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沈苇

　　这个讲座与我生活了20多年的新疆有关，也与我新近出版的《新疆词典》《新疆诗章》有关，但今天不是为这两本本书做广告。“亚洲腹地”是指新疆，地球上离海洋最远的地方，斯文·赫定和斯坦因称塔里木盆地为“亚洲腹地”，而美国地理学家埃尔斯沃斯·亨廷顿在《亚洲的脉搏》一书中给了它另外一个命名——“亚洲心脏”，塔里木河就成了亚洲的心跳和脉搏。我们知道有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一说，那么，精神地理呢？我们拥有什么样的精神地理？写作者需要怎样的精神地理？

　　俗话说，一方水土一方人。一片土地上的精神地理由那片土地上的人来呈现，精神地理是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相呼应的概念，却是超越并提升二者的。我们对自然、地貌、风光、风土等关注多，对人，对现实的人、此在的人，人的命运、人的挣扎、人的悲剧等，关注少。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只留意、只看到一个地方风情和风景的表象，看不到人的内心。

　　所以，我理解的“精神地理”，既是一种地理气象，更是人的一种精神状态，是人和地理融合后的一种气质与个性。精神地理无疑与地方性、地域性、边缘与边疆等概念有关，也与现代性、当代性、时代性有关。精神地理由地域的人来呈现，也由每一个写作者来创造。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创造了俄罗斯的精神地理，“爆炸文学”创造了拉丁美洲的精神地理，东欧文学创造了“第二个欧洲”的精神地理……换言之，精神地理就是一种与地域有关并超越地域的文学精神。

　　我对自己30多年写作生涯的评价是：失败的小说写作，持续的诗歌创作，还可能是一个额外的散文家。此话如何理解？

　　我在浙江师范大学读书时，写了四年小说，到大四，突然发现自己不擅长讲故事，小说写得很失败，然后改写诗歌。从诗歌转向小说的人很多，但从小说转向诗歌的十分罕见，英国小说家哈代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写《德伯家的苔丝》的那个哈代，晚年成为一个大诗人。大学毕业后不久，我在1988年去了新疆，四天三夜的火车。到了新疆，觉得不写诗就有点白来了。群山草原、戈壁沙漠，缺少故事、细节、传奇，却有抒情资源。新疆的荒凉和灿烂，本身就是诗的直喻，一种启示录式的背景。所谓额外的散文家，因我写散文，是诗歌之外的额外收获，写了十年的《新疆词典》就是。我写了一些诗评，为新疆多民族文学写了许多评论。还写了十来个舞台艺术剧本，演成的只有歌舞诗《阿嘎加依》和《刀郎》，其中《阿嘎加依》还是全国三十台舞台艺术精品，别的，都变成抽屉文学了。

　　一个不太会讲故事的人，今天首先要讲几个小故事。这个讲座分四个部分：《四个故事》《新疆，一个被误读和遮蔽的地方》《<新疆词典><新疆诗章>和亚洲腹地的精神地理》《颂扬苦闷与扞卫热情》。

　　四个故事

　　维吾尔阿希克的故事。阿希克，翻译过来就是“痴迷者”的意思——对真主和爱情双重痴迷的人。这是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游走群体，手摇萨巴依（一种乐器），乞讨，歌唱，修行，有点像苏菲、游方僧。我曾去过喀什附近的协合力村做田野调查，那个村里阿希克很多，还有割礼师傅和卖草药的，三个游走群体，都是游走天下的人，男人一成年就得离开村子，这是由于村里土地少造成的。这里讲的是住在喀什吐曼河边麻扎（墓地）里的两位阿希克。他们是好朋友，约定白天乞讨回来的食物，晚上到了墓地要一起分享。那天，一位阿希克向东去了，另一位向西去了。向东去的阿克希讨得一个馕饼回到墓地，但久等另一位阿希克不见回来，实在饿得不行，就把馕偷偷吃了。等那位阿希克空手而归时，这位阿克希撒了谎，说自己也没讨到食物。两人便睡了。半夜里，偷吃了馕的阿希克十分不安，难于入睡，当听到他的朋友、另一位阿希克在梦里喊饿、叫苦，便悄悄起身，跳进吐曼河自杀了。

　　哈萨克牧民的故事。哈萨克是一个跨国民族，哈萨克斯坦有1700多万，新疆有150万左右，他们生活的牧村叫阿吾勒。话说北疆一牧村的哈萨克人从未去过北京，有一位牧民，儿子考上了北京一大学，终于陪着去了趟首都。等他回来，就成了全村的节日，如同英雄凯旋归来，大家围着他，问这问那，北京怎么样啊？北京好吗？天安门是啥样子的啊？这位牧民说，北京到处是高楼大厦，汽车多得很，像拥挤的羊群，雾霾天里分不清东南西北。说到后来，他轻叹了口气，说，北京好，太好得很，但可惜啊，对我们这个地方来说，它太偏僻了。我很佩服这个牧民，觉得他非但幽默，而且很牛逼，牛逼得不行。

　　兵团人的故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功勋卓着，现有人口近300万，主要是汉族。早期开发者很苦，住地窝子，在戈壁滩上开荒、种地、筑城，强体力劳动，许多人学会了边走路边睡觉，掉到坑里爬起来，继续边走路边睡觉。“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百万盲流走西口、进疆、讨活命，他们唱一首歌谣：“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到乌鲁木。”我的故事讲的是“中国长绒棉之父”陈顺礼，他是湖南人，父亲早逝，母亲独自拉扯他长大，他后来支边到新疆兵团农场，三十多年只回过老家一次，见过母亲一面。后来他得了癌症，临终前想到这一点，我们的棉花专家一直在哭，用最后的力气哭，在哭泣中死去。

　　瑞典修女的故事。瑞典和新疆、和中亚的缘分，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编年史中的一个误会，书中说“瑞典人来自喀什噶尔”，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极大地激发了瑞典人对新疆的兴趣。1894年，瑞典中亚传教团将总部从高加索迁到了喀什噶尔，也就是喀什，团长是豪格伯格。后来来了一批瑞典探险家，最着名的是发现楼兰的斯文·赫定和发现小河遗址的贝格曼。洛维莎·恩娃尔（1865—1935）是豪格伯格传教团成员之一，一位女传教士，1913年到新疆，曾在库车、沙雅等地传教22年，但她在穆斯林地区传不动基督教，后来变成了一名“赤脚医生”，背一个药箱，东奔西走，为穆斯林看病，维吾尔人很喜欢她，把她视为自己人。现在库车、沙雅那边的老人还记得她，称她为“圣母玛利亚”，她住过的老房子不在了，种的树还在。70岁那年，1935年秋天，她感觉到自己快要死了，觉得自己死在新疆，死在异族中间有一种恐惧感，就逃离新疆，骑马翻过天山到了塔什干，从塔什干坐火车到莫斯科，准备从莫斯科到瑞典去，后来就死在塔什干到莫斯科的火车上，葬在俄罗斯着名的新圣女公墓，就在王明墓旁边。这位修女的故事很打动我，我为她写过一首诗《无名修女传》，如能为她写个电影剧本，基督教修女，穆斯林民众，佛教背景（龟兹千佛洞），可以融合三大宗教，拍成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大片，最好由中瑞合拍。

　　这四个故事讲的是新疆这片土地上的人，或者曾在新疆客居过的人，而不只是美丽的风景、浓郁的风情或者某种天方夜谭般的想象与神奇。第一个阿希克的故事，讲的是信誉、良心、内疚和羞耻感。第二个哈萨克牧民的故事，牧民朴素而幽默的表达，是对“边缘—中心论”的一次颠覆，使人想起以色列小说家阿摩司·奥兹的一句话：“你身在哪儿，哪儿就是世界中心。”看来，放羊人和放牧文字的人，是异曲同工的兄弟。第三个“长绒棉之父”的故事，讲的是故乡与亲情、思乡与还乡，移民失去第一故乡。第四个瑞典修女的故事，讲的是热爱与融入、隔阂与逃离。这位修女一方面融入了新疆，在异乡建设故乡，但她的“上帝之国”没建起来，心里面无疑交织着一种巨大的陌生感和疏离感。我对新疆的体验也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呆了二十七年，感到自己已融入这个地方，变成了他乡的本土主义者了。但另一方面，心里面还是有非常大的困扰、困惑，亲近感和陌生感同在，可能这种困扰就是继续写作的一个动力吧。

　　这些故事里有人，有人的状态、人的言行、人的命运，是“人类新疆”、“另一个新疆”，构成一种多民族融汇的“精神地理”。在新疆，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人，而不是这个民族那个民族的。所以，现在的文学，首要一点是学会以人的方式说话，而仅仅是以民族的方式。民族的方式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文学是人学，而不是民族学、地理学或别的什么学。如果文学不是“人学”，“世界文学”这个概念也不会存在。因此，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和汉族的民族主义，是同样需要警惕的。

　　新疆，一个被误读和遮蔽的地方

　　7·5之后，新疆正处于一个艰难时期。国家历来有塞防、海防之说。现在的塞防就是治疆。治疆难，但更大的艰难在人的内心。现实的情况是，新疆被误读、被遮蔽。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新疆已被风情主义和风景主义遮蔽了。首先，新疆的自我表述出了问题，没有把自己表达好。以前用“魅力新疆”，我到网上一查，全国从省区、地市到县市、乡镇、行政村、村民小组，有三百多个魅力地方，等于什么都没说。7·5后用了“最美的是我们新疆”，明知发生了悲剧、惨剧，还这样去表述，是打肿脸充胖子，起不到好效果，世上哪有什么地方是“最美”的。现在用“大美新疆”，好是好，却早被青海抢走了。而旅游者作为外来者对新疆的描述，不外乎歌舞之乡啊，瓜果之乡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啊，边疆处处赛江南啊，等等，都是印象式的，只触及了新疆的一点皮毛。所以有人说得好，“旅游就是从自己活腻的地方到别人活腻的地方去”，尤其要到别人可能还没活腻的边疆、边地去，因为那里好玩啊。我们现在有了点钱，进入了“全民旅游”时代，可以无限地消费远方了。还有历史的原因，从从前的荒远之地，到上个世纪初发现楼兰后的西部探险热，再到新世纪以来中国最具魅力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新疆正在经历一个被审美化、被消费化的过程。它是一个被“看”的对象，这个被观赏的对象，它的主体性并未足够显现。我现在在使用“西部”、“西部文学”、“西部诗人”等概念时，都为它们打上了引号，目的是解构它们，然后，才能建构。我不承认自己是“西部诗人”，只是一个此时此刻生活在西部的诗人，我也不想写出范式化的“西部诗”，只想写出几首好诗、或者几行好诗。这就涉及到了写作的问题，目前大量的人文地理写作（我指的是那种寄生性写作），包括我们的宣传方式，常常在加剧这种遮蔽。需要一问：我们的文学，触及了这片土地的真实与真相了吗？我的《安魂曲》是触及到了一点，但只是以诗的方式，还远远不够。

　　7·5之后内地人对新疆有误读和偏见。7·5后一个月，我去西宁参加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遇到北京一着名诗人，名字我不说了，一见我的面，故作惊讶：啊，沈苇，你还活着？他的反应很真实，我不生气，因为在他眼里，在许多人眼里，新疆人应该都死光了，至少是乌鲁木齐人都死光了。出了暴恐事件，就认为每一个新疆人都有暴恐嫌疑，这也是认知上的偏见和荒谬。现在我去内地，常遇到有人问我新疆安不安全的问题。我告诉他们，新疆的安全程度，类似坐飞机，可能你连续坐几十年、几百年都没问题，但说掉下来就掉下来了。飞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交通工具，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新疆是安全的。但飞机要掉下来，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是天灾人祸，不可抗拒。新疆正处于一个异常艰难的时期，新疆问题已是一个心理问题。人民的内心得不到善待、安妥、告慰，边疆将永无宁日。内地人对新疆缺乏了解和理解，存在误读、误会，主要表现在：一是将新疆视为“麻烦”的同义词，情感上加以紧急删除；二是暴恐事件频发，日常性被遮蔽，“暴力的唯一性”被放大了。7·5那年我去过以色列，去之前有些嘀咕，安不安全啊，那里可有人弹啊。到了以色列，看到的是一片和平景象。在耶稣出生的村庄拿撒勒，一位希伯来诗人举办朗诵会，一位巴勒斯坦老奶奶带一对双胞胎孙女来参加。在特拉维夫，有人告诉我，五年共发生过两起人弹。我一听，不可能吧，感到经常在发生，至少几个月发生一起吧。这是我们从外部来看、来猜测的，新闻和现代传媒，把“暴力的唯一性”放大了，真实的“日常性”、文学能够描述的“日常性”，我们却看不到。现在，新疆与内地之间有隔阂，有相互的不了解，新疆人和内地人经常在网上吵架、对骂。没有告慰，没有感同身受，没有一体同悲，这造成了新疆的“孤独”。许多人已不敢去新疆了，我觉得大可不必。想想看，五十多个民族、两千多万民众还在那里生活，在那里吃饭睡觉、上班工作、种地放羊、谈情说爱、生儿育女……这种日常性更为真实，是不可颠覆的。这种不可颠覆，就像天山、昆仑不可颠覆一样。请问，谁能颠覆天山、昆仑？

　　新疆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泛敏感化”。1990年代，我在《新疆政协报》当记者，报纸要改名，提出过《天山时报》《昆仑时报》《中亚时报》等。大家觉得，天山、昆仑太老套了，《中亚时报》不错，准备要用，但马上有人说，这个名字听上去有点像“东突斯坦”的机关报。问题就严重了，就用不成了，后来就用了《亚洲中心时报》，还是我取的报名。饮食，最能代表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可以说是最民族团结的，但也有点敏感化了。7·5刚过那几年，有的汉族人拒绝吃维族人的馕，即使没有狭隘民族意识的人，也会拒绝一段时间。当汉族人不去维族人开的清真馆子，回族馆子就受益了，生意变得异常火爆。在某些穆斯林那边，还有一个“泛清真化”问题，食物，水、服饰、日常用具等，都要看看是不是清真的。我的7·5组诗《安魂曲》中有一首《馕》，写到了馕是如何变得“敏感化”的：

　　买馕的人买回两个馕/走到家属院门口/被传达室老大爷臭骂一顿

　　买馕的人与卖馕的人四目躲闪/手脚慌乱，像是做了一笔/见不得人的生意

　　现在，买馕的人/站在威严的传达室老大爷面前/低着头，像做了错事的孩子/接受一位长辈劈头盖脸的臭骂

　　他满脸羞愧，抱着两个无辜的馕/恨不得立马钻到地下

　　“泛敏感化”造成了民族隔绝，造成了乌鲁木齐的南城北城（耶路撒冷化），造成了大量汉人特别是流动人口的撤离，南疆撤离的更多。当民族与民族之间丧失对话和交流的时候，剩下的只有冷漠、躲闪、隔阂，到严重的时候，就成为爱德华·萨义德批评过以巴的“互为人质”、“互为地狱”。我们现在讲“一带一路”，将丝绸之路这一“地理神话”转化为“国家叙事”，是宏伟的战略构想，代表了一种新思维、新视野。但是当一只馕、一个名字、甚至一条路都变得异常敏感和意识形态化了的时候，对话和交流就受到了梗阻。“脱敏”问题不解决，陷入进一步的“泛敏感化”，“一带一路”在新疆就会遇到最大障碍。这是个大问题。现在，尽管有了“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新疆的情况仍不容乐观。新疆问题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它已变成一个悖论，呈现出开放时代的“密闭”和“孤独”，存在太多的“人为边境”。

　　写作需要突破这种“泛敏感化”，这种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的边界。写作者仅仅体验自我是不够的，还要体验他人；仅仅体验同族的情感是不够的，还要体验异族之心。今年我写了一组《鸟市诗》（“鸟市”是乌鲁木齐的戏称和别称），其中有一首《寒冷融化内心的冰雪》：

　　黄昏的二道桥格外阴郁/从车站到大巴扎的路格外漫长/穿过异族人群，我赶赴/一位异族朋友的晚宴/“异族”这个词是谁发明的？/至少不是鸟市的新辞藻、新花样/似乎也不是格鲁吉亚屠夫的专利/但当他说到“民族团结”时/同时从牙缝蹦出“互为异族”/想到今晚异族朋友也会喝醉/一边落泪一边弹琴、唱歌/想到世上异族像我同族/一样的奔忙生计/一样的牢骚满腹/一样的孤单寂寞/一样的生老病死/我在内心捂热“异族”一词/并把它轻轻挪开、放下/希望它滚得越远越好/是的，只要绝望还没把我击垮/寒冷，有时也能融化/内心的冰雪

　　这是现实层面上的新疆，当然还有自然、历史、文化、文明等层面上的。关于新疆，我有过几个表述，譬如“一席自然的、风情的、文明的盛宴”（《新疆盛宴》），“美的自治区”，“以天山为书脊打开的一册经典”，“启示录式的背景”，“大地的原典和心经”……我一直在修正自己的表达，这与认知的变化和深入有关。“新疆表达”对每一个写作者来说，就是一种个人表达。

　　汉语的象形很有意思，我觉得“畺”和“疆”是为新疆专造的：三山两盆，持弓守土。何为新疆？新疆是西：西域、西极、西陲、西部、西疆。对于中国古人来说，西是天边的事情、远方的事情。而对于佛教徒，西是西方极乐世界，是天上的事情。《易经》上说：西从金、从泽，金生水，水生木，木生土……这个土就是我们珍贵的疆土。《易经》上还说，西从秋、从羊、从口，分别指的是西部的肃杀性、游牧与漂泊、以及歌咏般的感性色彩。下面是我去年写的短诗《疆》：

　　1.住在弓上/住在土里/住在高山和盆地//大隐隐于疆

　　2.持弓守土者/身旁的/疆/丢盔卸甲者/天边的/畺

　　3.弓上的月光/土里的流亡/三山两盆的雪和沙//斯人嘘叹/恰在咫尺天涯

　　新版《新疆诗章》最近由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出版（2009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过初版），精选1990年至2015年新疆题材诗作77首。第13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演讲稿《当我写下一行诗》为“代后记”。有人将《新疆诗章》和《新疆词典》、《新疆盛宴——亚洲腹地自助之旅》称为我的跨文体“新疆三部曲”。

　　这里主要谈谈《新疆词典》。这本书写了十年，是十年的积累。去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增订版与2005年的旧版相比，变化很大，淘汰了原书的三分之一，补写了40多篇，形成现在的111个词条。

　　我对词典式写作很感兴趣。1990年代初，读到美国作家安比罗斯·比尔斯的《魔鬼词典》（又名《愤世者词典》）时，就很受启发，有了写“词典式散文”的愿望。后来读到米洛拉德·帕维奇的词典体小说《哈扎尔辞典》、福楼拜的《庸见词典》、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自传《米沃什词典》等，都对我有影响。词典体散文，一方面容纳性大，形式杂糅，文体交错，具备多重视角，有助于呈现新疆的广博与深厚、丰富与多元；另一方面，它的互文性和跨文体色彩，接近我诗歌中追求的“综合抒情”和“混血之诗”，能把现代学科中的“超文本”概念有效地引入文学创作领域，是对散文的一次解放。有人认为：“词典式散文写作，既是向古代笔记的致敬，更是一种对古希腊哲人以降的断片写作的继承。”

　　《新疆词典》有111个词条，涉及人文、历史、地理、人物、动植物等广泛的领域，并将散文、随笔、札记、童话、日记、书信、传记、剧本、散文诗、传奇故事、田野调查、微叙事等十多种文体纳入此书。旧版采用的是主观排序，而增订版采用采用汉语拼音的英文排序，如A下面的“阿拜”等，B下面的“巴扎”等，C下面的“尘埃”等，编排更清晰，更像一本“词典”，便于读者查找、随性阅读。你可以挑感兴趣的词条先看，也可以翻到哪儿就看到哪儿，可以从前往后看，也可以从后往前看。这样，也带来了多种阅读方式。

　　《新疆词典》是一部多义的、开放式的“词典”。也许一百个读者会有一百种读法和理解。有朋友说《新疆词典》是“一本可以无限写下去的书”，或许再过10年，我还会进行一次大的修订。我还在想，以后能不能写一部纯虚构的《新疆词典》，就像卡尔维诺《隐形城市》那种写法。或者一部讲故事的《新疆词典》，类似《一千零一夜》。这样一想，“新疆词典”的未来就有了各种可能。

　　今年“花地文学榜”评选，《新疆词典》和《沈苇诗选》都进入提名了，一看我有两本，就把《新疆词典》拿掉了，结果是《沈苇诗选》获了奖。颁奖典礼前，《羊城晚报》的记者问了我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新疆词典》无疑是你最重要的散文集，为什么会开始用散文书写新疆，且耗时十多年之久？你曾写道：‘诗人们纷纷去写散文了，就像少女转眼成了中年妇女，身上出现了太多的赘肉、脂肪，骨质也有点疏松。十个字能写好的东西非要用一百个字去说。这是饶舌主义和稀释学的一次大胜利。’你对散文的看法是否有发生一些变化？”

　　我的回答是：“如此看来，通过《新疆词典》的写作，我完成了对自己的一次超级‘反讽’。我不是‘文体优劣论’者。但在任何场合，我从不回避自己是一位诗人。诗歌之外的写作，如散文、评论、舞台艺术、旅游手册等，既‘不务正业’，又是额外的补偿和奖赏。既然是‘不务正业’，就没有什么负担，可以写得自由自在一些。我写散文，不和散文家们去比，只和自己诗歌去较真。我也不想成为‘专业’的散文家。散文在我，是诗的延伸。”

　　《新疆词典》是我立体、多角度表达新疆的一次努力。文学要为我们热爱的土地去蔽、复魅，还原一个真实的新疆，寻找“亚洲腹地的精神地理”。《新疆词典》是“寻找”的产物，有人评价是“去地域化的地域性写作”，但我还是在寻找一种“精神地理”，十年漫长的“寻找”。

　　概括来说，我理解的“亚洲腹地的精神地理”，是一种“正午精神”、“正午气质”，也即加缪所说的“正午的思想”（地中海精神）。新疆位于古地中海（特提斯海）的边缘。因为新疆文化“向西开放”的特征，我常常能感到西域与希腊、地中海乃至欧洲的某种隐约关联。在消失的特提斯海边，西与东、近与远、过去与未来，都融汇成一个整体，一种正午的此在。我想起加缪对虚无的反抗，他说：“如果说，古希腊人制造了绝望与悲剧的概念，那总是通过美制造的……。这是最崇高的悲剧，而不是像现代精神那样，从丑恶与平庸出发制造绝望。”（《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参见《新疆词典》最后一个词条“正午”）“亚洲腹地的精神地理”也好，“新疆精神”也好，如果存在，就是一种反抗虚无和死亡的精神。这是我通过《新疆词典》的写作想要表达的。

　　《新疆词典》出版时没有前言、后记，后来我用诗的方式补写了：

　　前言  “世界的存在是为了成就一本书”/她愿意成为我的一本书吗？/因为她已是大地的心经和原典

　　后记  我找到爱她的111个理由/ 同时得到166万平方公里的忧伤

　　颂扬苦闷与扞卫热情

　　今年获第13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时，《南方都市报》记者问我：“你现在写诗可能会多一些使命感在里面吗？”我的回答是：使命感这个词大了一点，更多的是忧虑，对人的一种忧虑吧，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变成这个样子了。当然，这种忧虑跟生活在内地的人的忧虑也有相通之处。只不过，边疆生活出现了加倍的忧虑。但即便如此，我仍然坚持不要为亲人和朋友过度焦虑。你焦虑的话就把一个负能量传递给他了。尤其不要为孩子、老人焦虑，要为他们祝福，你有一颗祝福之心，就会把一种好的东西传递给对方。看来，我们的写作中，仅仅“以忧解忧”是不够的，要超越焦虑、忧虑，去祝福、祈祷。诗歌在不祝福的时刻祝福，在反祝福的地方发出祝福之音。从祝福到祈祷，是诗歌要走的漫长的路。

　　或许有人理解这是在追求一种“美的东西”，但我想说，有时，表达不美的东西也是对美的一种找寻。除了美，还有至高的真和善，它们是存在的。最近一位南疆的画家朋友给我看了“7·5”之后的画作，很阴郁，很诡异，很狰狞，也很震撼。他说自己已“深刻反思”、“脱胎换骨”，我看了却感到不安，在给他的邮件中引用了薇依的话：“直接与恶对应的善，远非高层次的善。”当你直接用狰狞来反抗另一种狰狞的时候，就降低和消解了内心的真和善。现代诗也有这个情况，有些作品变成了个人病例，留下太多的“妄言”和“咒语”。我不是在批评有些诗人，他们真把诗写成病历了，诗歌体的病历。现代诗，挣扎、徘徊在“咒语”和“祈祷”之间，在寻找自己的正道和未来。

　　从加缪的“正午的思想”和“反抗虚无”，我想到了最近读过的对我有影响、有启发的几本书：83岁的米兰·昆德拉写的薄薄的小说《庆祝无意义》，约瑟夫·布罗茨基的《小于一》《悲伤与理智》，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的随笔集《扞卫热情》（我主编的《西部》已连续三四年刊发他的专辑）。无意义、虚无感等，或许正是写作的一个重要源泉，所以才有了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庆祝无意义”。而布罗茨基的“小于一”，使人想起而卡夫卡的话“一个诗人比社会平均值还要小”，扎加耶夫斯基进一步说：“诗人比‘没有’还要少。”这样的“小”和“少”，这样的认识与真谛，让我们回到写作的原点与起点。

　　人活在世上，常有一种切身体验：感到自己是一个零，一种负存在，有时，生存变成了一个幽灵化过程。这不是我的绝望哲学，而是有一种憾人的真实和真相在里面。我们需要面对这个真实、真相，就像西西弗斯面对一块巨石一样。你不面对，回避，逃避，就会被生活的巨石压垮、压死。

　　《颂扬苦闷》是布罗茨基在美国达特默斯学院1989年毕业典礼上的致辞。听上去他好像在对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泼凉水，其实不然。他说，“当苦闷袭来，你们就沉湎于苦闷。让那苦闷压垮你们，你们干脆沉下去，一直沉到水底。就整体而言，在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时你们会发现这样一个法则，即你们越早沉到水底，便能越快浮到水面。”布罗茨基引用了弗罗斯特的诗句“目不转睛地直面糟糕”，所以要欢迎苦闷，把全部的窗子打开迎接苦闷。而扎加耶夫斯基针对东欧文学中泛滥的“反讽”时说，“热情与反讽，并非两个对称的概念。只有热情才是我们文学建筑的基础材料。反讽，当然不可缺少，但它只是后来的，是‘永远的微调者’。”相对于反讽，加扎耶夫斯基站在“扞卫热情”一边，这就意味着：对于存在，对于“无边的现实主义”，我们的适当态度是尊重，从而远离那些惯以嘲讽贬低存在而赞美虚无的人。因此，“扞卫热情”在本质上接近加缪意义的“反抗虚无”。经由“庆祝无意义”、“颂扬苦闷”去做到“扞卫热情”，写作一个“新安泰”，在同时接触大地、天空和人群时恢复了力量。这种热情和力量，使我们保有一颗美善之心，永远都在出发，踏上求真之路。

　　在新疆生活，我曾经有一个梦想，希望成为西域三十六国随便哪个小国的一名诗人。此刻，我更愿面对置身其中的现实：地域，时代，边缘境遇，对潮流的旁观，个人命运与他人命运的切身性和同一性，等等。文学是什么？文学是一种力量，因为文学改善我们内心，进而改善语言的现实处境，是抵御种种野蛮裹挟，免于心灵碎片化、齑粉化的一种力量。在说出足够的“不”之后，我们需要更加有力地说出“是”。不必说生活如此美好，或者何等糟糕，我只想说：经过诗和文学打量、审视的人生，值得我们一过！

　　谢谢大家这么耐心地听完我的讲座。最后给大家朗读一首 《沙》（2013年）：

　　数一数沙吧/就像你在恒河做过的那样/数一数大漠的浩瀚/数一数撒哈拉的魂灵/多么纯粹的沙，你是其中一粒/被自己放大，又归于细小、寂静/数一数沙吧/如果不是柽柳的提醒/空间已是时间/时间正在显现红海的地貌/西就是东，北就是南/埃及，就是印度/撒哈拉，就是塔里木/四个方向，汇聚成/此刻的一粒沙/你逃离家乡/逃离一滴水的跟随/却被一粒沙占有/数一数沙吧，直到/沙从你眼中夺眶而出/沙在你心里流泻不已……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