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2日，台湾着名作家陈映真在北京逝世。他的离去，是台湾左翼文坛的重大损失。陈映真出生于日据时期的台湾，目睹了两岸对峙所造成的人间悲剧，充分感受到台湾底层人民的痛苦和挣扎。作为一位受鲁迅影响较深，本身还因“组织聚读马列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而入狱的爱国知识分子，他的不平凡经历使其创作显露出受存在主义影响的特征，对人类的生存意义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还在痛苦的写作与反思中睿智地体会到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异化、荒谬、孤独、绝望和虚无。显然，我们不能就此认为陈映真是一位存在主义者，但美国存在主义哲学家W. 考夫曼说得好:“存在主义是一种每个时代的人都有的感受，在历史上我们随处都可以辨认出来。”陈映真正是将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与感受投射到其小说创作实践中，与流行于20世纪文坛的存在主义思潮产生某种精神暗合，找到某种契合点，塑造了一批孤独的“虚无者”形象，对人的存在问题、存在的荒诞性以及沉沦与焦虑等进行了揭露与阐释，从而揭示世界本真的荒谬性与虚无性。因而，陈映真小说创作中流露出的“虚无”书写倾向，非常值得关注。
一、虚无与虚无者
要探寻陈映真小说的“虚无”书写，首先必须辨析存在与虚无这一对哲学概念。海德格尔认为，生存的本质在于生存的意义，当人进入世界后，若能实现“成为自己的可能性”，便是真实的存在，如若不能实现“成为自己的可能性”，便是不真实的存在，即为虚无。萨特在《存在与虚无》这本着作中也告诉我们，虚无依托于存在，“因为，无论如何，为了自我虚无化，就必须存在。”所以要弄清楚虚无的概念，应该从存在入手，“虚无由之来到世界上的存在应该是它自己的虚无”，即是说印证虚无存在的那类存在是一种否定性的、可能被解释为什么也不是的特殊类型的实在。由此可见，虚无内含质疑的特征，包含着一种否定的性质。其次，虚无要想对人发挥效用，必须要有自由做条件，因为人如果固步自封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就不能够自我审视，唯有跳出当下身处的环境，脱离保守思想观念的桎梏，才可能自由地发现一个真实的自我。然而，这种自我尝试下的独立与背离，常常使人衍生出虚无感。最后，虚无具有超越性，对现实存在进行质疑，跳出自己的圈子反观、凝视自身，或许会有两种结果：一是对于过去式的自我否定，二是对于未来式的自我焦虑，所以恐惧和焦虑常常是虚无感生发的前奏。
根据萨特的观点，我们可以大致归纳“虚无”生发的缘由：一是人的质疑和追问会得到否定性的回答，正如当人们发现自己报以为信条的宗教信仰和仁义道德是伪善和空洞时，人的内心深处会产生一种否定信仰、遗失自我的虚无感；二是人们在自由意识中，不断进行自我审视，反观自己的存在，在这种自我精神离析的过程中，人们会发现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冲突，甚至是自己和自己的对立和矛盾，进而产生虚无感和难以派遣的孤独，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当事人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自我调整，就会造成精神分裂和精神失常，或出现自欺欺人等行为；三是虚无感常常发生在有超越自我的那类近乎先知之人的身上，这种虚无既不是来源于信仰的缺失，也不是生发于对自我的排斥和否认，而是带有一种恐惧和焦虑的情绪，恐惧的是看清了本真自我后无力自救的困顿，焦虑的是未来不能预见更好的自己和实现理想中的自我，好比梦醒之后无路可走，产生的虚无和绝望心理。
陈映真在小说创作中塑造了一系列的“虚无者”众生相，我们可以根据萨特所强调的“虚无”之生发的三种缘由，将这些“虚无者”分为三类：第一类虚无者是信仰失落的被欺罔者。小说《我的弟弟康雄》中“我”将弟弟的寂寞和早逝，也即康雄变身为虚无者的原因指向“初生态的肉欲和爱情，以及那安那琪、天主教或基督教都是他的谋杀者”，《故乡》中“我”所崇拜的哥哥，用传教士的热情和虔诚的内心使全家受到了洗礼，然而家道中落后，哥哥看到了宗教信仰在面对现实困境时表现出的无助和苍白，最终变成一个“放纵邪淫的恶魔”，一个无所依存的虚无者；最典型的一例当属《某一个日午》中的房氏父子，儿子房恭行于父亲青年的信仰和理想中认识到自己的生命和生涯都只是腐臭的虫豸，深感自己生活在“巨大的组织性的欺罔中”，这类虚无少年都经历了信仰的背叛和欺骗，他们在精神被掏空和心灵备受折磨之后，只能在虚无中放纵和消耗自己。
第二类虚无者是由于自我凝视、自我反观、自我省察后，发现了自己精神上存在矛盾斗争的困惑，或是窥见了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和隔膜，而感到孤独和虚无。这类虚无者在陈映真小说中多表现为精神失常者，且普遍是有过不幸的童年生活或经历过战争创伤的受害者。《文书——至耀中毕业纪念》主人公安某，《贺大哥》中的精神分裂者麦克·H·邱克，以及《万商帝君》中自诩为“万商帝君”的林德旺都是这类虚无者，他们在凝视自我的同时，发现了自己灵魂的罪恶，进而在痛苦不幸的回忆漩涡中越沉越深，不能自拔，终于导致精神上的虚无和分裂。
第三类虚无者是彻底的孤独与绝望者。他们都是在逃脱了既定生活、透视了现实，超越功利、肉欲和凡俗后，进而感到生命的空洞和虚妄的孤独患者。《将军族》中的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儿正是以一种看破尘世的姿态和厌世的心理步入虚无者的行列；《猎人之死》中的维纳斯与阿多尼斯同样都是虚无者，但前者应列入失去信仰和梦想而堕入虚无的一类，而阿多尼斯则是由于过度地追求理想主义和完美主义，终于在现实情欲面前缴械投降后，转入虚无和虚空；《第一件差事》里的胡心保，尝试站在幸福的家庭、蒸蒸日上的事业以及婚外情的喜悦之上俯瞰自己的人生，终归发现自己的存在是一场徒劳和空虚罢了。
二、虚无者的自我存在认知
对于陈映真小说中的“虚无者”进行分类不过是一种考察方式，事实上很多时候很难严格地将这些“虚无者”进行归类，因为他们的“虚无”之生发有时并不是单纯的一种缘由所致。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这些“虚无者”其实绝大部分都不是单纯的消极灰暗的角色，陈映真塑造他们的形象乃是试图通过虚无来阐释存在的意义和人的生存价值。这种建筑在虚无废墟之上的、对于自我存在的认知，是虚无者的自省，是对自我存在意义和价值的自我审判，不仅需要当事者有足够清醒的自省力，而且还需要有面对自我的勇气，正如鲁迅那样敢于毫无保留地大胆自剖自己的无畏精神一样。
陈映真小说中的这些“虚无者”，大多是在生命猛回头时，听见了唤醒心灵深处那个纯真、无邪、健康的本我的钟声，被钟声惊醒的主人公们会从虚幻的梦乡中醒悟过来，进而对于自己孤独、虚空的身份进行审视，这种自我凝视让身处于绝望和孤独状态中的自我感到自我存在的虚无和荒诞。陈映真描写这些虚无者的自省，其实是对于人的生命存在，包括生命的过去时、现在进行时、未来时的全方位审视。以陈映真1960年初发表的小说《我的弟弟康雄》为例，康雄自戕前留下的最后的轨迹记载了一个被欺罔者恍然醒悟的痛楚状态：“我没有想到长久追求虚无的我，竟还没有逃出宗教的道德的规律……我在这一个从生到死丝毫没有和人间的欲情有分的肉体前，看到卑污的我所不配享受的至美。我知道我属于受咒的魔鬼。我知道我的归宿。”康雄所追求的虚无其实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自由，是人的存在所能达到的至高境界，然而这虚无终究是水中月般的虚妄，仅仅局限于狂想。当康雄意识到，自己所追求的虚无其实是混杂着清规戒律和情爱欲念的伪虚无时，他只能接受自己长久以来自我催眠、自我欺骗的滑稽事实，但这样的事实于他来说是绝望和虚空的，是他难以接受但又不得不接受的致命打击。
还有小说《某一个日午》中，房恭行在阅览了记录着父亲青年时的信仰及梦想的书籍、杂志、剪辑和笔记后，不仅恍悟到自己二十几年的生命和存在如虫豸般腐朽、破败，而且对于一手创造了这样一个萎缩的、无能的、懦弱的、被阉割的宦官似的生父，由崇拜转为轻蔑。在偌大的一场欺罔局域中生长的房恭行虽然在下女采莲那里得到短暂的慰藉，可是肉欲上的满足是不能完全拭去心灵上的创伤和空虚，房恭行为了逃避、摆脱这样一个有组织性的欺罔环境，必须选择一种行之有效的行为，那就是用虚无来填充自己，来表达自己被欺罔的愤怒和无助。房恭行过去时态的存在是寓居在其父编制的瞒与骗中的存在，他如果继续这样的生活无疑是承认自己说自甘堕落的寄生虫，是被人把玩、操纵、控制的行尸走肉；房恭行现在进行时的存在更为复杂，是一种于混沌中初醒，虽然对过去嗤之以鼻，但是却不知道如何自救的惆怅与焦虑的存在；房恭行未来时态的存在，不是肉身客体的律动，而是永恒地践行着重生行为的存在，即奔赴于永恒的虚无之中的存在。
陈映真对于虚无者自我存在认知的书写，比较集中于他早期的作品，尤其是对精神上积贫积弱的知识分子青年的书写。一个个稚嫩的、新鲜的生命，在赖以支撑他们青春而华丽的梦想的支柱——信仰、信念、或是崇拜对象的轰塌后，感到羞耻、愤怒、悔恨、无助、孤独，最后不得不走向虚无的道路。当然，在陈映真后来描写关于揭示西方跨国公司腐朽内幕和在现代企业制度下都市异化人生的小说篇章中，也不乏虚无者形象的塑造和对虚无的自我存在认知。如小说《上班族的一日》中，黄静雄的信仰较之康雄和房恭行的宗教信仰和精神崇拜，更加具体化，更加物质化，他的信仰就是工作、升职、加薪。黄静雄将他十年来生命的焦点和最具创意的心力都集中在工作上，他的工作得到公司认可，连年被提拔、晋升。然而，人的欲念是无穷尽的，膨胀的欲望在被现实击落后，黄静雄回首过去却发现生命的空洞和庸碌，他终于对上司杨伯良坦白了“大家这样互相欺骗，没意思。”黄静雄的虚无感乃是由于物质欲望的引诱，有别于康雄和房恭行被宗教信仰和思想形态意识上的欺骗。但是，醒悟后的黄静雄同样感到一种委屈的、不能言说的、凄楚的空虚，由空虚转而开始变得惊慌失措、生疏，甚至愤恨，在试图给所有的朋友通电话寻求思想解脱的倾诉中，他开始对整个世界感到厌倦和绝望，最后变成了一个被世界所抛弃的、孤单的、彻底的虚无者。
虚无者的自我存在认知必然在心理上激起被欺骗的、愤恨的、忧虑的、躁动的等诸如此类的情绪，在诸种情绪的驱使下产生反叛意识和抗争意识也是一种必然。如康雄的抗争意识体现在他自由蔓生的狂想思维，以及自责、自咒、自虐的自我毁灭的决绝行为；房恭行的抗争意识则主要体现在他蔑视父权威严的勇气，以及否定自我存在意义的坦诚；黄静雄的抗争是在被欺骗的梦境中惊醒之后，便毅然决然地选择辞职不干，进而重拾青年时做电影家的理想。由此可以看出，虚无与反抗则是一个另外无法避免的话题。
三、虚无者的反抗意识与策略
在陈映真塑造的众多“虚无者”形象中，绝大部分都具备了反叛、战斗和抗争意识，这大概归功于鲁迅和契诃夫对于少年陈映真的影响。无论是鲁迅的充满抗争意识的呐喊，还是契诃夫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都长时间地滋养了陈映真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这使得陈映真在小说中塑造“虚无者”形象的时候，并不仅仅只是描绘他们被虚无化的人生和被虚无化的思想，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赋予了这些“虚无者”蓬勃的生命反抗意识和决绝的斗争精神。
（一）虚无者的反抗意识
其实，在不同的小说创作阶段中，陈映真对于“虚无者”的表现和“虚无者”内在精神里反抗意识和斗争意识的描述是不尽相同的。学界对陈映真小说创作的划分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两分法，另一种是三分法。第一种分法以1966年作为分水岭，将陈映真的小说创作分为前期和后期，认为1966年以后，在陈映真的小说创作中“嘲讽和现实主义取代了过去长时期以来的感伤和力竭、自怜的情绪”。第二种分法较之第一种更加细致，将陈映真的创作分为早期（1959-1965），中期（1966-1975），和后期（1978-）。认为陈映真早期的创作多描写小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中期创作因系作者思想向“左翼”突变，所以作品多为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产物，后期创作则是其小说创作成就最高的时期，“作者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表现台湾社会现实与历史重大题材，并提出关于民族命运与国家前途的严肃思考。”我们姑且采用刘福友先生的三分法，对陈映真在不同时期的小说创作中所塑造的虚无者及他们的反抗意识做一个简要的考察研究。
首先，我们来看陈映真早期的小说创作，主要代表作品有《面瘫》、《我的弟弟康雄》、《家》、《故乡》、《死者》、《祖父和伞》、《猫和它们的祖母》、《那么衰老的眼泪》、《苹果树》、《文书——致耀忠毕业纪念》、《将军族》、《一绿色之候鸟》、《猎人之死》等。除去《面瘫》、《死者》和《祖父和伞》，其他几部小说都普遍而鲜明地展示了虚无者的反叛和抗争意识，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信仰的沦陷或甫失童贞的凄绝与寂寞，多半发生在男性青年知识分子身上，多见于都市书写中。如《故乡》中“我”的哥哥在青年时深受基督教的影响，无视全镇人异样的眼光和絮叨的议论，以虔诚的、热情的、雄辩的传教精神，将耶稣之爱弥撒人间，然而这种博爱和奉献精神在家中生意失败、父亲咳血而亡、债权人上门讨债的现实情境下终于彻底崩塌，“我”的哥哥终于变成了一个“由理性、宗教所合成的壮烈地失败了的普罗米修斯神”。《文书——致耀忠毕业纪念》中的安某则是由于青年时参与的为着正义和自由而战的爱国战争，被证实为是冷血的杀戮和残暴的破坏，由此造成精神受骗和精神创伤。《一绿色之候鸟》中的赵公则是因为人到中年恍然得知自己青年时满脑的人道主义新思想，是建立在被自己遗弃和糟践两个妻子的生命之上，这种讽刺和荒诞的事实让他的精神堕入无边的虚无中。《猎人之死》套用希腊神话，将爱之女神维纳斯塑造成一个困扰在无尽的求爱、寻爱、恋爱中的失意人，将猎人阿多尼斯塑造成一个自诩为猎人，却“没有弓，没有矢，也没有剑”的患有夸大妄想症的虚无主义者。这些“虚无者”都有反抗意识，他们的反抗是一种夹杂着失落与愤懑的反抗，是由于信仰破灭、精神摧残、梦想之不得实现而生发出来，对于青年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反抗又被镀上了一层意志薄弱和神经衰弱的忧郁。
二是由于不开化的故乡、封建野蛮的风俗、亲人间的隔膜等造成的心灵创伤，这部分虚无者形象多出现在陈映真早期的乡土书写和底层书写的作品中。如《猫和它们的祖母》中的少女娟子因不能宽恕私通产子的、流亡了一生的母亲，不能抵御爱情与性欲的引诱和希求，终于“遗弃了一切既有的价值和意义，包括伊的祖母在内……除却欲望之外，尽力地懒散而延宕地过着日子”。《那么衰老的眼泪》中的康先生因为儿子青儿的反对而葬送了他和阿金的忘年恋，拿掉了属于阿金腹中他们的儿子，最终阿金带着无奈被家人领回乡下家人，阿金的离去带走了康先生复苏的青春和生命，留下一个行将就木的衰老之人的空虚和悲愁。《将军族》中的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儿都是命运悲惨、身份卑微、贫穷潦倒的、在社会底层里挣扎求生的苦命人，三角脸在经历了大陆战乱的恐惧后流浪在他乡，变成一个狂嫖滥赌的独身汉，小瘦丫头儿则是被家人当做牲口出卖的、被遗弃的孤儿，尽管如此他们都挣扎着求生，但现实带给他们的不是生的光明，而是死的黑暗，最后他们对于今世深感厌倦，遁入虚无的新生。这些“虚无者”的反抗意识主要是针对于外界施加给他们的难以承受的压力，包括他人的眼光和流言蜚语、亲人的不理解而造成的精神打击、人性中的隔膜、对于爱情或美好生活之追求的受阻等，当然他们的反抗也是令人绝望的。
三是在前两种因素混合交织中诞生出的虚无者，故事多半生发在由乡村到都市的、怀揣梦想而不得实现的青年人身上。如小说《家》中塑造了一个在父亲早逝、家道中落之后，承受着亲人殷切期望和乡民们“可恶的善心的凝视”的眼光中离乡求学的青年形象，但他的求学生活使他沦为被大学那扇窄门践踏和操控的蝼蚁一般的学生，并在返乡归家中意识到作为家中唯一的男人肩负重担，只能不得不为考取大学而于地狱一般的教室里继续承受空虚的、无聊的、扭曲的争夺和竞争生活。《故乡》中的“我”因为家道中落、父亲离世、哥哥的叛变使得故乡于我来说变成了梦魇，于是“我投进了繁华的、恶魔的都市，支用着平生第一次归自己的金钱，过起拉丁式的堕落的生活”，但是短暂的流浪的快感过后，“我”只能痛苦地发现自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无所仰仗的、流浪的虚无者。《苹果树》中主人公林武治的虚无源于理想主义式的乌托邦梦想不得实现的愁苦，对于故乡亲人朋友之滑稽愚笨的心灰意冷，以及一种对于过去之失落的焦虑。这些“虚无者”的反抗是建立在一种无家可归的、被遗弃的失落之上的反抗，对于乡村和都市都含有深深的批判意识。
其次，我们观察一下陈映真中期的创作。这个时期陈映真的思想开始向“左翼”突变，作品多为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产物，所以造成了该阶段产出的小说中所表现的“虚无者”所要反叛、抗争的对象直指社会或某种文化生活方式。代表性作品有《哦！苏珊娜》、《最后的夏日》、《唐倩的喜剧》、《第一件差事》、《六月里的玫瑰花》、《某一个日午》等。根据小说引起“虚无者”产生反抗情绪的原因，我们大致可以将这一时段的作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陷于某种文化或生活方式，诸如犬儒文化、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小资产阶级自艾自怜的精神文化生活的虚无者的反抗意识，或者是由于窥见了他人所受的文化教育之高尚，反而窥见了自己生活方式的粗鄙，由此产生了反叛的心理意识。如小说《哦！苏珊娜》里的“我”虽然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却没有良好的教养，作为一个没有信仰的无神论者，在追逐欢乐的漂泊中寻求快感；然而当“我”遇见了彼埃洛先生后，对于他的“有节制的、高尚的、甚至虔信的生活”感到憧憬和羡慕，在得知彼埃洛先生罹难的噩耗后，“我”觉得自己的七情六欲皆死，事实上一种虚无感已经向“我”袭来，“我”对于自己过往放纵而轻狂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意识。《最后的夏日》中的裴海东是典型的保守而懦弱的犬儒形象，他的神经上的脆弱、性变态的心理及自我欺骗的狂想症都是封建保守的不开化文明长年累月对人的精神摧残所致；而邓铭光的傲慢自大的心理则都源于西式文化生活中所谓的风度和教养的熏陶，李玉英在受到这两位虽是不同文化背景的，却同样都自私狭隘的男士的嘲弄欺侮之后，下定决心出国甘做一只快乐的寄生蟹，少女的反抗意识由此萌生，然而匆匆奔赴向一个男人的怀抱，想借助爱情来填充自己的行为无疑只会使她陷入更大的空虚中。《唐倩的喜剧》是陈映真对于20世纪风靡于台湾的西方近现代诸种文化思想的质疑和批判的集中代表，以老莫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以罗仲其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在唐倩的追索实践中都被证实是巨大的欺罔，无论是存在主义还是新实证主义，他们本身就存在很多矛盾和解决不了的问题，仰仗这些文化思想赖以生存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自然只能在痛苦、纠结和虚妄中徒增失落孤寂之感；老莫与唐倩情感的破碎和罗仲其轻生都是由于在被自己倡导的文化思想中发现了矛盾和痛苦后所作出的一种抗争。
第二类是对于社会的反抗意识，这里的社会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户人家。如小说《第一件差事》中的胡心保有幸福美满的家庭、薪资不错的工作、婚外情人的温情，但却总是心感孤独迷惘，胡心保的厌世情绪来源于人欲横流、世道堕毁的浑浊社会，他的反抗意识萌生与厌世情绪相伴生。《六月里的玫瑰花》中的新晋军曹巴尔奈·E·威廉斯内心的痛苦首先来自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对于他童年的伤害，其次是在战争中假借正义和自由之名对于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弱幼童的疯狂杀戮的罪行的自我谴责，在这篇小说中陈映真所要抗议的是种族歧视的社会，是国家层面上掌控政治大权的阶层美化战争、欺骗人民的罪行。《某一个日午》中房恭行堕身虚无固然是由于窥见了父亲理想追求的沦丧，但是房父本质上也是一个虚无者，只是这种虚无在他追逐名利权利的过程中不曾自觉，待到看了儿子的遗书才醒悟，陈映真在这篇小说中不仅批判了社会中黑暗的、诱人的欲望的巨大吞噬力和破坏性，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以房父为代表的由有志青年堕落为抛弃理想、随波追流之辈；而且批判了这些堕落者用自己的堕落生活和堕落思想造成了懵懂无知的新生代们的精神萎缩。
最后，再来看陈映真的后期创作。根据创作主题的差异，我们可以将该时期的作品分为两类：一类是1978年至1982年间创作的揭露跨国公司内幕的《华盛顿大楼》系列，包括《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云》和《万商帝君》等。这一类揭露跨国公司内幕的作品中，“虚无者”的虚无感来源于西方资本和文化的倾轧，作品揭示了在现代企业体制下被异化被扭曲的人性。如《夜行货车》中的林荣平、刘小玲、詹奕宏同样都是现代体制下的谋生者，但是林荣平是彻底地妥协顺从着体制里的规则，而刘小玲和詹奕宏可喜地保留了人性中可贵的爱的能力，正是因为爱情和尊严的未曾泯灭才能让他们在腐败的、纵欲的、丑陋的企业游戏规则中最终选择不再继续充当虚无的傀儡，他们的离去则是一种叛离和反抗。《上班族的一日》中的黄静雄是一个被升值加薪操控的、利欲熏天的、不顾一切往上爬的人，但是面对原本属于自己的副经理职位被分配给荣老董的表侄儿，深感欲念引诱下被欺骗的伤感，对于现代企业的黑暗内幕感到厌恶，要求辞职并决心重拾青年时电影家的梦想。《云》中的张维杰在面对艾森斯坦先生“企业的安全和利益，重于人权上的考虑”时，才明白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其实被“迅速转动的逐利的世界捶打、撕裂、剥削，而懒于认真寻求自己的生活” ，醒悟后的张维杰终于将淤积在心中的不满统统发泄出来。《万商帝君》中的陈家齐在被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制度和消费文化洗脑后，从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变为一个自愿褪去文化人格，成为具备国际人格的国际人；相比之下林德旺的反抗意识显示出最为彻底的决绝姿态。这类虚无者形象的反抗意识来自于腐化的企业内幕，带有一种无意识的保存本土和传统文化的心绪，包含着对于爱的力量和自我尊严扞卫的不屈精神。
另一类是书写“白色、荒废的五十年代”的政治小说，主要包括《铃铛花》、《山路》、《赵南栋》等。《铃铛花》中的高老师曾是一位充满理想和战斗精神的青年，但在政治残酷的年代他留给“我”的最后印象只剩下一双“寓藏着无限的惧怖和忧伤的眼睛”。《山路》里的主人公蔡千惠虽然没有高老师那么惨烈，但她无疑是一个失去革命理想的苟且者，她以为的赎罪行为被证实是在优渥生活中选择淡忘、心安理得和堕落，黄贞柏被释放的消息让她认识到自己的过错，随即而来的是无限的忧虑与空虚。《赵南栋》则是通过两代人的对比凸显出赵尔平和赵南栋的生活腐败和精神堕落。这类“虚无者”形象都与黑暗的政治压迫有关，也与青年革命理想和热情在现实中受挫后的颓废有关，他们的反抗意识来源于白色恐怖的政治迫害，但却常常消亡在人类健忘和享乐的本性中。
（二）虚无者的反抗策略
在陈映真的小说创作中，无论是前期青年知识分子的忧郁式的虚无，还是中期夹杂着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意识的批判式虚无，抑或是后期包含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荒诞泯灭吞噬人性的控诉式虚无，其实都闪耀着生命反抗意识的烛光。纵观陈映真的总体创作，我们可以发现他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有受挫的经验，绝大部分都是悲剧结尾，或是自甘堕落放纵、或是精神分裂变成疯癫者、或是选择死亡；当然也有一些选择重新起航，告别破败的现实，开辟新的道路的积极例子。所以，不论是消极的反抗策略，还是积极的反抗策略，都毫无疑问地显示出“虚无者”尝试反抗的决心和努力。
所谓“消极的反抗策略”，是用一种自我虐待、自我摧毁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反抗。虚无者采用消极的反抗策略进行抗争的故事在陈映真的作品中屡见不鲜，这类虚无者所采用的抗争手段包括堕落、疯癫和死亡。《我的弟弟康雄》中的“我”面对弟弟的死，突然选择嫁给一个富裕家庭，将自己卖给了财富，“向着处女时代、向我所没有好好弄清楚过的那些社会思想和现代艺术的流派告别……这最后的反叛，却使我尝到一丝丝革命的、破坏的屠杀的和殉道者的亢奋”，甘愿沉溺在优渥的生活和丈夫的爱抚中，尽管只是一场无爱的婚姻，这是一种带有堕落方式的反抗。而疯癫式的反抗则体现在《文书》中的“我”、《第一件差事》中的胡心保、《六月里的玫瑰花》中的巴尔奈、《贺大哥》中的贺大哥、《万商帝君》中的林德旺等人身上，他们选择采用类似狂人的方式展示了自己内心的反抗，用精神异常人的举止宣告着自己与现实的决裂。以死亡方式来完成彻底的、终极性的反抗则更多，如《将军族》中的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儿、《一绿色之候鸟》里的赵公和“我”的妻、《猎人之死》中的阿多尼斯等等，这些悲壮赴死的角色可以构成一个噬死的“虚无者”序列集合，在死亡中完成对虚无的抗争，和对永恒不灭的存在的敬意。
所谓“积极的反抗策略”，是用跟现实决裂的方式实现反抗，或是报以新的生活态度转向新的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如《哦！苏珊娜》中的“我”在彼埃洛死后决心不再漂泊的归家举措；《最后的夏日》里的李玉英在看透了周围男人的伪善和狭隘后出国谋求新生的快意；《第一件差事》中储亦龙在儿子死后，终于放弃了混沌的生活，决定好好的爱自己，认真地生活度日；《贺大哥》中的“我”在阅读了贺大哥的不幸遭遇后突然变得成熟独立，想着试试自食其力的生活，不再过着寄生虫式的生活；《夜行货车》中的詹奕宏在面对现代企业体制中的人性异化和腐化事实后，毅然辞职，并带着恋人刘小玲回到家乡，回归那个淳朴的乡村世界；《云》中的张维杰在看完小文的三本日记后窥见了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制度下的黑暗内幕，一洗之前忍气吞声的趋附姿态，大胆说出自己的不满，并以爱和良知拥抱世界等。
无论是通过自虐、自毁、自杀等方式的消极反抗策略，还是采用与过去决裂，勇敢追求新生的积极反抗策略，终归都指向生命的抗争。要正确解读陈映真的小说作品，走进他的精神世界，我们必须试图透过他的“虚无”书写看到他对于生命反抗意识的肯定和赞扬的积极心态，认识到他是在虚无中显示存在。
四、“虚无”书写的意义与价值
如果我们在解读陈映真小说作品时只看到那些忧伤的、惨烈的、虚空的妥协者和失败者形象，只单纯感受到贯穿于小说中的灰暗的、消极的、厌世的情绪，那无疑是对陈映真作品及其本人的最大误读。通过“虚无”书写来凸显反抗、佐证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才是陈映真想要表达的心声。
对于陈映真“虚无”书写的误读是存在的，他在小说作品中大量塑造“虚无者”形象，遭到一些学者和评论家的质疑和批评，有人曾评论他小说作品中的主人公“都以挫折、妥协、失败终……不够积极、光明、太灰暗了”。对于这种批评，陈映真首先认为他的描写是真实的，这说明在当时的台湾现实社会里理想主义者的失败和受挫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他去宣传一个积极而光明的台湾现实社会，那无疑是骗人骗己；其次，陈映真认为“如果挣扎的人失败了、挫折了、妥协了，正好说明了播弄着现代人的命运的力，是很大的”。陈映真在作品中之所以以颓废、悲伤、忧郁的色调来描绘失意的、受挫的、孤独的虚无者群体，实质上是想通过不加矫饰的、无华写实的文字，让台湾民众意识到播弄着他们命运的邪恶力量的巨大，进而唤醒人们精神的自觉和反抗命运的意识。正是由于陈映真的写实精神、批判意识和一针见血的剖析台湾人根深蒂固的劣根性及台湾现实社会的痼疾和弊病，他还获得了“台湾鲁迅”（王德威语）的赞誉。
关于陈映真的“虚无”书写，如果从其所塑造的虚无者群体的反抗意识和抗争行为来看，“虚无”书写的价值和意义是双重的。第一重是对于反抗者自身来说，不管是堕入虚无，还是与虚无抗争都是快哉而壮烈的，因为他们实现了自己的生存价值，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无论是康雄还是房恭行等诸位坦然赴死的牺牲者，都证实了他们有着一种为了人间的光明和温暖而冒大不韪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般的勇敢和决绝。第二重是对于反抗者周围的人来说，这些人在反抗者身上反观到自我存在的虚空和无聊，清醒地认识到存在的意义。在这里，“虚无”书写成为周边人反观自我存在的镜子，成为照亮救赎自我之路的灯塔，如《贺大哥》中的“我”、《哦！苏珊娜》里的女主人公、《第一件差事》里的警察和储亦龙等，都是在看见虚无者的觉醒、斗争和死亡后，在震惊和觉悟中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
如果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陈映真的“虚无”书写的价值和意义还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虚无”书写暴露了现实中存在着的巨大欺罔和荒诞，不管是信仰、理想、事业或爱情，都有被破坏和吞噬的可能性，这就需要读者提高警惕，做一个头脑清醒的、有独立思想的人，从这个方面来说“虚无”书写是警钟。其次，“虚无”书写就像一座历史的丰碑，记载了曾为光明理想奋斗的有志青年的功勋，对于他们的反抗精神和勇于自我牺牲的勇气进行了刻录，以写史纪实性的文字进行悼念和默哀，从这个方面来说“虚无”书写是祭文。最后，“虚无”书写对于那些仍在为理想主义奋斗的孤独战士来说，无疑是一种激励，因为他们能够在陈映真的作品中看到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广布在社会中未知角落里的战友们的存在，只要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他们的理想世界就会不断清晰，从而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既定目标而努力，从这个方面来说“虚无”书写是战鼓。
陈映真如存在主义哲学家们一样，睿智地感受到现实在日渐异化和荒诞，通过“虚无”书写可以显示人在虚无世界中顽强地寻求自我和存在，这是一种正视现代人的不安、危机和沉沦的积极人生态度，影响深远。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