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和我们是同代人。他笔下的世界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的集中体现，他的主人公就是真正的人的高度概括；他看得真切，写得忠实，所以他的剧作是生活的图形、人类经验的缩影。

　　莎士比亚可能不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家，但他对后世的影响之深之广，恐怕没有哪个作家能够匹敌。

　　学界公认对莎士比亚最贴切的评价，来自波兰戏剧教授扬·科特（Jan Kott）——“莎士比亚和我们是同代人。”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沈林说，扬·科特不过是在重复跟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剧作家本·琼森的说法：“莎士比亚不属于某个时代，而属于千秋万代。”扬·科特进而说：“莎士比亚如同生活之本身、世界之本体。”相隔四百年的两位文人对莎士比亚的高度赞誉，无非是在提醒我们：莎士比亚是永恒且普适的。

　　到了今天，莎士比亚作品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试问有几个人没有听说过“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呢？在他的剧作中，人们总是可以找到许多吸引自己，并且满足自己需要的东西——或感动，或抚慰，或激励，或治愈。这些剧作可以一读再读，是躁动不安之时的一剂良药。

　　2016年是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在英国推出全球性的“永恒的莎士比亚”纪念活动之际，英国首相卡梅伦撰文向莎士比亚永存于世的影响力致敬，并引用了莎剧《裘力斯·凯撒》中的一句台词来赞扬他：“他像一位巨人，跨越了这狭隘的世界。”

　　“人人都可在莎士比亚的剧作里看到反映自己困境的东西。”

　　在《莎士比亚变动的世界》（Shakespeare's Restless World）一书的最后一章，前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克格雷格用两个事例说明了莎士比亚作品的影响力。

　　第一个事例发生在1942年的华沙。这一年的7月22日，纳粹党卫军宣布，华沙境内的所有犹太人除非有特例，否则都得送到集中营。日后成为文学评论家的犹太裔波兰人马赛尔·莱希—拉尼基当时任职于纳粹设置的犹太居民委员会，是得以豁免的六类人之一。为了让未婚妻特奥菲拉免于被“重新安置”（当时被送至集中营的委婉说法），他决定立刻和她结婚。

　　他这样回忆成婚的情景：“仪式没花多少时间，如今我想不起来在那匆忙、兴奋的当儿，我有没有吻特奥菲拉，我不晓得。但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当时的心情，害怕的心情，害怕未来几天会发生的事。我仍记得当时脑海里浮现莎士比亚的台词：‘Ward je in dieser Laun' ein Weib gefreit?’”

　　这句台词出自莎剧《理查三世》的德文译本，意思是：“有女人是这样让人求婚的？”在那样的时刻，竟然直觉想到的是莎士比亚，着实令人吃惊。

　　第二个事例发生在南非臭名昭著的罗本岛监狱。上世纪70年代，几名反抗种族隔离政策的领袖被囚禁在罗本岛。他们不能进图书馆，看不到任何文字资料，其中一名领袖松尼·温卡特拉思南要求买书，答复是：只准有一本。他把这个配额用在《莎士比亚全集》上，此后，它成为他乃至狱友撑过这一段岁月的精神食粮。

　　为了掩人耳目，松尼·温卡特拉思南把别人寄给他的印度教排灯节卡片贴在《莎士比亚全集》的封面上。它后来被誉为“罗本岛《圣经》”。他让狱友们传阅这本书，要他们选一行或一段打动他们的文字，并在旁边签名。1977年12月16日，这本书传到纳尔逊·曼德拉手上，他在《凯撒大帝》论勇气与死亡那一段旁边签了名字：

　　懦夫在死前就已经死过好多次；

　　勇士一生只死一次。

　　在我所听到过的一切怪事之中，

　　人的贪生怕死是最奇怪的事，

　　因为死本是人免不了的解决，

　　它要来的时候谁也不能叫它不来。

　　“人人都可在莎士比亚的剧作里看到反映自己困境的东西。”尼尔·麦克格雷格就此评论道。在《莎士比亚变动的世界》的结尾，他如此总结：

　　“莎士比亚最初是当时许多人眼中一种粗俗民间娱乐的提供者，用绚丽多彩的语言描述他和他的观众所居住的世界……但几百年后，在华沙的犹太人区或在南非的某监狱里，莎士比亚几乎完全贴切地针对当代的不确定状态发表看法。对那些生活在历史黑暗时刻者，一如对那些探索较狂放或较甜蜜的爱情国度者，莎士比亚的话语抚慰、激励、启迪他们，向他们发出疑问。更简单地说，它们让我们看到在不断变动的世界里不肯蛰伏的人性。”

　　主题的普适性，使莎剧得以适应不同的时代。

　　本·琼森在1623年问世的《威廉·莎士比亚先生的喜剧、历史剧、悲剧》（通称“第一对开本”）中说，莎士比亚首先是属于他那个时代的，是“这个时代的灵魂”；但本·琼森同时预见到，莎士比亚终将超越他所处的时代，“不属于某个时代，而属于千秋万代”。英国莎士比亚研究专家乔纳森·贝特认为，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正是莎士比亚“之所以未被时间淘汰，之所以在每种文化、每个时代里，他都似乎在针对当代讲述”的关键。

　　“一方面他是‘这个时代的灵魂’，那个时代的所有重大冲突和创新、发现新世界一事予人的感受、观看世界的新方式，毕具于莎士比亚的剧作里。他是那个时代的灵魂，但他同时也未把自己局限在他所处时代的殊象上，那意味着他可以说是探索到人类社会与人类生命的基本疑问，因此他是在针对每个时代讲话。莎士比亚始终与我们同处一个时代。”

　　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正是人类史上一个关键时期——也就是我们这个现代世界刚刚开启的时候。“很多我们今天关心的问题其实在那时已经出现了，莎士比亚可贵的地方在于他的作品里就是在处理这些问题，例如阶级、宗教、种族、殖民，等等。它们现在仍是大问题，所以莎剧至今依然吸引舞台实践者和观众。”这是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副教授赵志勇的理解。

　　有些学者则从莎剧主题的普适性来解释它何以历久而弥新。英国莎士比亚研究所阿比盖尔·罗吉森—伍德尔认为，写于16、17世纪的莎剧某种程度上是时事剧，有些问题我们今天可能难以理解；但戏剧中广受欢迎的主题是相通的，诸如爱恨情仇、权力欲望、社会不公、腐败、嫉妒等，这些元素莎剧中都有所呈现，这就是它得以适应不同时期的原因。

　　复旦大学教授张冲曾主持“莎士比亚选读课程改革”课题。他讲课时，总是将莎剧与当代语境联系起来。比如《一报还一报》，在他看来，只要把莎士比亚写的人物换掉，“这就是一出精彩的反腐倡廉大戏啊”。

　　英国1994年电视剧版的《一报还一报》正是这么做的。在剧中，故事背景被放到当代，所有人物都穿上当代服装，说着几百年前写的台词，却毫不违和。2001年电影版《奥赛罗》，背景也是当代，人物设置则作了修改：摩尔人奥赛罗成了伦敦警察局长，因妒生恨的伊阿古则是前任伦敦警察局长，因故降职，成为奥赛罗的手下。如此，种族冲突、道德缺陷、人性弱点等元素还在，悲剧照样发生。

　　《李尔王》为什么不可以跟《等待戈多》相提并论？

　　令莎剧长盛不衰的，还在于它的现代性。

　　在《莎士比亚研究十讲》中，复旦大学教授陆谷孙推崇一向被评家忽视的《科利奥兰纳斯》。这部悲剧创作于1607年，有些评家甚至称之为“不太重要的莎士比亚”。在陆谷孙看来，“第一位领悟到此剧对20世纪具有特殊意义的可能是T.S.艾略特”。艾略特写下题为“科利奥兰”的两首叙事诗，其中一首《政治家的难处》写道：“哦，母亲，让我呼喊什么？（众市民）我们要求成立委员会，代议制调查委员会。辞职！辞职！辞职！”在莎剧中，暴民抛给科利奥兰纳斯的是那句著名的台词“要么死，要么滚出罗马”；而在艾略特的诗歌中，市民趋于理性，他们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陆谷孙据此认为：“剧本的现代意义于此呼之欲出！”

　　美国乔治敦大学的B.R.史密斯干脆把它视为一部预言剧。他断言，“如果说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有哪一部是专为华盛顿官场所作，那就是《科利奥兰纳斯》了”；“对于2000年的华府官场同样具有适时价值的是，剧本聚焦于一个公众人物和他隐私生活的界面，这一切的背后总是一个女人”——结合实际来看，这显然是影射当时的总统克林顿。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孙惠柱认为，是否具备现代性，是莎士比亚剧作和与他同时代的中国戏曲家汤显祖的最大区别。“《牡丹亭》是中国古代最好的剧本，是博物馆里非常精美的艺术品，但能否想象《牡丹亭》的故事发生在现在，演员穿连衣裙、夹克衫上场呢？如果这样，观众恐怕要笑了。杜丽娘的故事只可能发生在古代，不能用现代性的视角来要求它。但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大都可以让演员穿现代服装演，在英美世界甚至连台词都不用改，观众观看演出，感觉那些故事就如同发生在今天一样。”

　　前文提及的波兰学者扬·科特曾对《李尔王》作过独特的解读。在分析《李尔王》时，他出人意料地把它跟《等待戈多》联系起来。《李尔王》中有一场关键的戏：李尔王一个人在空旷的原野上哭天喊地，身旁只有一个忠诚的老臣，他们在等待什么呢？似乎也是在等待上帝的救赎，但是并没有什么上帝来救赎他们。扬·科特由此看到了其间共通的地方，这也正是《李尔王》所具有的普遍意义。1960年，导演彼得·布鲁克排演《李尔王》时，就深受扬·科特这一分析的启发。这一版的《李尔王》至今仍然是莎剧演出史上的一个经典。

　　变的是一代代读者，不变的是莎士比亚。

　　1620年代，在苏格兰邓弗里斯郡的一间书房里，威廉·约翰斯通边看“第一对开本”边做眉批。如今，留下他手迹的“第一对开本”被珍藏在日本明星大学。和纳尔逊·曼德拉一样，他也对《凯撒大帝》中“懦夫在死前就已经死过好多次”那段感兴趣。

　　1765年，约翰逊博士出版他编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时，在序言中表示：莎士比亚笔下的世界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的集中体现，莎士比亚的主人公就是真正的人的高度概括；莎士比亚看得真切，写得忠实，所以他的剧作是生活的图形、人类经验的缩影。

　　1811年，在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简·奥斯汀借书中人物之口，说明莎士比亚在当时的普及：“人们对莎士比亚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熟悉起来了。这是英国人天生素质的一部分”；“他的思想，他的美，真是广为流传……一个人但凡有点头脑，只要随便打开他哪个剧本的哪个精彩部分，马上便会坠入他思想的洪流中。”

　　1970年代，在陕北贫瘠的黄土地上，正在插队的习近平“不断思考着‘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并想方设法寻找莎士比亚的作品，读了《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等剧本。

　　2012年，伦敦，BBC剧集《虚妄之冠》之《亨利五世》导演西娅·莎洛克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莎士比亚讲述的故事如此普适，只要你是一位母亲、一位父亲、一个情人、一个孩子或是一位政治家（或君王），就可以理解他创造的世界。他讲述着所有人的心声。”

　　2016年，伦敦，卡梅伦首相在《永恒的莎士比亚》一文中回忆道，儿时的自己正是在《亨利五世》中学到了不少新词汇。

　　在400多年来的莎士比亚阅读史中，读者换了一茬又一茬，故事的介质也从“第一对开本”进化到广播、影视乃至Kindle、智能手机，但不变的是莎士比亚，以及他作品中的一切：爱，恨，妒，嗔，欲，难逃的劫数，或曰宿命。

    （实习编辑：郑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