都没沾上，却得为一个骗子背黑锅。难道这个假丁当、假西川、假陈东东又骗到了内蒙。他到底想干什么？
谁都知道，诗人们尤其知道，在今天，诗人的日子并不好过，可为什么，诗歌还会被假疯子、真骗子视为一道山门、一段阶梯、一座演武场(我在此记下的只是极少几位，我见识过和听闻过的稀奇古怪的人和事比这要多得多)？有时我想，中国的诗歌传统也许太过丰富，有如一座大山，无需走近就能远远望见，省却了我们为发现传统和重塑传统而必须付出的辛劳；而从《诗经》、《楚辞》到现代诗歌，这其中的岁月也许太过漫长，让一个对诗歌一无所知的人会觉得他既生在“诗国”(何其烂俗之说)，那他就多少有些诗歌细胞，就如同一个长居深宅大院的仆人会在幻觉中以为那深宅大院自有他的一份。不能说这种看法全无道理，但自觉和不自觉地强化这种看法就是自欺欺人。而一种自欺欺人的诗歌土壤能产生什么样的诗歌，我们可想而知。
中国诗歌有过它的辉煌，中国诗人有过大出风头的时代。据传在李白被玄宗赐金放还之后，一日与友人乘舟游江，江边立时欢声雷动，成千上万人汇聚两岸，要一睹当朝大诗人的风采。又据传苏轼晚年蒙神宗皇后赦罪，白海南一路北返，所过州县，常出现万人空巷的场面。从这些美好的传说中，不论是诗人还是诗歌读者，都培养出了一二三四种有关诗人的理念：一、诗人是超常的，不一般的，可以被观看的，因而诗人和演员有相似之处。二、诗人既然和演员有相似之处，那么他的疯癫和怪诞便可以被原谅，一经被原谅，他也就可以被效仿。三、疯癫、怪诞因此转化成某种文化特权，这种文化特权与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成为大众的神话。四、既然特权、权力可以被追求，那么诗歌写作便成为人人可为之事。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