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墨卡托基金会中国代表阿克曼、Aha社会创新学院创始人顾远、英国国家科技艺术基金会（Nesta）首席执行官周若刚
“创新”几乎是当下最热门的词，我们几乎言必称创新。曾有媒体做过调查，让读者票选最伟大的创新，结果互联网、iPhone等产品榜上有名。这个评选其实暴露了我们对创新常见的两大误区：其一，我们想到创新，通常是想到某种具体的事物，而很少提到模式、服务、理念上的创新；其二，我们很在意科技上的创新，而忽视社会层面的创新。
基于此，6月14日举办的2015夏季墨卡托沙龙就聚焦在“科技创新与社会创新：可控的创造力与去中心化的未来”这个话题上，两位中外专家：英国国家科技艺术基金会（Nesta）首席执行官周若刚、Aha社会创新学院创始人顾远，就在墨卡托基金会中国代表阿克曼先生的主持下，围绕创新展开了一场对话。
创新不一定非要出一些“新”东西
周若刚认为创新不一定非要出一些“新”的东西。比如创新这个字母“Create”要看R和E两个字母，RE是再循环利用、再发现、重新的意思，重新发现过去的东西，并且把他们应用到当今的问题。
顾远也强调，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创新是创造新的东西”是一种误解。顾远认为德鲁克的定义很好地阐释了创新：“创新是创造一种新的用户价值”。这个概念很简单，却有两层意思：1.创新是一种价值；2.创新的主要价值不在创新者，而在用户。换言之，判断一个事物是否为创新，不是由创新者说了算，而是由用户说了算。是否解决了用户的需求才是判断创新的标准。
周若刚补充说，为什么创新现在非常流行？因为现在创新主要体现在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70%到80%的经济增长是直接或间接来自于创新。
创新不都在高精尖领域 幼儿园就是一项伟大的创新
对于社会创新大家也有很多的误解。顾远说曾询问别人什么是创新，有很大一部分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某种具体的产品，或者是跟科技有关的东西，而很少有人提到模式、服务等社会领域里的创新。顾远举了一个例子，他认为幼儿园是一项伟大的创新。因为幼儿园不仅能对孩子进行早期教育，还将妇女从家庭中解放，使她们得以回到职场。
周若刚讲道：“我们要多讲一些社会创新，而不是科技创新。要尝试不同的社会模式，才有新的技术以及新的模式，从而改变我们的社会。”顾远称，在今天中国的创新中，相当多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的创新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对社会问题本身的关注比较少。创客们很炫的技术是否真的为用户创造了价值，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把注意力从技术本身转移到对人的关注。
顾远认为社会创新是针对真实社会问题的，并且是和受到这个问题困扰的用户们一起去探寻解决方案的，最终目的是创造出他们认可的价值。过去可能更多强调技术本身的发展和单一的价值（比如财务价值），欠缺了对用户的关注，欠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这种创新欠缺对社会的影响。
创新为什么变得人人可为了？
顾远还提出一个观点：“在这个时代，创新人人可为，不再被科学家和发明家所垄断”，基于这个观点，他给出了以下三点分析。
第一，时代的变化。今天这个时代不再是线性发展的时代，不是可以被规划的时代，而是一个多元化的，权利高度分散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第二，技术的发展。过去能源的生产是大规模的发电厂、大规模的电网才能输入到每个人家里面去，我们是受控于集中的权力机关的。而如今这个现象也有所变化。
他举了两个例子：1.最近有一个新闻，讲的是有一个人在自家屋顶上安装了太阳能发电设备，跟天津市的国家电网形成了协议，可以把多余的电反向输出过国家电网。这个例子意味着，能源是分布式的，而非单向输送的了。
2.一个视频讲美国的残障小女孩用3D打印的方式打印出了一个机械手，并能正常使用。这意味着普通人掌握了制造生产工具的能力。如果北京再开一次奥运会，可能我们就再也不会看到超市禁卖菜刀的新闻了，因为不需要买，人人都可以在家里打印一把出来。
第三，知识的普及。知识变得民主化了，学习也变得民主化了。相比与以前，知识变得唾手可得了。我们能够介入网络通过慕课方式接受到最好的教育。当掌握了知识以后，我们就具有了改革社会的能力。
顾远：中国文化不鼓励创新和试错更鼓励追寻古人的智慧
企业家、政府和学者，究竟谁是创新的背后动力？周若刚认为这需要政府投资和商业推广两方面的合作才有价值。比如说互联网是政府机构发明和资助的项目，而互联网的价值则是成千上万个创业家发现的。iPhone、iPad核心的技术，很多都是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只不过苹果很聪明地将其进行了商业化的应用。
顾远则认为，创新的来源或需求主要是是创业家个人。他认为激发创新不是依赖单一来源，而是需要一个有效的生态体系。中国创新的生态体系是严重欠缺的。比如文化上，中国文化是不太鼓励创新的，更鼓励人们去追寻古人和长者的智慧。此外中国文化不鼓励试错，而有创业城之称的硅谷，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容忍错误。
政府在创新中究竟应当插手到何种程度？顾远认为中国政府在推动社会创新上不是该做什么，而是不要做什么。创新不可能被规划、预设和控制。政府可以提供资金，交给专业的第三方机构运作，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避免浪费。
顾远认为公民自下而上的微创新可能会更有前途。因为他们能够深入了解内在需求。周若刚也认为，最好的感受都是来自于用户的反馈，而不是创新者本身。
对于如何创新，顾远认为创新不是一群天才坐在实验室里面规划就能完成的。真实的创新是对用户有深入洞察，然后产生出足够的主意，并在真实的环境里面测试，测试以后还要进行改进。这是一个不断迭代的过程。
两位嘉宾一致认为，创新并不意味着和传统割裂，在创新的过程中要寻找本土资源。比如两位都举了慕课的例子，很多人以为慕课是新东西，其实慕课大多是借助远程教育实现的，因此能够做到一对一教育，因材施教。而以人为本、因材施教等教育理念，实际上在孔子的时代就有了，那时他们上课都是以对话的方式进行的。
顾远认为，如今是分享经济和信任经济的时代，过去在经济体系里面，生产者和消费者是截然分开的，而且双方的利益是冲突的。而今天的分享经济让双方的利益趋同，角色之间也日渐模糊。
在创新的过程中遇到阻力怎么办？面对这个问题，顾远认为真正顺应时代的创新是很难被阻止的。很多人不断地做，证明创新有效后，就会吸引更多的人来用了，最终倒逼政府去发生改变。比如“免费午餐”这个项目，一开始只是一些媒体人在做，后来越来越大之后，政府注意到了这个事情，认为很重要，所以决定把免费午餐纳入到政府公共预算里面，变成了社会福利的一部分。
周若刚：创新需要足够的“抄袭”
当前很多企业都面临抄袭的指责。我们应该如何定义模仿、抄袭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呢？周若刚认为，模仿是很好的事情，在创新的过程中应该更多地模仿、复制，这是一个健康的过程。
作为一个英国人，周若刚特别点评了中国的创新之路。他认为，中国人在模仿方面是很擅长的。从民间看，中国是一个吸收性很强的国家。但是在政府和NGO层面，却缺乏足够的复制和抄袭，没有进行创新性吸收改造。
顾远对抄袭的见解则更为激进，他认为，当今的互联网环境下，不被抄袭是不可能的：“如果你的东西被抄袭了、被模仿了，你要这么安慰自己——模仿是对自己创新最好的恭维，因为有人去模仿你，有人真的欣赏你这个东西。”他认为，如果实在没办法防备抄袭，那就不要防备了，不如努力获得更大的创新能力。比如电子书被复制、拷贝是不可避免的，今天的出版业就要努力提供阅读之外的其他价值，比如在读者阅读的过程中，满足他们表达观点和交流心得的欲望，这种增值服务就有非常大的价值。
对于拷贝或创新的问题，顾远认为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创新其实是叠加的。如果把创新是做一个个体，他自己是有自己的生长能力的，会自动地把相关联的领域、用途拉到一起，然后组合成一个新的用途。人类是这么发展的，技术是这么发展的，创新也是这么发展的。
如何区分：什么是好的创新，什么又是坏的创新？
周若刚认为，创新具有能够满足社会和公众需求的价值。但是面临这样一个道德问题：如何区分创新的好坏？有些创新会创造价值，有些是摧毁价值，谁能从创新中受益呢？
顾远也认为，同样一个事物，对于不同用户而言看到的价值是不一样的。比如次贷危机中的衍生产品对华尔街的银行家们，以及对希望在这里面有投机行为高速牟利的人是有价值的，但是对于其他的人是没有价值的。
周若刚认为对于创新，当我们不能够知道这个创新未来是什么结果时，不能够太早地去判断创新本身的好坏。只有这样，那些基本的研发才能够在更好的环境中发展，而不会受到框架的限制。而到了使用的阶段，则需要更加谨慎一点，需要预判创新可能会带来什么潜在的影响或结果。比如英国的基因测试序列实验，共有10万人参加，这个对于人类基因的研究是有益的。但是若被一些保险公司所掌握，他们就会对某些病人进行有针对性的歧视。
顾远认为，有两种对待创新的态度。第一种态度，在我确定它肯定没有害处之前，永远不用它。第二种态度，只要目前无法证明它有害，我就应该去用。这是两种对待创新的态度。从积极的角度看，显然第二种更可取。（文/李岩 姜文琪）
（实习编辑：葛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