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讲述的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神实色彩的时代里，接受改造和再教育的知识分子们，所发生的种种惊心动魄的故事。 具体为 《天的孩子》 、 《故道》 、 《罪人录》、《新西西弗斯神话》四本书。其中《天的孩子》是以第三者的眼光，讲述一个孩子成为九十九区最高统治者的故事；《故道》是作家根据在九十九区的所见所闻，写出的一本可以真实再现那段历史的小说；《罪人录》是作家监视罪人言行举止的记录薄；《新西西弗斯神话》是学者对他自己的人生的总结以及对那段改造生活的哲思。

　　权力、欲望、宿命在育新区这个现实与荒诞并存的世界里，被重新定义与书写，阎连科通过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故事，为我们还原出那一段特定历史时空的真实内核。可以看出《四书》的成功完成，离不开其前期作品主题的积淀，更是在此基础上实现了自我超越，通过对这些主题的进一步深化，来洞悉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传达出了作者内心的隐忧。

　　一、权力的极端彰显

　　“权力”是阎连科作品中的一个核心主题。作为农民出身的作家，他从小生存于农村政治权力的管控之下，对于权力的渴望有着最为深切的体会。权力总是和政治联系在一起，因此对于权力的追求必然伴随着政治上的斗争。阎连科早期的“瑶沟系列”作品中主要表现了农村人对于权力的粗浅理解，获得权力只是为了在村庄里过得更体面，更舒适；到了《受活》里的柳鹰雀，对权力的追逐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途径；然而在《四书》中，阎连科把权力放到了极端化的环境下进行彰显，一个小孩子拥有着对中国顶级知识分子的生杀大权，可谓是突破了权力表层的理解，直击权力的实质内核。

　　《瑶沟人的梦》中的连科并不想当大队秘书，可因为“瑶沟村要出个县长或大队支书什么的，全村人都时来运转了。” ① 这让他不得不重视和全力争取，为了可以当上大队秘书，连科和三叔忍气吞声地给支书家的母猪做一夜的接生婆娘，连科为了不负众望而跳出农村底层世界的过程充满了辛酸和不堪。 《大校》中汪洋因为父亲的一句 “洋， 又回到解放前了， 没粮吃，没路走，当兵去吧，有朝一日出人头地回来在队长脸上吐一口痰就行了。” ② 便迈出了到部队里争权夺利的第一步。因为分麦时支书让爹吃了一泡猪屎，还因为被迫和民兵连长的疯妹妹订婚了，这一切便促成了汪大校对于权力的畏惧和渴望。尽管在部队发展一切顺利，但是他始终无法忘记被权力压迫无奈和自己深重的责任，汪洋就是把这种屈辱和责任当做争夺权力的动力，才换来了日后的成功。到了《受活》，权力就上升为了一种神一样的存在，可以使人将之顶礼膜拜，为之奋斗终身乃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柳鹰雀是被畸形的政治体制教育出来的一个“异化人”，他出生十分低微，是一个被父母抛弃的孤儿，被社校柳老师收养后成为了社校娃，从小对政治体制的教育耳濡目染， 深受熏陶， 再加上养父死前留给他的宝藏—— “敬仰堂”以及对他日后政治生涯的期许，更加让他备受鼓舞，走上了追逐政权的道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然而到了《四书》中，对权力的书写出现了一个戏剧化的转向， 育新区的至高掌权人竟然是一个孩子。一开篇，《天的孩子》里就对孩子这个突兀的角色进行了介绍，他无名无姓，不知从何而来，仅仅知道是一个孩子，拥有者九十九区的最高统治权，来自全国的高级知识分子都要听从他的指挥安排。孩子善良、聪明、甚至还有一点点天真，可同时又极度地老成与世故，他懂得如何利用人性的弱点，发明出小红花制度，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和嫉妒心，让育新区走入了高度自治的轨道。没有人敢质疑孩子的权威，宗教、学者、音乐、作家等等这些知识分子精英，都要无条件地臣服于孩子的权力之下，否则将会面临永远失去自由甚至生命的惩罚。这时候的权力，已经带上了极端化的色彩，仿佛变得不再真实，但同时也因为历史存在的绝对性， 让权力在极端书写的过程中，自身彰显出其荒诞、讽刺的本质。

　　从对“瑶沟系列”中劳苦人对权力实用性的卖力争取，到《受活》中柳鹰雀对权力神圣性的虔诚追求，再到《四书》中对孩子至高权力的反讽，其实隐含着阎连科对权力逐步深入的解剖。 在 《四书》 中我们看到，大家争相夺取的权力，到头来也只是一个孩子的一场闹剧，一个游戏的玩具而已，但人类知识的精英们，不仅要陪着上演闹剧，还要被游戏的玩具任意摆弄，甚至要牺牲自我尊严， 对孩子的手中的权力俯首称臣。阎连科至此实现了对权力本质理解的突破和超越。

　　二、欲望的狂欢宣泄

　　“欲望”在阎连科小说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不管是“耙耧系列”、“瑶沟系列”还是“军旅系列”都对人的欲望进行了淋漓尽致地描绘。《两程故里》和《受活》中村民们对金钱的欲望，《坚硬如水》中高爱军和夏红梅对性的欲望，《金莲你好》中二弟对享乐的欲望，一直充斥在人物的性格之中，成为一股巨大的推动力，推动着人物命运的走向。阎连科在创作中不断探索，最终在《四书》中，将欲望驱动力的终极目标指向了人类的自由和生存，一切欲望的根本都是为了活下去。“活命”成为了阎连科欲望书写的落脚点。

　　《两程故里》里的程天青，便是受到了金钱欲望的驱使， 他不甘心重复天明和正顺叔的传统农民之道，而是带领着村里的年轻人进洛阳城做生意，赚大钱。他要让人们知道跟着天明过日子， 光景是那样的凄凉，修不起水泥路，修不起新房子，连祖宗庙都修不起，他需要钱来实现这一切，因而金钱欲望成为了他走进洛阳城，做昧心买卖的起点。《受活》里的残缺人被现代文明深深的吸引着，对于金钱的痴狂，对于物欲的向往，使他们抵御不了圆全世界的巨大诱惑。他们不惜出卖自己的尊严和良心，把残缺作为一种赚钱的资本。尽管毛枝婆苦心相劝，依然无法动摇人们出走的决心。《坚硬如水》中满怀希望回乡的高爱军，想要过上一个男人真正有尊严的生活。 由于父亲的惨死，对权力的向往，自小植根于他的心中，此时又因为妻子的冷漠和夏红梅的适时出现，勾起了他对情欲的渴求。可以说，对夏红梅的渴望是高爱军决心在程岗镇进行革命的原发点。《金莲你好》中原本把与哥哥的兄弟情义放在第一位的兄弟老二，在升官发财后，享受到了脱离农民底层的快感，竟不知羞耻地与大嫂谈论人肉生意。“这让金莲觉得失望和恶心，但老二却作家与作品 从《四书》看阎连科小说主题的深化说：谁让我他妈的有钱了我想有个官，有官了还想有更多的钱，更大的官。” ③ 这就是欲望对人性的吞噬。

　　到了《四书》中，对欲望的描写进入了一种狂欢宣泄的模式，孩子对于北京的向往，让他甘愿成为上边摆弄的统治工具，为了有朝一日能因为立功去到北京，他逼迫着育新区的罪人们高亩产、大炼钢，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宗教对于生存的欲望，让他不惜将自己的信仰踩在脚底践踏，往曾经供奉的圣母像上吐痰；音乐为了保全自己和学者的性命，宁愿出卖自己的身子，去讨好一个上级军官，只为在大饥荒中获得一口粮食；其余的知识分子为了获得自由，不断地相互检举出卖，寒冬夜里竟然有六十个男人在育新区摸黑抓奸，只为得到一个检举立功的机会。当饥荒把人性逼入绝境，人们开始轮流食用人肉之时，阎连科把欲望推向了一个狂欢化的高潮，死掉的尸体被堆进一个房间，大家默然地进入房间割取人肉，又各自到角落里熬煮，为了活命，竟没有一人站出来制止这种可怕的行为，更没有人拒绝腥鲜的肉汤。

　　人类无止境的欲望，其实都是以对生存的渴求作为根基的。阎连科一路走来，为我们建构了一个人性贪婪的欲望世界，为了实现欲望的满足，可以牺牲亲人、出卖良知、打破底线。可是当人被置身于一个禁闭的环境之中，生命受到死亡威胁的时候，对权力、金钱、性的欲望都会消失殆尽，唯一存留下来的便是对活下去的渴求。 《四书》便是在之前作品的基础上，更深层次地挖掘出欲望的本质内涵，育新区的高级知识分子，在面临死亡之时，小红花代表的权力、音乐代表的女色通通都一文不值，他们只能被生存的欲望操控，出卖身体、残食同伴，践踏信仰等一系列的狂欢宣泄，都是为了活下去。

　　三、宿命的荒诞轮回

　　“宿命”是阎连科一直关注又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从他的人生经历来看，也充满了宿命轮回的色彩。阎连科作为农民出身的作家，他曾坦言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位作家是张抗抗，原因是张抗抗创作了一部小说后，便被从农村调到城里去工作，这件事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写作的力量。可是当阎连科通过奋斗终于在北京扎根落户之后，他又感受到了深深的焦灼，北京不是他的家，耙耧山脉也不再有他的位置，这种刺痛让阎连科对农村人在面对城市时，永远进不去也回不来的宿命有了更多的无奈和悲痛。从《两程故里》中村人的返乡，到《受活》中毛枝婆带领受活人的回归，又到《中士还乡》里中士进退两难的无奈，再到《和平找》 中郁其林在城市与农村的两个女人之间的徘徊，最后到《四书》中新西西弗斯神话的荒诞，阎连科逐渐完成了他对人类宿命的思索。

　　《两程故里》中，经过一番由死亡带来的洗礼之后，回归的村人们又开始选村长了，历经过经济化大潮的人们，必然会产生萌生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念头，有了这些回归之人的参与，这场选举的竞争有可能比先前更加激烈和黑暗。《受活》中的人们回到故土之后，一副奇特的景象展示在人们眼前，村庄有更多的人在前仆后继地奔向受活人走过的老路，那种回归，只能是一种无家可归的回归，在他们灵魂被放逐的同时，也已失去了精神的家园。在新一轮诱惑来袭的时候，他们是否又会忘却曾经的苦难，再一次地投入集体逃离中呢？《中士还乡》里的中士在退伍之后感到失望和无聊，他放弃部队生活的理由，也成为了他不被故土接纳的理由，婚姻的危机，仕途的曲折，生活的单调让他又想念起了军营的生活。《和平战》中的郁林其原本想再去体验一下李妮子的温情和崇拜，可感受到的却是被城里人抛弃，又被农村人瞧不起的尴尬，原来妻子对自己的厌恶与自己对乡村的厌恶如出一辄。

　　在《四书》里，阎连科凭空创造了一个“新西西弗斯神话”，至此他完成了对人类宿命的终极探索。从甘愿沉溺的宗教看，他原是受人尊敬的文化人，在暗无天日的改造中，他学会了新的生存法则，不惜践踏自己的信仰，可最终还是落得一个被活活冻死的下场。从锲而不舍的作家看，他始终没有放弃出逃的念想，一度两次率领九十九区的人冲向外面的世界，第一次在检查站旁的坟堆里迷失三天三夜，不得不无功而返，但坚持的信念依然不灭，在第二次在出走的路上，却看见从外面向着育新进发的人群，两个完全相反的前进方向，是否意味着相同的结局，不管是冲出还是进入，育新区只不过是人类悲剧宿命的一座围城罢了。从超然清醒的学者看，他在育新区的改造中，想要置身事外，获得内心的宁静，可对情人音乐的难以割舍，让他放下自我的尊严，违背内心的意愿，以一个通奸罪人的身份，跪在炼钢炉上面，做为鞭策他人卖力干活的活靶子。从视死如归的孩子看，北京城是他的理想和追求，上级是他的导师和榜样，他把自己的全部都献给了育新区，包括生命。就是怀着这样的一颗对革命绝对的忠臣和热忱之心，他率领着九十九区在大跃进，高亩产、大炼钢等运动中，做出过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可结果血麦穗被偷，血玉米被毁，五角星的百吨钢在评比中落选，当大饥荒来临时，他对育新们的饥饿束手无策，对人吃人的惨状也无力改变。

　　阎连科通过宗教、作家、学者、孩子等人物的命运，在《四书》中向我呈现出新西西弗斯神话的“怪坡理论”，直指人的悲剧宿命。人来到这个世界，注定要背负罪与罚，人在受罚过程中不断地挣扎、逃脱，但终究都会回到罪与罚的原点，这就是人的宿命。那么活路何在？活路就在新西西弗斯最后表现出的适应与接纳，只有接受神祗的安排，顺从宿命悲剧，才能获得一颗释然平静的内心，在赎罪和受惩的道路上，活下去才是人最终的出路所在。 即无论处于何时何地，当我们面对人的宿命时，唯一的活路只能在悲剧中求得，“惩戒与人类彼此的适应，才能够改变罪与罚中的力量、冷酷、荒诞，乃至死亡和油尽灯枯的沉寂与绝望。” ④ 这种荒诞化的宿命轮回，与阎连科之前作品中的宿命观是一脉相承的，并且以此为基础，升华成了作者自己独有的人生观。

　　四、对知识分子的隐忧

　　读书人是阎连科对自己的身份定义。 作为一个 “农裔城籍”的作家，阎连科的小说创作充满现代意识，对知识分子的所担任的重任，社会变革对读书人的影响等“五四”以来的传统主题，有过很深的思考。阎连科认为“在人世之间，我们离社会很近，但离家太远，离土地太远，我们已经出行了这么多年，把不该忘的都给忘了。” ⑤ 他的作品，可以让人们得以静下心来反思自己走过的路，观照内心最真实的渴望，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也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社会进程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同时，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也引发了阎连科深深的隐忧，面对权力、欲望以及宿命，知识分子所应有的道德底线已然失守，面临的是精神危机的大爆发，这也是阎连科在《四书》中，通过对这几个主题的深化，所想要传达出的东西。从《受活》中社校娃柳鹰雀对权力的迷狂，到《风雅颂》中知识分子面对欲望的堕落，到《四书》中把知识分子看做宿命式的“罪人”，其实阎连科在反观知识分子精神内核的同时，也在审视自己。

　　《受活》中的柳鹰雀作为社校娃，从小就受到过马列思想的熏陶和影响，可是当他带领着受活庄向前发展的时候，却完全抛弃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底线，一切往“钱”看，向“权”进，成为了他的唯一目标。他处于对政治权利的热狂而提出“购列计划”，居然也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一致支持，没有人提出比较清醒的认识和反对意见，即使是地委书记虽然惊叹他的疯狂设想，但是也没有明确地反对批驳而是将信将疑地默认了。他们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已经被政治体制和现代文明所“异化”和“扭曲”，身体的圆全掩饰不了精神的贫乏，良知道德和自我意识已经完全丧失，所奉行的是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以欺压弱者、残者来获取利益实现目标，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当下现代化社会的真实写照。《风雅颂》中通过迎娶教授女儿，走上龙门之路的农民之子杨科， 发现妻子和副校长的奸情之后，生活就发生了大逆转。阎连科用赵茹萍和副校长李广智的奸情作为打破杨科平静生活的触发点，看上去只是个偶然的情节，但是联系到杨科连年评不上正高、他的“诗经研究”课越来越乏人问津等一系列，让杨科这个传统知识分子焦虑的知识贬值现象，也就不难理解这个失败者的境遇改变，其实是个必然的结局。而杨科的应对之道，从当场跪下连呼三声“请求你们下不为例”到最终出走、回乡寻根，其间所经历的，正是一个普通知识分子价值崩溃的心路历程。

　　到了《四书》中，对知识分子精神的书写，主要通过学者这个人物的悲剧来完成。学者是守护知识分子精神的最后一道防线，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精神才能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中存留下来，才能在后来的历史中继续承担起推进文明发展的重担。他仿佛是看透了这个世道的圣者，不为权力、名誉、奖励、自由所困，只想用一颗宁静的心灵去坚守知识分子的精神，不让它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中，在人性堕落的过程中陨落消失。当看到九十九区所有的知识分子，包括学者自己，用红沙麻袋滥竽充数，冒充粮食，虚报亩产万斤的成果，来获得上面的表彰之时，学者打了自己一耳光，骂道“这也叫读书人！”只有那在混乱的世道中，保持清醒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懊恼和悔恨。当作家带领着罪人第一次逃离育新区时，学者选择在原地等待孩子从北京回来，当作家拿着孩子给的通行证和粮食，带领育新人第二次逃离时，学者选择一个人留下来陪着已经死去的孩子，直到自己也死在育新。学者明白，西西弗斯的悲剧宿命是人类无法逃脱的，无论是在育新还是走到天涯海角，人都要注定受到神的惩罚，越是想要逃脱，所受的惩罚将会越残酷，只有安然接受现状，不纠结、不挣扎，才能在惩罚中获得继续活下去的力量。

　　这就是阎连科在对权力、欲望、宿命的主题中，进一步深化为对知识分子精神隐忧的书写。 从最初 《受活》 中柳鹰雀等领导人面对权力的疯狂以致丧失底线，到《风雅颂》中的杨科面对人生的打击，懦弱不堪以致堕落于欲望风尘之中，再到《四书》中将知识分子置于极端荒诞的历史背景中，他们一方面沦为罪人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在宿命的轮回的悲剧中，肩负起了精神道德坚守者的重任。只有坚守者才能在这场宿命中，获得最安然的适从和存在，也只有坚守者才能在纷纷扰扰的世界中，保留着知识分子精神的火种，让这颗火种在对现实的接纳与适应中，蕴含生发出新的力量，在悲剧中超越自我的悲剧性，不抱怨、不愤怒，只需默默承受，才能获得解脱，这就是阎连科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隐忧所做出的反思。

　　通过上述对《四书》主题深化的分析，可以看出，这是一部充分凝结了前期作品精华的成功之作。在一个既无实指又不确定的时空中，他完成了对二十世纪人类所遭受的一场巨大灾难的最真实地书写。阎连科在扉页上这样写道：“谨以此书献给那被忘却的历史和成千上万死去与活着的读书人”可见他是带着沉痛的心绪来完成这部小说的创作的。对权力、欲望、宿命和知识分子精神，阎连科都重新作出了一番新的思考，他这一次是站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高度，用一颗虔诚的心去审视人类自身的存在，去写就这本不为出版的小说。因此在《四书》中，万众瞩目的权力只是孩子手中的玩具，渴求宣泄的欲望最后都臣服于“活命”二字之下，不断轮回的宿命是人类注定背负的罪罚，知识分子的精神隐忧也只能在顺应时势命运之中获得解脱。阎连科以其敏锐的思考，把种种事实赋予了穿透地域与时空的力量，《四书》以其前期作品为深厚根基，超越了事实表象，实现了本质意义层面上的突破和升华。

　　【注释】

　　①阎连科 . 瑶沟人的梦：阎连科中篇小说编年（1988—1990）[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 年版，第 302 页。

　　②阎连科 . 大校：阎连科中篇小说编年（1988—1990） [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1年版， 第157页。

　　③阎连科.金莲你好：阎连科中篇小说编年 （1988—1990） [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1年版， 第318页。

　　④阎连科 . 四书 [M]. 香港：明报出版社，2010 年版，第 388 页。

　　⑤阎连科 . 写作的崩溃——代后记 [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9--100 页。

    （实习编辑：郑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