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鲁迅一生论敌无数，朋友也不少。林语堂与鲁迅有过密切的交往，两人曾是并肩战斗的朋友，但后来却由朋友成为论敌，恶语相向，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南云楼风波：撕了！
1929年8月28日，上海南云楼，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请鲁迅、林语堂夫妇、郁达夫夫妇、川岛等文化界名流吃饭。北新书局长期拖欠鲁迅版税，鲁迅忍无可忍准备将其告上公堂。李小峰闻讯，请郁达夫向鲁迅求情。在郁达夫、川岛等人调节下，双方达成协议，北新书局将徐徐归还鲁迅版税。因此，8月28日南云楼这顿饭本是“合好”之局，李小峰与鲁迅重归于好，顺便感谢郁达夫、川岛等人。
饭局本来把酒言欢其乐融融，不料席间，有人忽然提到张友松这个名字，暗示有“奸人”造谣。一向心直口快的林语堂没有多想，便跟着别人点头附和。张友松是鲁迅学生，也想办个书店，为此多次请鲁迅等人吃饭。为拉拢鲁迅，张友松表示自己要以李小峰为戒，决不拖欠作者的版税。此话传到外人耳朵里，包括李小峰在内的不少人便以为鲁迅之所以起诉李小峰便是由于张友松在挑拨离间。
鲁迅本来就对张友松的事情非常敏感，一看林语堂点头附和，以为林语堂是在讥讽他，当场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拍着桌子大声喊道：“我要声明！我要声明！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林语堂站起来辩解说：“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两人越说越火，像一对雄鸡一样，互相瞪了足足两分钟。后来，还是“和事佬”郁达夫站出来，一手按下鲁迅，一手拉着林语堂和他夫人廖翠凤赶紧离开。
筵席就此不欢而散。鲁迅当天在日记中写道：“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林语堂也在1929年8月底的日记中写道：“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
南云楼风波事情虽小，却标志着鲁迅和林语堂这两位老朋友关系恶化。而此前，他们还曾互相扶持并肩战斗过，一度是亲密交往的老友。
也曾是并肩战斗的队友
1923年，林语堂戴着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高帽回国，经胡适推荐被聘为北大教授。其时，新文化运动阵营已经开始分裂，北大文科教授分成两派，一派以胡适为领袖，一派以周氏兄弟为首。虽然，胡适是林语堂的恩人，是胡适一直资助林语堂留学，甚至拿出自己的钱“冒充”公费支持林语堂，但天性放逸洒脱的林语堂却选择站在鲁迅一边，加入了《语丝》阵营。
在《语丝》发表第一篇文章《论士气与思想界之关系》后，林语堂就成为《语丝》“小弟”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并经常参加语丝社活动。作为语丝社的精神领袖，鲁迅对林语堂的才华非常赏识，在1925年12月5日和6日主动给林语堂写了两份信，进行约稿。两人由此开始交往，林语堂对年长自己十四岁的鲁迅非常尊敬，经常请鲁迅指教文章，并追随鲁迅参加了一系列战斗。在鲁迅精心指导下，林语堂的文章技巧、思想都上了几个台阶。女师大学潮爆发后，林语堂更是坚决跟随鲁迅站在女师大学生一边，不仅写文章论战现代评论派，还亲自走上街头，拿起竹竿和石头与军警搏斗，为此在眉头留下了个伤疤。
章士钊、杨荫榆下台后，林语堂刚开始听从周作人的意见，提出发扬“费厄泼赖”精神“不打落水狗”，遭到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的批评。林语堂立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写下《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讨狗檄文》《打狗释疑》等文章，明确赞同鲁迅“痛打落水狗”的主张，还在《京报副刊》上画了一副栩栩如生的漫画《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画中，八字胡的鲁迅身穿长袍，手持竹竿，猛击落水狗的头。
1926年4月，张作霖的奉军开进北京，李大钊、邵飘萍等人被杀，《京报》等报馆被封杀。北京一时腥风血雨风声鹤唳，鲁迅也上了“黑名单”，随即离京前往厦门大学任教。鲁迅之所以去厦门大学，正是林语堂之邀请，林语堂此时是厦门大学文科主任兼国学研究院总秘书。
但鲁迅在厦门大学待得并不如意，不到半年便想离开厦门大学，但又怕拂了林语堂的面子，他曾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现在的去留，专在我自己，外界的作祟，一时还攻我不倒。我很想吃杨桃（指去广州），之所以还熬着，为己，只有一个经济问题，为人，就只怕我一走，玉堂要立即被攻击。所以有些彷徨。”林语堂也对鲁迅的处境深感内疚，“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追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此时，林语堂以“白象”称呼鲁迅，意为鲁迅珍贵，可见两人当时关系之亲密。许广平此后便以“小白象”作为对鲁迅的昵称，鲁迅和许广平后来又称呼儿子周海婴为“小红象”。
最后，鲁迅还是离开了厦门大学前往广州的中山大学，不久林语堂也被排挤出厦门大学。又经过半年彷徨后，鲁迅于1927年9月来到上海定居。林语堂此时也在上海，闻讯立即赶来拜访，深谈至半夜。次日，林语堂再次来访，并与鲁迅、孙伏园等人聚餐合影。林语堂见鲁迅和许广平同居一室，有次很傻很天真地问郁达夫：“鲁迅和许广平女士，究竟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关系的？”
不久，蔡元培任院长的中央研究院成立，林语堂被聘为蔡元培的英文秘书。如果说《语丝》时期，林语堂是鲁迅的“小弟”，那么此时，他们已经平起平坐，甚至林语堂成了鲁迅的“恩人”。也可能是这种角色的转化，让林语堂不再那么尊敬鲁迅，让鲁迅暗地里感到不爽，从而爆发了南云楼风波。之前，他们已有矛盾，传说鲁迅与林语堂曾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一次鲁迅不小心把烟头扔在了林语堂的蚊帐下，将林的蚊帐烧掉了一角。林语堂深感不悦，厉声责怪了鲁迅。鲁迅觉得林小题大做，回敬说一床蚊帐不过五块钱，烧了又怎么样，两人由此大吵了起来。
林语堂说了，小说还是鲁迅写得好
南云楼风波发生后，鲁迅和林语堂开始疏远，虽然后来也曾一度和好过。从朋友到论敌，从一度和好到终究疏离，林语堂和鲁迅之分手最终还是两人思想立场所致。鲁迅对国民性乃至人性充满绝望，乃至满腔怒火，“火发不已，叹兴不已。”而林语堂深受儒家积极入世和道家超尘脱俗思想影响，对国民性和人性总体上持乐观态度，因此提倡“幽默”和性灵闲适。此外，站在“鸡蛋”一边的鲁迅很反感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等“绅士”作派，认为他们自以为是高人一等，瞧不起劳苦大众。有次在饭桌上，几个广东籍作家兀自讲粤语，讲得兴致盎然。别人插不上嘴，林语堂便故意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来“幽默”逗趣一番，没想到惹来鲁迅厉声痛斥：“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
抗战爆发后，林语堂在美国大力宣扬中国抗战，出版了《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抗战小说，翻译了《浮生六记》《兰亭集序》《东坡诗文选》等几十部中国传统文化名著。
虽然“两脚踏东西文化”，但林语堂终究有的还是一颗“中国心”。耐不住思乡情结，林语堂于1966年定居台湾，主编规模宏大的《当代汉英词典》，后被选为国际笔会台湾分会会长和国际笔会副会长。1975年，他因长篇小说《京华烟云》等著作，被国际笔会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晚年，林语堂依旧认为在短篇小说家中鲁迅是最好的，“鲁迅用讽刺作为利器，把旧中国活活剥皮。他的笔犹如锋利而涂有毒药的箭。他自以为是个战士而不是作家。他一箭中对手时的得意之状，还历历在我眼前。”
后来，林语堂还将鲁迅与胡适相比较道：“在人格上，适之是淡泊名利的一个人，有孔子最可爱的‘温温无所试’可以仕可以不仕的风度。鲁迅政治气味甚浓，脱不了领袖欲。适之不在乎青年之崇拜，鲁迅却非做得给青年崇拜不可，故而跳墙（这是我目击的事），故而靠拢，故而上当，故而后悔无及，与胡风同一条路。胡风胡适是殊途同归的。所不同者，一个上当，一个不曾上当而已。上当而能自觉，就是不上当。上当而犹恋名利，结果必成小丑，堕落为专写歌功颂德的廊庙文章，如郭沫若之流是已。故胡风人品在郭沫若之上，而胡适眼光气魄，道德人品，又在鲁迅胡风之上。所以我说胡适之先生在道德文章上，在人品学问上，都足为我辈师表。”经过后半生四五十年的苦苦探寻、思索，林语堂最终还是倾向了胡适。
节选自《凡人鲁迅》，标题为编者另加。
文艺君说
鲁迅与林语堂，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自尊自强的中国脊梁。一个是横眉冷对的战士，一个是笑看人生的智者。一个批判国人的劣根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另一个颂扬国人生活的艺术，吾国吾民享受人生的乐观态度。两位文坛巨匠，但风格迥异，他们曾是一对要好的朋友，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林语堂在《悼鲁迅》一文中说，“我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这是一个中国左派与右派的友谊见证。
（编辑：郑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