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长年研究古典文学，文学史家、文艺理论家陈伯海先生的思考却并不局限于此。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研究可谓驳杂，因为驳杂，而非专精，所做学问也是“半生不熟”。而他这么说，是因为在他看来，自己虽然一辈子都在探索，但所做的研究并没有达到他心心念念追求的那种完善、成熟的境界。
当然，这只是陈伯海的谦辞。他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横跨唐诗学、古代文论、美学、哲学和中国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其中的《唐诗学引论》《中国诗学之现代观》是中国诗学研究的权威著作；他关于“宏观文学史”的新思考，“文化即人化”的新观念，及对“生命体验美学”的开创在学界有广泛影响。
今年，陈伯海已届80岁高龄，上海社科院出版社适时推出六卷本《陈伯海文集》，可以说是对他多年学术研究的回顾和总结，也是中国文艺理论界的重要收获。他任职多年的上海社科院文学所，于日前为他举行新书座谈会暨学术研讨会，毫无疑问包含了对他学术贡献的肯定与高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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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论’，以前叫做‘诗文评’，是一种当代性的评论，是活生生的文学批评”
诚如陈伯海自己所言，他的思考涉及方方面面，但回顾一生思考所系，归总起来其实就一个焦点，即思考传统和当代的关系，思考如何激活历史资源以创建民族新文化和新学术。他说：“我的专业是古典文学，是属于传统的，但我这个人，我很明显地意识到我是当代人，我脑子里装满的是当代的思想。作为一个当代人如何面对传统？如何能把传统引入当代？这是我一直要想解决的问题。基本上我的整个思考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这话看来寻常。当下似乎谁都能认识到，创新是不能凭空而来的，创新不能离开传统的依托。实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用陈伯海的话说，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过一些教训的。比如说，从诗经算起，我们民族有3000年文明的传统，而近一百多年，我们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事实上也构成了我们的传统。按常理，有这么丰富的传统，我们当然不缺少创新的资源。“但过去，我们采取什么路子呢？我们先是用外来的文明压制我们的传统，外来的就是先进的，是好的，传统的就是旧的，把它压制了。然后用苏联先进文化否定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然后又抵制苏联文化，最后在‘文革’当中，把我们自己一百多年的积累，包括左翼文学、革命文学也打成文艺黑线，结果只能凭着几个空洞的口号来构建样板，这就相当于把我们的创新逼到一个很窄的死胡同里面去了。”
所幸任何的创新都是建基于传统之上的创新，在当下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而以陈伯海的理解，传统越是厚实，创新的空间就越大。问题是，该怎样让创新的种子，从传统文化的土壤里生长出来？这就涉及到话语转型的难题。就拿陈伯海孜孜以求的古代文论来说，它毫无疑问是一种非常富于民族特色的理论话语，是置身于世界各民族之林亦不会丧失其独立品格的话语。但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这套话语因难以适应变革的需求而遭受冷落。
而古代文论的“失语”，从根本上说，是源于我们对其认识有很大的偏差，在相当长时间里，我们也没能找到合适的路子来激活这一丰富的资源。在陈伯海看来，“古代文论”的称谓本身，事实上就很成问题。因为古文论的传统是在我们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积累中逐渐形成的，但古文论作为一门学科，却于20世纪方始建立并得到定名。“这之前，它不称作‘古文论’，而叫做‘诗文评’，这意味着它是一种当代性的评论，是活生生的文学批评，而我们的文论传统便是立足于这一活生生的态势得以不断的充实和完善的。进入20世纪以后，原有的‘诗文评’，似乎成了历史的陈迹，成了文化遗产，于是有了‘古文论’的称呼。‘古文论’者，已经消逝了的文论话语也。”
但“古文论”真的消逝了吗？换句话说，我们眼下大量挪用的西方文论，或是由西方文论“嫁接”而来的当代文论，在解释中国事象时，就全然有效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陈伯海举刚去世的艾布拉姆斯的理论为例表示，其名著《镜与灯》所归纳的作品、艺术家、世界和欣赏者四个要点，固然足以代表艺术活动涉及的各个基本方面。而用做分解艺术批评的坐标，则是依据西方文论诸流派各自分流、彼此对立的事实，跟我国文论诸流派强调相互联系的实际情形很有距离。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代文论多套用西方文论来分析中国事象。比如，已故美籍华裔学者刘若愚撰写的《中国的文学理论》贯通中西，其精辟见解令人钦佩。但在陈伯海看来，他套用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论，给中国文学理论进行分类，却并不可取。“因为在我们的传统里，我们更习惯于从互相联系的角度来看问题。打个比方，我们通常所说的‘诗言志’以‘志’为核心，把作者、作品、读者、世界四个方面组合成一个整体，就不同于西方文论的”分流“与”对立“，因此，要把中国的事象，强行纳入到艾布拉姆斯的理论框架里去，就不免显得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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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演变为‘中国文论’，传统文论话语才会有持续生存和发展的远大前程”
由此观之，我国文学理论，如何融汇传统与西方来有效地解释中国事象，进而达到自己的理论创新，是我们当下面临的一个挑战。这不仅是出于古代文论学科建设的需要，也是中国文学、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陈伯海举例表示，唐代大诗人李白在传统批评中被目为“天才”、“天仙”，其风格称之为“豪迈”、“飘逸”等，都是以传统理念为依托。引进“浪漫主义”的概念后，文学史家开始用新的眼光来打量李白，我们的古代文学史也称李白为浪漫主义诗人。“前几年我去外地参加‘文学遗产论坛’，有一位发言者就在报告里质问：‘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吗？’我细想一下，就觉得这个质问很有道理。打个比方说吧，西方浪漫主义诗人大多对传统抱有一种反抗态度，力图打破陈规旧律的束缚，而李白却相当尊重传统，其乐府诗的创作，便自觉体现出向古乐府学习的意向。又比如，同是写的‘自然’，西方浪漫主义诗人心目中的 ‘自然’具有与‘文明’相抗衡的意味，歌颂自然即表明叛离社会。李白笔下的‘自然’，则是意指多从日常生活中去寻求自然的境界。两者之间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浪漫主义”理念在李白研究中没有积极意义。恰恰相反，在陈伯海看来，李白在传统批评中被相对忽略的一些方面，由此得以充分显露出来。然而，要是完全脱离开古代文论，径直以西方文论来解读李白，却会造成让人啼笑皆非的错位。如此，切实的问题在于，我们该怎样在现代框架下来激活古代文论，让其与西方文论进行“对话”与“视界融合”，建立起双向交流、互为中介的关系，以期对中国事象达到真正的理解？
以陈伯海的理解，这诚然需要我们对中西文论持双重视野的观照方式。但至为重要的先决条件是，我们要让传统批评从封闭的、已然完成的状态中解脱出来，重新面向现实，面向当代文化的运作。而一旦这样做了，且行之有效的话，古文论也就不再定格为“古文论”，它会以多种形式进入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构建，成为整个当代文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只有使自己演变为‘中国文论’，古文论传统才会有持续生存和发展的远大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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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文论’，我们要改还原为创新，从‘史’的清理，走向”论“的重建”
陈伯海的这个设想，概而言之即为“古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转换生成的中心目标在于将传统诗文评蕴藏着的普遍性意义发掘出来，给予合理的阐发，使之与现代人的文学活动、审美经验乃至生存智慧相连结。但在很多人看来，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属异质文化，不具备可通约性，传统不必要亦不可能参与当代文化的运作。这也是陈伯海提出这一设想时引起颇多争议的原因所在。
在陈伯海看来，种种争议不足为怪。究其因在于，我们过去对待古代文论，向来持一种“照着讲”的研究思路。“所谓‘照着讲’，大致来说，就是立足于还原，专注于‘史’的清理，即是在一种封闭的状态里做研究。”而如果我们换一种视角，改单一的“照着讲”为如哲学家冯友兰提倡的“照着”和“接着”双管齐下地“讲”，就会对“古代文论”持不同的理解。陈伯海表示，这是因为“接着讲”强调创新，侧重“论”的重建。
如此一来，对传统文化做现代意义上的阐释，便顺理成章了。在陈伯海看来，我国现代文明的建设亟需这样的“阐释”，因为如果没有传统的因子经阐释后参与到现代文明的有机构成中去，则我们的现代文明很容易沦落为外来文明的附庸，它只能片面地接受外来的影响，亦步亦趋地追随外来文明的足迹，却难以将外来形态通过批判、消化以摄入民族文化心灵的内核，更不用说凭借双方的互补互动以生成既富于民族特色又具有现代性能的新文明形态了。
确乎如此。诚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朱生坚所说，就学科建设而言，陈伯海提倡的“古文论的现代转换”，可谓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这意味着古文论不仅仅归属于某一学科，甚至也不仅仅是一种学院式、书斋式的知识，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文学理论体系，或显或隐地作用于古代以至现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传播、接受、评论、研究等各个环节。”而如果放到全球的视野里来，对当下在不断碰撞与融合中探索与寻求发展新思路的中西方文明做一比照，更会发现这一“转换”有其内在的必要性。
如陈伯海所言，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西方人本主义，正经历深刻的危机。出于对这一理念反省而被肆意张扬的非理性主义，也因张扬过甚而导致理性的消解，陷于如福柯宣称的“人死了”的极端。也因为此，西方思想家们意识到要超越“主客二分”，从而提出“交往理性”、“视界融合”、乃至“生态伦理”等，企图在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重建一种相互尊重与亲和的联系。但这“主体”与“客体”，“我”与“你”何以能得到沟通，社会人群间的平等交往凭什么实现，乃至人和自然物种间的伦理关系当如何建立，等等。在陈伯海看来，仍需要从学理上找到根据。“‘天人合一’恰足以担负这一使命。”
而天人合一、群己互渗的超越性生命境界追求，以陈伯海的理解，正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中极有价值的部分。同时，传统文论话语中所蕴含着的那种对生命本原的直觉感悟式的审美体验方式和诗意言说方式，以及视文学文本为饱和着多种生命内质的有机结构与生命形态等，均可通向现代人的生存状况与生命体验，且恰恰是现代文论话语系统，及作为其根底的西方文论话语系统所缺乏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发扬我们民族自身的传统，使之参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构建，将理性的追求与生命的追求相互结合起来，以形成现代人的更为完整也更为充实的生命体验和审美体验方式，岂不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吗？”
事实上，陈伯海最初选择把唐诗作为其学术研究的“原点”，即已包含了这样的诉求。在他看来，唐诗作为民族文化传统中发展最为充分、特色最为显著的一种文学样式，以它为典型，可以从中揭示出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审美经验。而经过现代阐释后的古文论，在应用于古典文学研究并取得成功后，可以进一步推广于现当代文学以及外国文学的研究领域，特别是那些与中国古典文学性质相接近的文艺现象上，以求得传统理念与当代理念、民族经验与外来经验的会通。“这是中国文论建设上更具有决定性的一步，也是中国文论能否建成的重大考验。”
（实习编辑：葛润）
